我与三年“苦日子”生活

★此文敬献给“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116华诞★

我与三年“苦日子”生活

向  昌  德

饥荒，我国“杂交水稻”未推广种植之前，饿饣孚遍野，十室空半惨状，定期不定期的发生，是中华大地上不可避免的、最可怕的灾难之一。

我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少年时，“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碰上了1960-1962年三年“苦日子”生活。“往事已成空，如一梦中”，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社员群众搏斗“生死关”，一切为社员群众生命和舍已从人的精神，不时地有似无似地萦绕心中，肃然起敬。我、我家、我大队社员群众生命从尘埃中捡起，不能忘记……

一、乐极生悲——1958年的大丰收大浪费

天帮地助人大干，1958年农业是一个几十年难遇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年。这一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稻谷大丰收外，出现了许多“大跃进”奇迹。一是粮食总产和往常平年比，增产2-3成。那时，公社有规定：从公社干部到大队、生产队干部，从青年到妇女都要搞粮食高产“试验田”，放“卫星”。“卫星”即劳动效益比一般劳动效益高出二倍或三倍。我二叔种了2亩“试验田”，收成好的年分收10担谷（约1000斤）就是“金满斗”了。而这一年扎扎实实收了20担谷，翻了一番，放了卫星；二是杂粮也是大增产，红茹 、包谷、粟米、豆类等比往年增产一倍二倍。此情此景，许多七老八十的老人都惊喜地说“托毛主席的福，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好年成”。三是茶油、桐油大丰收，我们生产队常年产茶油在400斤上下，桐籽在100担左右。这年茶油增产五倍，桐籽增产二倍以上。生产队社员把所有的坛坛罐罐装满了，还不够用，生产队只有派人到洪江买了几十个大缸子回来装油。除了农业丰收以外，大队通了电话，有了广播，建起社员看病、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站”……

农业大丰收，乐不可支。公社干部按照上级指示，一时要“大办农业”，一时要“大办粮食”，又一时要“大办钢铁”。“大办”要钱，还要劳动力。稻谷还有一半未收，公社、大队一个晚上，将青年、壮年劳力，编成“民兵连”、“民兵排”，全部调去“大炼钢铁”。到嘴边、仓库门口的稻谷、油菜、油桐让给了半劳力的老年和学校小学生收割。他们起早贪黑，大干苦干，力不从心，有的稻谷、红茹、粟米等收一半，留一半在田里、山上；天下雪了，那些深山、边远的稻谷、杂粮等干脆不收了。第2年春天，未收的稻谷、红茹新苗长满了水田和土番土。

社员劳动按月发“工资”，一等劳力月工资18元，二等14元，3等10元，还有8元、6元的。亘古未闻，开天劈地的喜事。接着，每个生产队办起了“共公食堂”，吃大锅饭，不定量。中国几千年，在那个朝代，哪个皇帝如此爱民？

好事、喜事连连、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骄傲起来了。他们把自己视作党的“化身”，我行我素。社员群众对他们提“意见”，听不进。甚至拔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五风”即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应运而上。“五风”吹到哪里，哪里的社员群众吃苦，农业生产也遭殃。

战晴天、斗雨天、干雪天、毛毛细雨是好天！

爷爷学黄忠，奶奶学太君，青少年学罗成，妇女学穆桂英，人人都是英雄汉！

口号响云天，“五风”刮乡间。

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种阳春几十年的“里手”。他们对“大跃进”涌现出的新事好事企望很高很急，对党、对毛主席忠诚不渝，对县、公社说话照本宣科，执行不做样。

我所在生产队队长是个“能吃苦，能带头，能干事”的能人。他也是个忠实地执行“五风”的干将。他一手挥舞着“棒子”，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凭“两子”指挥社员农业生产。

 “棒子”是压制、强制社员做违背农时，违背科学方法搞农业生产的；“帽子”是对敢于抵制“五风”行为的人，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大批大斗用的。

生产队长每天5点起床打锣喊工，从下团到上团，又上团至下团，喊了几遍，天还没有亮，社员出工了，是出工不出力。劳动时，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干脆找一把干草，选个角落，躲在一边睡觉。太阳出山了，回食堂吃早饭，一个早晨的“共混”（工分）到手了。

生产队长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死搬硬套，搞一刀切。密，他强迫农民插秧2×2寸、2×3寸，密不透风，密不见行；肥，他强迫农民挖老山土，担塘泥，割木叶，铲中堂屋脚板泥，肥料越多越好。有的水稻因过于密和肥，禾穗刚结谷，就倒了，造成大减产。深，他强迫农民犁田8-9寸，把老底子黄土翻了过来，破坏了水土保养，天稍一旱，稻田就龟裂了；

“首长万万千，到了生产队，大官小官闭上嘴，队长说了算。”

生产队长强迫社员在冷浸田、二干田种“双季稻”，第一季度收割300斤，第2季好的收过几十斤、百把斤，大多数是抽穗就碰上了寒露风，谷死胎中，两季收成还不如一季中稻产量高；

1959年是一个减产年，我们生产队粮食总产比1958年丰收减产几成，油茶产量似乎为零。可是，公社、大队干部坚持要按1958年丰收年的产量上报。更叫人惑解的是，把“老鼠吃的”、“麻雀吃的”、“地上掉的”、“稻草上打不脱的”粮食，也算成是产量，加到年粮食总产量中去。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虚报的产量，造成国家宏观计划失真。

国家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定购、统购粮油任务本来就过高，还一年年的加码。1960年久旱不雨，水稻大减产，杂粮基本无收。这一年全大队各生产队社员口粮在250斤-300斤左右，而上交的粮油任务不减，许多生产队是国庆节前送“爱国粮”，元旦节后国家给生产队“返销粮”。社员们批评说：“城隍庙里抬岩——累鬼！”浪费劳动力外，那300斤粮食（还有杂粮），对农民来说，连谷壳吃也不够，与人体营养需要和劳动艰辛付出的热量需要差距很远。

纸上谈兵，唯上是从，误农误时，害人害已。白露前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接到上级指示，要大种小麦、油菜和绿肥。此时也正值油茶、油桐收摘。生产队长组织男女老少劳力集中在枞树坳开荒种油菜，山上的油茶、油桐不让摘。有位老贫农对公社、大队干部做法不满，编了一首顺口溜说：“公社干部好奇怪，茶籽不摘种油菜。大队干部好糊涂，茶油不吃吃菜油。”当天晚上，公社派来一位武装部长，召开社员会，要大家揭发批判“顺口溜”的编造者。编顺口溜的人是大队副书记的父亲，历史上清清白白，土改根子，他听说要批斗，即主动站起来说：“是我讲的，大家评评理，我错了，要杀，要批由公社干部决定。”

公社干部见没有“敌人”破坏，社员们又站在老贫农一边说话，说了几句教育的话，也就散会了。

蛮干、盲干、穷干，山雨欲来风满楼。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不可避免地、罕见的人间大灾难悲剧的序幕拉开了。

二、焚膏继晷——我和同学一边劳动一边见缝插针读书

在“三面红旗”飘扬中，我于1959年秋考入会同县堡子脚完小附设初中班，一个年级三个班，共180位同学。这个学制，是“大跃进”的产物。按照规定：我们初中学生的户口、粮食供应全部迁入学校，由农业人口变成了非农业人口，寄宿学校，一切由学校安排。“录取通知书”还规定，除带好户口本、粮食转移证外，还要自备锄头、斗笠、扁担、担箕、蓑衣等劳动工具和生活必需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小学读书，我学会了“打窑烧炭”和“作泥做砖”等技术活。上初中了，继续要勤工俭学，半天劳动，半天读书。

我们的学习是坐“特快”列车，课程表安排：上午上三节、四节课，晚上上两节；有时一天上八节、十节课，“劳动课”时间雷打不动，只能多不能少。

随着农村粮食的紧缺，学校里也闹起了“粮荒”。1960年下学期，我们的口粮定量由一斤减到八两、六两。到1961年秋，也许是政府承受不了学生口粮供应，一夜之间把户口、粮食等关系退回农村，又成了农业人口，口粮由农村生产队负担了。同时，学校里对求学学生也搞起了“下放”，凡年满16周岁以上的同学一刀切，停止读书，回农村劳动。这样一来，全年级仅剩下33人，勉强一个班。我未到年龄，留校续读，喜中不喜，命运进入了一个比“锥刺骨”、“头悬梁”还要艰难的岁月。

生产队分配我的定量口粮是6两米一天，每月一次把18斤大米担到学校读书。一天吃两餐，每餐三两米（炊事员还要克寸），菜是没油少盐的南瓜、冬瓜、辣子、萝卜、白菜，一餐不饱，餐餐没饱。每天起来，胃饿得辣辣隐痛，头昏眼花，走路无力。躺下床，久久不能入眠。睡着了，尽做美梦，不是吃大鱼大肉，就是吃大锅饭……醒来，梦口水湿透了被头。

饥不择食，饿之心焚。要读书，又要劳动，实在难受，我硬着头皮顶着，深信苦日子会有尽头。

上课了，人坐教室里，魂飞学校外，心里想着快下课。教师一样的饿，只是默默不语。表现看得清楚，教师上课讲的多，黑板上写的少，向同学提问少，布置作业也少了。同学们也是静听，动笔记录少，提问少，自习做作业少。

下课铃响了，教室里忽地“哄”了起来，就象一窝马蜂出巢，山巅、森林、田间溪边，同学们在 地毯式地搜寻野果、野菜、蘑菇、鱼虾、泥鳅、昆虫、鸟雀。

我和谭某某、梁某某几个同学一起，在山上挖了十几斤金钢蔸，放在柴火中烧熟，其味粗而带香，妙不可言。过了一天一夜，出事了，拉不出屎来，肚子胀痛难受，屙了几天的血，才慢慢好转。肚子饿了，又忘记了肚子剧痛之苦，我们又爬山到千米高的雷坡界，茅草丛里，拇指大的粟米布虫（蝗虫）多似雨前蜻蜒，到处皆是。手一拍，捉一只，捉了上百只，胜利而归。我们回到学校，用火慢慢烧烤至色黄味香，嚼之脆而嫩，没油没盐 ，吃得清甜。食后又反胃，全都吐了。人不死口就要吃，我们又去寻找野菜。寒冬，万物皆死，只有那蛤蟆草长得青青的，路边、水沟边到处都是。我们又挖了不少，洗净，放入土钵中，加点盐，味道不错，大有白菜、青菜美味。放心吃了几天，又坏事了，拉尿不出。我们同叹：“即生吾，何折吾”，只好请教郎中。好心的郎中说：“毛毛，蛤蟆草可吃但不能多吃，过量了，要得潴留症的”。郎中指点了迷津。有一位同学从家里带来了几坨菜油枯饼，梆梆硬，如铁一般，菜油可以吃，其枯饼应该无毒。我们同学心齐一致，闪电行动，找来柴草生火，把菜油枯饼烧熟，慢慢食之，香而涩口，实在难吞。我们一股蛮劲傻劲，用水冲服，吃下喉去。吃了几天，又不敢吃了，肚子闷痛胀痛，痛胜于饥饿。

我们到坪村公社修水库和挖水渠半个月，回到学校，教师疲惫不堪，我等这些嫩骨头也是开水煮过的蕨菜，软绵绵了。

晚上继续赶课，教室里几盏煤油灯，照亮了教师，就照亮不到学生。当然，同学们希望再黑点。视而不见，同学们好讲小话，好睡觉休息，好搞小动作。有一位坐在最后排的男同学偷偷地用火笼煮起了萝卜，水一开，萝卜煮的呱呱响，其味也充塞教室，同学们闻之，个个垂涎，转头向后看，被教师发现。教师走到后排同学身边，一气之下把火笼和煮的清水萝卜、钵子往楼下摔去。“哇”地一声，那个煮萝卜吃的同学哭起来了。同学们用愤怒的眼光盯着老师，老师也自知操之过急，脸色一阵白一阵红。

师生感情的“危机”接踵而来。有一天，学校里杀了一头肥猪，同学们望眼欲穿，吃到了萝卜坨坨拌的点点猪杂，心里不痛快。一位刘姓同学夜里翻进厨房，想偷点猪肉饱肚。他到处摸，摸到一桶猪血。即用事先准备的钵子舀了一钵。猪血冷了，一舀就是一个洞。他又怕炊事员发觉，就用一只手一搅，洞填平了。此时，天不佑人，炊事员梁师傅开门进来了。刘同学急了，无处藏身，只好躲进烧开水用的大土灶里。也是刘同学该倒霉，梁师傅偏偏是先烧开水，把一块木柴丢进灶堂里，碰到屁股——软软的。梁师傅划根火柴一照。是人。“谁！”这一喊，刘同学从灶中爬出来回话：“是我，梁师傅。”

“你躲在灶里干什么，你偷了什么？”梁师傅紧追不放。

刘同学如实说：“我饿了，想找点剩饭剩菜吃。没有，就舀了一钵猪血。”

“好哇，初中生当起了贼古子呢？”

刘同学跪下说，梁师傅救人了，千万不要报告老师，我是初次……

第2天下午，全校开大会。当教导主任宣布：××班刘××站到台前时，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

校长讲话几分钟，“开除刘××学籍，同学们要引以为鉴……”

大会结束后，同学们为刘同学被开除抱不平，更恨那个多管闲事，小题大做的梁师傅。

梁师傅本质就不好，克扣同学口粮有绝招。

他煮饭量米手脚极快，手一动，就是一筒米。他的动作瞒不过同学，同学们发觉他的大拇指深入三两米的竹筒，每筒米要扣几钱米，几十几百筒米就是几斤米。梁师傅的肥头大耳，满脸红光，是同学们的米养胖的。

刘同学被“开除”，梁师傅是祸根。两事相加，同学们起哄了，纷纷找校长、找校教导主任，要求梁师傅“换岗”，不量米煮饭，帮厨烧开水。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的觉悟、境界、为人品格是高尚的。尽管师生间有了些鸿沟，马上又填平了。

过了几天，又是这位教师上课。他上台就检讨说：“同学们，我摔钵子的事不对，请那位同学原谅。但是，也请同学们注意，个人行为，不要影响全体同学的学习。”良言暖人心，教师同情同学，同学也理解老师，严师出高徒，老师的出发点是对的。

1961年是三年“苦日子”极限的一年，同学们的口粮定量没有增加，而同学们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各种繁重的劳动一个接着一个。“读书是劳动，劳动是读书，在学校劳动不如回乡劳动，省得几个学费？”同学们和老师都有同感，大势所需，地球永远围着太阳转，无物可以逆转它。

有个星期五中午，食堂炊事员龙师父找我和谭某某等同学来了。他说，你们几个同学不要回家去了，帮我砍几天的粟土番，报酬是一天三两米做的蒿菜粑粑。我们几个同学商量，龙师父是乘人之危，用低廉的代价，换取高额劳动报酬。

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救命要紧。我们同意了“以篙菜粑粑换劳动日”的做法。龙师父那是“而立之年”，加上“天旱三年，饿不死一个火头军”，有体壮如牛的身体。我呢？弱不禁风，又腹中空空。龙师父劳动有方，我们等人“1”字型从山脚排到山腰，龙是排头兵。他舞刀砍草木，一鼓气砍完一轮，我们要拼死紧跟，一轮还没有砍完，手起血泡了。连续几个星期天砍粟土番，吃了无钱的蒿菜粑粑，累坏了我们的身体。

教学与劳动有矛盾，许多功课讲不完了，老师当了“屠父”，刀子一砍。把“体育、音乐、自然、政治课”砍了，改为自学课；仅上课的“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俄语”等是吃“压缩饼干”，三节变二节，二节变一节，学习全靠自己自觉、自学了。

每天晚上，不管再困再饥，我和谭某某、梁某某几个同学雷打不动，坚持自习做作业，温习功课，互相提问，共同讨论，增强知识。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都抱有“自古圣贤皆贫贱”之志，一寸光阴一寸金，抓紧时间学习，熬来一个“出人头地”。

理想，需要勇气去战胜“苦日子”生活；追求，需要信心去与时代拥抱；明天，需要新一代人去建设创造；奉献，社会主义大厦需要知识去添砖添瓦。任重道远，祖国建设需要八斗之才。

教室暗淡媒油灯下，月亮星光苍穹下，千年古柏树底下，球场操坪角落下，都是我们几个人的“天下”，书声琅琅，送走了寒冬，又迎来了春光。

距毕业时间屈指可数了，我和同学们都有枉来人世之羞愧 ，该学习的知识没有学完，知识肤浅，能适应将来社会主义需要吗？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们一天不放松，一小时不放过，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含一颗盐在嘴里，和清口水吞下去；人困了，打来一盆冷水，洗一个脸，清醒清醒；薄衣、单裤、光脚，人冻麻木了，搓搓手，跳几跳，身子一暖，又伏案学习。

苦读，天不怜人。我生活的靠山——奶奶离我而去。

我走到了天尽头地尽头，再也没有人能帮我、扶我跨过那深沟高垒，母亲独木难支，爱莫能助。

不信命运信自强。回到家里，我一边劳动，一边见缝插针坚持自学，心存异想天开。

师恩如山，在初中毕业时，学校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通知回校考试，没有忘记早退的学生。我领到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少年时代在恍如梦境中度过。

三、殊死求生——人民公社舍已从人，救人于水火

人民公社姓“公”，基层干部姓“左”，“五风”愈刮愈甚，不准社员种自留地，不准上山挖葛，不准种瓜菜，不准养家禽，不准外出搞副业……，“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干干净净，食堂定量多少，社员就只能吃多少，餐餐吃不饱。身体有好有差，肚子有大有小，劳力有强有弱，食不果腹，营养严重缺乏，公共食堂，饿死人了。

人是铁来饭是钢，一日不饱心里慌。在公共食堂初建时，吃大锅饭，社员们是乐不思蜀，一边走一边用筷子有节奏地敲打着当当响的饭碗，嘴里还哼着小调调，精神抖擞地走进餐厅。吃完饭后，嗽嗽口，又用竹片子剔着夹在牙缝里的杂物，斯条慢理而去。时局发生变化后，今非昔比了。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围挤在食堂。每一个人手里，不是抓着一把白头粑叶，就是抓着一坨水丽花草。在丰收年里，这些草草叶叶是供人们调剂胃口、换换口味用的山珍。如今，成为人们乃至生存的主食之一了。

甑饭盖子揭开了，一只只手伸向滚烫的蒸笼里，寻找着自己名下的那一钵少得可怜的稀稀饭。趁热，将手中捏的草草叶叶拌入饭中，使劲地用筷子搅和均匀，三口五口把它吞下去。掺的草草叶叶越多，越助人的消化，人的肚子越饿，恶性循环。

周末，我从学校回家，尽管要走30多华里的山路，累的困的人说话无力，但有盼头。恋家、恋亲，更恋奶奶和妈妈留给我的一份吃的，糠粑粑，一碗酸菜，几个红茹，它是动力。想到有吃的，人也换了样，脚上生风，还恨上帝造人时不给人造一双大大的翅膀，飞比走快当。

我们围在桌子上吃饭了，看到那份不够我一人饱吃的饭菜，愁眉锁眼。“有吃无吃，图个欢喜”，奶奶甚解人意，她这一句话寓意很深。我的粮食定量拿到学校里去了，回家是“白吃”，是妈妈、奶奶、爷爷口中省粮，一人分一坨饭吃。我是他们的希望、命根子，宁可饿死，他（她）们要把自己的那份定量饭，分一半出来，让我活命。奶奶看见妹妹伸着舌头舔着舍不得放下的钵子，弟弟在哭喊着“我还要吃饭……”我也还是半个饱样子，心中不忍，又无救人之术。奶奶只是说：“晚上少吃点，吃多了要睡断肠子的。”这话真灵，我们都把钵子放下，各自睡觉去了。

星期天下午，该回学校了。饥饿在等待，我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饿了，有妈妈奶奶想办法。

“知子莫如母”，妈妈和奶奶给我想到了，她们趁我在睡梦中，已经做好了糠粑粑、盐酸菜、剁辣子等吃的，装了一大书包，我高兴地踏上了返校之路。

1961年夏后，生产队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变的最快的是人。许多人眼熟又让人难认，他们的眼睛变凹陷下去了，不是眼珠子在滚动，形似一副人骷髅；人的嘴巴变尖了，不是脸上无毛的区别，形似一只大猴子；人脖子两边的血管伸至太阳穴，鼓出一条筋筋，不是说话有声，形似棺材里拉出来的一具干尸；人说话的声音变调了，不是面对面相见，形似刚生下来猫崽的呻吟。变的“相识又陌生”的是贵栋古，我叫他“太公”。在过去，我喊他时，他总是笑嘻嘻地回应一声“老孙，崭劲读书，为石旗人争个光！”。今日喊他，他只是用嘴巴一咧，表示回答。这张嘴咧，让人害怕，他那枯瘦如柴的脸上，筋筋扯筋筋，皮皮皱皮皮。幸是白天，若是晚上碰着，还以为碰上了活鬼。

过了几天回家，贵栋古死了。奶奶说，他死的最惨，在断气时还喊着她老伴的名字，催着快去食堂拿饭吃。她的老伴把饭端到床前时，人已经死了，张着大口，鼓着眼睛……

从此之后，每次回家村里都有噩耗爆出。奶奶告诉我，猫秋奶奶饿死了，××爷爷也饿死了……。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石旗团近400人口中 ，活活的饿死6人，水肿病有50多人，这些人老弱多病，经不起“饥饿”折磨。

三年，富人嫌日短，穷人说日长。我们大队除少数大队干部、生产队长，食堂会计、出纳和炊事员育龄夫妇有生育能力外，其他育龄夫妇因饥饿断经绝育，没有孩子出生。

死的死，病的病。今天说别人，明天轮到说自己了。爷爷、奶奶、妈妈也逃避不了这场劫难，他（她）们和大队生产队的人一样，因饥饿、营养不良，都得了病，爷爷和妈妈是浮肿，奶奶是干瘪，时称“水肿病”，实际上是饿出来的病。

各级政府救民于水火，采取了许多办法。人民公社初成立的“合作医疗站”，发挥了“救死扶伤”作用。它是政府补贴，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益金筹建，看病吃药不出村不出钱，每个大队都有的医院。石旗大队“合作医疗站”设在土乘上，有3名医生。水肿病人增多后，缺医少药又缺住房，公社、大队决定新设“王皮冲医院”，专治“水肿病”人。

名为治“病”，实是政府舍已从人，挽救饥饿濒临死亡的社员群众。

奶奶和爷爷都住进了王皮冲医院，三栋民房，楼上楼下，都住上了“水肿病”人。

治疗“水肿病”药物不多，每人每天打一支葡萄糖液。主要是食物加量，每人每天除吃定量的口粮外，还额外加三个拳头大的粑粑。此粑粑为白米、黄豆、细糠、茅根（含糖份），马尾松叶制成，其状粗糙，却是让人起死回生的“救命粮”，没有人饿死了。

我从学校回家，径直往王皮冲医院看望奶奶和爷爷。一见面，奶奶是想人之所想，从枕头边拿出她省下来不吃的糠粑粑给我，“快吃，饿老火了！”

我一气吃了七、八个，奶奶见我吃得香，胃口好，是一件好事；但又没有那么多食物可吃，既高兴又十分惆怅。

病患无情人有情，乡下人好慈善，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病人，围垅过来与我讲话，有人鼓励崭劲读书，祝福成材成器；有人雪中送炭，尽管腹中空空，生死未卜，还把糠糠粑送到我手里；还有人含泪鼓舞说：毛毛，记住这个特殊的时刻，奶奶、爷爷还有许多熟不相识人关爱和企望。

患“水肿病”的这些人，包括我的爷爷、奶奶，经历了民国七年、十五年饥荒，有的还是“洪江万人坑”死者的幸存兄弟或子孙。此次饥荒时间之长，远超前两次。

晚饭之后，“病人”们烧起熊熊大火围坐起来，以摆“龙门阵”度漫漫长夜。我爷爷讲起民国15年饥荒，和堂兄及两个侄儿去洪江乞讨稀饭，堂兄和一个侄儿饿死的情景。爷爷说，民国15年天旱100多天，粮食无收。听说洪江的大财主们每天煮稀饭施舍，乡下人扶老携幼，走几十里远乞讨。稀饭在莲花地大操场发，乞讨者上万人，三支长队，会同长队从莲花地排到了黄茅，五六里路长，一人一碗，上午吃一碗，下午又去排队领第二碗吃。就在排队路上，许多人倒下了。收尸队的人沿路巡视，死一个抬走一个。有的还在呻吟的人，也被抬走。我爷爷的堂兄和一个侄儿因吃了“明矾”熬煮的稀饭，引发拉痢，死在回家的路上。

“忆旧”老爷爷老奶奶中，最让人惊叹的是老屋场生产队的谭老爷爷。他是“水肿病”人中最老的，八十多岁了。让人们惊叹的不是他“饿不死”，而是他“死而复生”传奇。

他母子俩人，相依为命。谭爷爷在民国15年饥荒饿死后，妈妈把其尸摆放中堂屋门板上，因没有“抬丧米”请人抬丧，关上门就外出讨米了。三天之后，老妈讨得2升米回来，正准备煮稀饭，喊人抬丧把儿子送上山时，有个人走近细看，发现死者脸色不变，又摸摸心口，有热的感觉。大喊一声：“还魂了”。抬丧人都围垅过去，喊的喊，摸的摸，喂的喂水，死人真的慢慢地睁开了眼，嘴里喊着“饿得很……”。妈妈把煮好的稀饭端上，喝了半碗，慢慢的从门板上走下了地。

谭老爷爷说得大家有惊讶的、有流泪的、有叹气的，悲喜交加。

“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集体度荒，比黄牛角水牛角，各人顾各人要好”。我爷爷这一说，谭老爷爷又把话接上，“没有人民政府的合作医疗扶救，在坐的人恐怕都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我又返校读书。背上袋子里，装的都是米糠粑粑。有爷爷、奶奶的，还有谭姓、梁姓爷爷、奶奶送的，这个星期不会饿了。

1962年2月，县、公社干部多次来到大队，召开各种会议。有一天，点名要我妈妈去大队部开会，妈妈一介草民，在生产队没有任何职位。我有点蹊跷。

半夜过了，妈妈回来了。我问她开会的内容，妈妈说：“县里干部问，公共食堂好不好，是继续办，还是马上解散，要与会人员讲真话。”

我打破沙锅问到底：“你怎么说的，他们又怎么讲的？”

妈妈是一个胆小心善人，怕说错话，自己挨整不要紧，怕误了儿女前程。她走中间路线说：“你们政府说办就办，说解散就解散。”

“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争论十分激烈，形成三种意见”，妈妈回忆说。

一种人认为，公共食堂要继续办，政府要给足社员口粮，至少每人每天平均1.2斤米；一种人说，公共食堂应该马上解散，再不解散，水肿病人要增多，饿死人更多，没有种田人了；第三种意见是，公共食堂要解散。鉴于目前社员口粮低的现实，要计划用粮，防止超吃提前吃，口粮按月由生产队发放。

过了几天，大队、生产队分别召开了全体社员会议，公社干部正式宣布，公共食堂解散。政策放宽，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荒扩粮，养家禽家畜，外出做副业，恢复农贸市场……形势扭转之时，天帮大忙，1963年农业收成好转，“苦日子”象冬天一样，终于离去，一轮红日高照的春天回来了。

回眸往事——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饥荒，是中国历史上产生动乱、社会变革、改朝换代的导火线。中国历代历次的农民起义，事发饥荒；湘西数百年匪患丛生不灭，祸起饥荒。饥荒，穷人怕（饿死），富人怕（打富济贫），当政者怕（饥民造反）。

3年的“苦日子”灾难，农村农民是安定的，没有重蹈历史动乱覆辙。千古一“理”，“理”屈词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可思议。

——没有“饥寒出盗贼”，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是稳定的。我生产队，大队几百户，近2000人散居十多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社员群众因没有饭吃，少穿，去搞盗窃、抢劫、诈骗，被公安、法院机关拘留，逮捕或判刑的（那时立案标准是15元）。生产队种的水稻、红茹、包谷等杂粮，饲养的牛、猪牲畜，水塘养的鱼等，白天晚上无人守护，不会偷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遵纪守法。这种“形势”是不是个别地方的偶然？我后来查阅过《怀化地区公安志》资料，1960年至1962年3年，全区刑事立案5233起，和解放初政权刚建的1950—1952年比较，立案多523起，上升约10%。“资料”又注明，含群众偷摸粮、油、瓜、菜，误伤群众，后作纠正的“案件”。这说明3年灾害时发案和平常年，盗窃、抢劫财物为目标的案件，基本持平。

——没有“乱世出枭雄”打家劫舍，拖枪杆子上山为匪的。湘西地区，民族杂居，人性慓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历史上许多土匪是“饥荒”逼出来的。民谣云：“人是铁，饭是钢，三日没饭吃，打富济贫上山岗。”湘西剿匪十万，匪首枪决了，匪兵还散居农村，打猎的鸟枪，土制炸弹等武器，基本上是家家户户有。每个公社，大队还有“武装营”、“武器”多是半自动步枪和轻机枪。“拖枪杆子上山”条件具备。社员群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栖，白天生产、晚上打着火把，走几里路去生产队开会、学习，记工分。“以正压邪”，想干坏事的人没有市场，没有人入伙。

——没有“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外出讨来逃荒的。我家是生产队、大队的“顶级贫困户”，4口人，除母亲1人能劳动日有6分工分外，我和弟妹3人是“能吃不能劳”的“饭桶”。全大队这样的户约有30多户150多人。“饥荒”使我和许多同学辍学；饥荒，每人每年1.45丈的布票，要“投机倒把”卖掉2人的，才有钱做新衣服穿。象我这样的家庭，在旧中国遇上饥荒，是“月婆子拉痢——危险加凶险”死定了。我们“顶级贫困户”没有人卖儿卖女，当童养媳，没有人外出逃荒要饭，除了“自救”上山挖蕨、打猎、寻找野果野菜吃之外，还有一个“隐情”，当时的公社、大队干部三天两头到家里来看看问问。虽是几句鼓舞与同情的话。一语暖三冬，心里有一股力量和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有政府关怀，就有希望度过难关。

——没有因“帝修反疯狂反华反共、台湾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叫嚣，人心思变。时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大陆要投掷原子弹，中国人要炸死一半”，吓唬的恐怖天天可闻。“有共产党领导、有毛主席健在，什么敌人，灾难都不要怕。”信赖于“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解放后短短的十年出头，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铁画银钩，已被社员群众认同。灾难来临，大队也有个别“四类分子”，蠢蠢欲动，造谣惑众，进行反共倒算。但泥鳅翻不起浪，江山稳如泰山。社员群众不受骗上当，连有些“四类分子”子女也反其道而行之，大义灭亲，揭发批判。

斗转星移，人非物换，科学发展，民康物阜，再次发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旷日持久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今日，我作为当年“灾难”不幸人中的幸运者，地平天成，回首当年所见所闻，感慨大发。“国之兴亡，不由积畜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摘引自《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马周传》1263页）。”3年“饥荒”，老百姓自安无谤读言，社会公平公正，苦中见乐，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是依存的鱼水关系。

作者：系湖南省怀化市委机关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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