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知识群”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博弈

“网络民主知识群”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博弈

——五论“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邵道生　光明网-光明观察

　　（一）“两家”之争，好得很！

　　有不同意见就放，有不同观点就鸣，有不同思想就争，有……在前几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热潮的“反思式争论”中，真还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味道，那时代的争论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诸子百家也就繁荣了起来，而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热潮中，“网络民主知识群”（作者注：亦可叫“新意见阶层”，不过依我之见，“网络民主知识群”比之于“新意见阶层”的外延要窄一点，谁都可以提出“新意见”来，但是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与“主流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博弈的）奋不顾身地挤进了网络之中，分享了“话语权”，打破了以“主流经济学家”这“一家”的“独统天下”的局面。

　　好不好？当然好！

　　这叫什么？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让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什么是贯彻真正的“双百方针”的体验和甜头。

　　那么，这次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味道的“百家争论”是什么人参加的呢？依我看，说是说“百家争论”，实际上只有基本“两家”：“一家”是由地方“权势层”、“有钱人”支持的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精英层”，“另一家”则是由亿万网络民众支持的、属于我发明的“网络民主知识群”。前者的活动场所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阶层”支持召开的论坛、讲座或地方权力机构控制的平面纸质媒体上，而后者则是活跃并得益于执政党宽松的网络控制的新兴网络媒体之中。

　　从理论上来说，这“两家”的力量是不成比例的，在地方“权势层”、“有钱人”支持下的“精英层”之力量要比“网络民主知识群”的力量大得多，厉害得多，尽管他们人数不多，然而量大，影响深，而且一度还垄断了平面纸质媒体。尽管他们“知书但是决不达理” 的“改革理论”有时显得非常荒谬，但仍然曾一度左右了改革的进程，这些“精英层”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是高得吓人，要么是给一些地方政府做顾问，要么做╳╳委员，要么在大学做校长或院长，做什么博士生导师，要么在研究所做╳╳所长，要么在上市公司做什么独立董事……然而，由于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精英层”的“改革理论”具有致命的“先天不足”弱点，基本上都是一些改头换面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所谓“理论”，因而极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带来的却是矛盾凸出、问题诸多、民怨沸腾的“后天失调”之后果，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虚弱地位，一旦放到网络上“民主一下”，就暴露出它的纸老虎的本质来。别看他们中的多数属于“海归派”，满口是西方民主，然而他们是最怕“网络民主”的。

　　而对于那些“网络民主知识群”的知识分子来说，因为他们无需看着“权势层”的脸色去写文章，他们用不着从企业家阶层去领取残菜剩羹，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素质、专业水平，只是凭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批判精神的学人，只是凭着一颗强烈参与社会变革、让社会改革更利于广大民众的赤子之心，只是凭着当今的执政者对网络新政的大好机遇，只是凭着只要为“弱势群体”呐喊一声就好的心态，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国以来从来都没有过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热潮之中，拿起了批判的武器，进行了武器的批判。

　　“两家”之争看结果怎么样？实在是好得很哪！

　　好在哪里呢？

　　好就好在网络上的“两家”之争因为没有了“婆婆的干预”，听其“自然发展”，结果呢？谁占有了真理，谁占有了谬误，一看就知道，因为这是经过了实践检验出来的，而不是权力者按照权力的大小武断后断出来的。

　　好就好在网络上的“两家”之争充分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一个是为“弱势群体”而呐喊，而打抱不平，另一个呢？当然是只为富豪层的快速富、暴富而呐喊，而打抱不平，于是人们的倾向就出来了，“弱势群体”自然是表示欢迎，“富豪阶层”自然就会不滿意，而对“主流经济学家”呢？两者恰恰是掉了个个儿，这叫什么？这就叫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好就好在网络上的“两家”之争让当代的执政者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一个涉及到13亿人口的改革中，无论如何是不能仅听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论武裝起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精英层”的理论的，在事关全民族利益问题上应该多听一听“诸子百家”学者的意见，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者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就是这个道理。

　　（二）“无良学者”的“理论”，实在经不起一驳

　　有这样一句警世之言：“中国的深层悲剧是富人无远见，知识分子无良知。”

　　“铁三角”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一警世之言的旁证和注解。

　　“铁三角”这一概念只是
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原来是指由“腐败官员”、“腐败学者”和“不法商人”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组成的“利益集团”，后来经过思考以后，我就将“腐败学者”改成“无良学者”。“腐败学者”的称谓不仅太重，而且迄今还没有一个学者因“腐败学者”之故而受到法律审判的，所以还是基于道德批判为好，就用了“无良学者”，也可叫“三缺乏学者”，即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缺乏对弱势群体同情心的、缺乏学术良心的学者。

　　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铁三角”虽是无形的，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不管他们的学问多么高深，蜕变为某个利益集团的“枪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有明确的分工：“腐败官员”用权力来保证利益的获得，“不法商人”进行违法的“资本运作”，“无良学者”进行舆论鼓吹，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制造伪命题、假理论，忽悠百姓，欺骗民众，他们也因而得到了不少的“奖赏”。

　　而且必须看到的是，这个“铁三角”中的“无良学者”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域已经形成很厉害的势力，他们操纵着一些地方媒体，散布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欺骗社会大众。

　　譬如，以中国的房地产来说，江苏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武龙、山东原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原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等高官的落马，无一不与房地产腐败案有关，媒体称，“这些落马高官，大多与房地产商形成了一条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腐败官员”的功能是保证将房产的开发权送到“不法商人”手中，保证在权力支持下的“强占”、“强拆”、“强迁”；“不法商人”的功能是保证将成百万、千万的贿赂金送到“腐败官员”的口袋里，因而使当今中国的房价节节高、年年涨，不仅涨得快、涨幅高，甚至比世上最富城市纽约的房价还贵，老百姓当然是受不了。然而“无良学者”呢？则拼命作舆论鼓吹，甲学者说，“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乙学者断言，“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市场经济嘛。丙学者愤怒地告诫大众：“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当然，“无良学者”也拿钱，不过是“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的一个零头。当然也有例外的，譬如，在2007年的人代会上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案，就是洪可柱代表的关于国内几个“顶尖”的著名经济学家利用其特殊身份，不凡身份，不对称信息知情权，亲属子女参与，大肆圈钱的提案，其中特别提到股市领域的问题，“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牟利，获得超额利润。”，在洪可柱代表特别举证中公开点名指出“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于是就引出了《瞭望东方周刊》的《“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一文……

　　应该说，这个“铁三角”利用了它的政治、经济、知识的优势，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具有极大的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剧变社会许多社会问题的形成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铁三角”的客观存在有关。

　　当今反腐败之所以这么艰难，这个“铁三角”的确是“功不可没”：看一看一些地方上的“铁三角”，它的确已经影响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的发展。

　　当然，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看成是“无良学者”，那是错误的，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亦有不少“无良学者”，这亦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客观存在。

　　包括“无良学者”在內的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过程”，而且客观地说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非常有“建树”的，非常有特出的“贡献”的。

　　“无良学者”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不失时机地、恰到好处地引进了西方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并大肆兜售之，在获得地方权力者的支持以后，在中国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将公有制的中小国企“改制”为民营化的私企。为此，这些“无良学者”大胆地“创造”、“发明”了许多公有制不行的什么“代价论”、什么“烂苹果论”、什么“吐唾沫论”、什么“冰棍溶化论”、什么“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这种奇谈怪论一度控制了舆论界，譬如，那个臭名昭著的“代价论”就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奇谈怪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中国的这种“改制”出现了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出现的“三大奇迹”：一是几千万（按照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本来生活工作好好的“40、50代工人”，在毫无发言权、毫无权利保障的情况下被推弃到了社会，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和社会问题；二是当中国最高层需要了解中小企业“改制”情况时，它居然已经完成了其中的90%，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实为惊人，按照我的说法，实际上这是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实施的“休克式改革法”，让5000余万下岗工人处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休克状态”；三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这种“改制”是用权力硬性实施的，且在无序、失控情况下进行的，作为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国资流失和腐败行为。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无良学者”们的第二个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是：在全力制造中国的“富豪层”问题上肯定是“舆论的积极鼓噪者”、“富豪集团利益的铁杆维护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广泛“联姻”、“结盟”已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不争事实，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呢，为了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纷纷一头扎进“权力资本”的“联姻”和“结盟”之中，成为这个“权力资本集团”的鼓吹者和代言人。请看一些所谓的“无良学者”制造的舆论：“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等等。如此美化腐败为何？说穿了就是为虎作伥，就是为了让腐败蒙混过关。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一些贪得无厌的“富豪”将要出问题时、处于面临灭顶之灾时，我们的一些“无良学者”总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为他们吹喇叭、抬轿子。证监会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顾雏军等人及格林柯尔系有关公司涉嫌侵占、挪用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34.85亿元，涉嫌八类犯罪行为。我想，这涉嫌八类犯罪行为的34.85亿元决非是一日之功吧，然而我们的所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是怎么吹捧这个顾雏军的呢？张维迎将他吹成是“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而在顾雏军出钱、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一大批“无良学者”为了获得高额的“出场费”（“开口费”和“文字费”），“挺顾”、“捧顾”、“吹顾”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甚至还有“权威部门”的“权威调查报告”，顾雏军和一些很出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联合演出了一场精彩的闹剧、令人捧腹的搞笑剧和使人厌恶的丑剧。

　　“无良学者”们的第三个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是：如吴晓宁先生指出的那样：“一批无良学者极力淡化或模糊中国的两极分化，鼓噪两极分化是发展阶段的必然，用财富增长的U型理论，把不搞平均主义故意歪曲为两极分化的合理化，甚至一些无良学者故意把两极分化栽赃为什么理论，拉大旗，做虎皮，猖狂地为两极分化张目，阻挠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两极分化的矛盾，以维护少数人占有更多财富的利益格局和发展趋势。” 有人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认为是“先富和后富的关系”，有人认为“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有人将“中国税收制度不健全，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限高’措施，而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条款”视作为贫富差距的原因……这显然这是将次要的的代替主要的。为什么现在会产生“穷的实在太穷”？我想，决不是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穷命”，就是“天注定”，而是社会转型期的“某种政策”（决不是中央的政策）的实施突然改变几千万人的命运，也就是说是“某种政策”让他们变穷的。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胡鞍钢先生在“改革成本论”指出了一个事实：“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我想，这5500万工人一下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其结果当然会“穷得很”；另一个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大规模“农村圈地运动”，其结果是造成了四千万“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这些“三无农民”当然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是所谓“改制”后产生的5500万，另一个是“圈地运动”圈出的4000万，两者一加就是吓人一跳的“9500万”，再加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人口，想一想，仅这两个“地方性政策”就让二亿多人“弄穷”了，贫富差距怎么能不拉大？在这中间，这哪有什么社会公平可言，恰恰是在这一段时期，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居然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什么下岗的“代价”必须由几千万“4050代职工”去“承受”，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的“代价”必须由四千万农民去“承受”，又有什么人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了没有？即便是有，其声音亦是微弱得很哪，可以说几乎是听不到！正因为不公平、不公正。因而腐败尤其是“权力资本腐败”在国企的所谓“改制”中和农村的“圈地运动”中就成为一种常见的、普遍的、严重的现象了。为什么现在会产生“富的实在太富”成为“暴富群体”？我想，也决不是有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亦是“原因种种”。一般来说当今“暴富群体”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凭本领的知识能力致富”，第二种“凭权力的垄断暴富”，第三种是“靠走私贩毒的黑道暴富”，第四种是“靠权钱交换的腐败暴富”。从严格意义来说，第一种而应急该属于贬义意义上的“暴富群体”，但是知识+能力+机遇之结果使袁隆平这样的人迅速富了起来，这类富绝没有不公平而言，亦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第二种则带有计划经济残余的体制性色彩，譬如，大学学费飞速暴涨，不管大众怨声载道亦不予理睬，就属这种类型，自然是极不公平；第三种属黑道犯罪性质，性质恶劣，但人数有限，对整体两极分化影响相对较小；最为严重的则是第四种“靠权钱交换的腐败暴富”，尤其是当腐败从上世纪80年代的“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转为90年代开始的“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后，从腐败对象、腐败内容、腐败广度和深度、腐败的数量和质量、腐败侵害对象、腐败的恶劣社会影响等等来看都上了“好几个台阶”，从当今揭示的“农村圈地运动的腐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开发区运动中的腐败”、“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股市领域中的腐败”等的大案要案情况来看，都是“极其触目惊心”的。在其背后喻示什么？只有一条：即社会财富迅速、异常向“少数人”集中，即向“少数的有权人”和“少数的有钱人”集中……真像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分析的那样，中国一些富豪暴富的速度实在是怪怪的，一不靠办企业，二不靠科学技术，三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运作”，四是他们亦没有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而实施“官倒”的“好时机”，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富豪的出身也不是“名门望族”，有的基本上还是一个不懂计算机、不懂外语的“新文盲”，然而就硬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在短短几年、十几年中直发地发将起来，成为几亿、几十亿的富翁，譬如，那个被称谓“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私企业主，但却能在地产和金融圈子内呼风唤雨，只是他的“胃口”太大，居然要到反腐厉害、法制严密的香港去冒险，结果当然是兵败“滑铁庐”……

　　说一些所谓“无良学者”对社会的这“三大理论贡献”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使用“排除法”：即，按照我的观点，凡是作出了这“两大贡献”的“无良学者”，不管他们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良好，又是怎么吹嘘自己的，但是，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家”。

　　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我设定了以下“五个标准”一是将经济学作为学问来研究的，而不是将它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的；第二，不仅仅是“注释性”，更重要的研究性的、创造性的；第三，对解决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有特殊贡献的；第四，关心民众切身经济利益，善于社会调查，自己的屁股完全坐在穷人这一边的，而不是在富豪一条战线上的；第五，不畏权势，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

　　所以，有人就问：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究竟有多少个？！

　　还请“无良学者”记住这样四条：第一条，不必将自己及其自己一伙人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这个词已经带有贬义的色彩了；第二条，只要“主流经济学家”在我所说的三大理论问题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第三条，不能将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的，一股脑儿就将他们称之为“改革的否定者”，现在是什么年代啦，还这样横不讲理？！第四条，俗话说“旁观者清”，从某种意义上说，“局外人”比“局内人”看得更清，看得更准，因为自己是“局内人”就想封杀“局外人”的批评这种做法，在前几年“主流经济学家”一统天下时还能行得通（因为有权力的支撑），到了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就很是行不通的了！

　　当然，就目前态势看来，中央、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已经在经济领域、权力领域相当成功打击了一批腐败分子和不法奸商，但是“无良学者”这个群体还没有被触动，别看他们装腔作势的样子是很吓人的，然而他们的所谓“理论”却是不堪一击的。

　　（三）“郎顾之争”：“主流经济学家”的“滑铁卢”

　　“朗顾之争”不是香港学者郎咸平和不法奷商顾雏军之间的个人纷争。

　　“朗顾之争”是关系到国企改革如何改革之争，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支持的不法奷商顾雏军与
国內绝大部分网民支持的香港学者郎咸平之间的争论，是在地方“权势层”和“企业家层”支持下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与亿万网民支持下的“网络民主知识群”之间的争论。

　　“朗顾之争”始终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争论：（1）不法奷商顾雏军是不是存在“所有者掠夺”之争，从而引申出“国企改制”是不是普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之争；（2）如何“善待企业家”之争；（3）在国企改革中“MBO（管理者的收购）”是不是存在不合理、违法之争；（4）指出国企改制中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否定改革”之争。

　　应该说，几乎都一边倒地力挺郎咸平、成为郎顾之争中“挺郎派”主要阵地的网络上的“朗顾之争”比之于平面纸质媒体上的争论，其涉及到的问题更为广泛，内容更为激烈，震撼力更大，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当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被拘，给一度将中国社会闹得沸沸扬扬的“朗顾之争”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那么，有哪些问题值得当今人们思考呢？

　　第一个问题是，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该不该接受郎咸平的批判和“审判”？

　　现在看来这根本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不仅应该接受郎咸平的批判，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为何？因为顾雏军触犯了法律，他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广东佛山市中院今天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一审判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但是，在当初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眼里却成了个很大的问题，为此而出现了一大批“挻顾派”。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网络民主知识派”之间的学术大争论由此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该不该、能不能因一个不法奷商顾雏军而出现一场大争论？

　　依我之见，我们的社会根本就不应该为了一个不法奷商顾雏军而去搞一场所谓的争论，诸如什么要“善待企业家”等等问题，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一个“伪问题”。的确，如果这一个问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陈良宇的批判、审问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如何善待高级领导干部”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出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也有一个“如何善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如此的思维方式也只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才能想得出来。

　　所以屁股坐歪了，脑子的思维方式也就不正常了。

　　其实，这是一个偸换名题的一个伪问题。谁都知道，当今的中国是奇缺真正的企业家，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如果他是以他的勤奋、承担风险的创造性劳动做了一个企业家应该做的事，那么，他理当受到“善待”，而当今的社会也会给他“善待”，而对于像不法奷商顾雏军这样的所谓“企业家”，那根本不是善待不善待的了，我倒是认为，在当今的国企改制中，真正应该善待的是国有资产问题，是五千余万下岗待业失业工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简直是本末倒置的了。

　　第三个问题是，“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讨论会？

　　由不法奷商顾雏军出钱出资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所谓学术讨论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会发起的社会背景是：郎咸平指出了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那种“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等7种手段，以9亿元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存不存在？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究竟存不存在？为此，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吹捧为“资本运作高手”、“经营之神”的顾雏军祭出了厉害的两招：一招是在香港状告郎咸平“诽谤”，摆出与郎咸平“决斗”的态势来；另一招则是在北京出钱、邀请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召开“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为顾雏军评功摆好、树碑立传的会，是一个为“挺顾派”造势的会。所以，一些“主流经济学”以“豪华阵容”表示对顾雏军的支持。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核心文件是《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据这份文件，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顾雏军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如果顾雏军是错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也就错了。报告的执笔人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说：“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媒体表示：“TCL、科龙我都去过，根本不是郎说的那幺回事。”并直斥郎咸平滥用“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同时张文魁发表题《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一文，将科龙电器立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大潮中的“旗帜”。（周智华：《外滩画报》2005年08月15日 ）另一位权威人士则批评郎咸平：他“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于是，我就想起了沈阳的黒帮大头目刘涌通过大律师出钱在钓鱼台宾馆出请了一帮中国著名法学家，于是14名法学专家联名出具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顾雏军出钱、在北京召开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一批“主流经济学家”领取不菲的出场费，欣然大造特造“挺顾”的舆论……这两个会性质不同结果却一样，一个为黒帮大头目刘涌，另一个为不法奷商顾雏军，真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学问家们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就没有了，做人的道德良心底线就没有了，判断事物和现象的是非标准就没有了，连想都没有想就一屁股坐进富豪的怀里。

　　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出来反思过？没有一个。听倒的则是诸如“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就是受到邀请，去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都他妈扯淡！”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的名声不好、一点都没有“公信力”？我想，死不认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记得有位伟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阶级社会中一个人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那么，在以利益驱动为主要特点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我想，一个人也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的，它经常会被“利益”牵着鼻子走，尤其是当被“利益”蒙住了眼睛时，就一不留神地当上了富豪集团的代言人，什么广大人民的利益，什么社会的利益，什么党的利益，统统都会被扔到一边去。

　　第四个问题是，“国企改革”是不是只能只有“私有化”这一条路？是不是“国企改革”只能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不是只能使5000余万工人待业、失业，变为弱势群体呢？对这三个问题，通过前几年“网络民主知识群”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激烈的论战，现在的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即只要改革路径设计好，这三个问题是本可避免的。“国企改革”哪能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国有大企业能搞得好，中小企业就肯定搞不好？世界上哪有这种奇怪的逻辑？什么“代价论”、什么“烂苹果论”、什么“吐唾沫论”、什么“冰棍溶化论”、什么“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那不过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全面实施私有化而狂造的一种舆论而已。

　　“改制”是不是一定会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也不见得。只要按照后来国资委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并严格实施之，国有资产不一定会大量流失，问题的关键是当“改制”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完全出台，地方上的“有权人”和“有钱人”一联合、一结盟，就将中小企业的“改制”差不多搞完了，纷纷将“改制”作为唐僧肉，将国有资产作为最后的晚宴，这个“改制”怎么能不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怎么能不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回避掉了，有的甚至坚称，即便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也得要“私有化”，无理到了极点。

　　至于“使5000余万工人待业、失业，变为‘弱势群体’”这一问题，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压根就将它看作为是小事一樁，是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有没有理由？用不着！将他们推到社会上去，让他们自己去承受。为什么在“郎顾之争”广大的民众会一边倒呢？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会那样不得人心呢？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家”抛出的“私有化”理论是不顾工人死活的理论。

　　总之，因为“郎顾之争”涵盖的问题太多、太广、太深，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又是那样不得人心，所以它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滑铁卢”

　　附带说一句，我从来都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主流经济学家”，然而，在我的文章中却经常出现“主流经济学家”这六个字，为什么？因为从没有听说过有“主流法学家”、“主流政治学家”、“主流社会学家”之说的，我是将它作为贬义意义上使用的，带一点讽刺、挖苦，又兼有调侃成分，因而经常在它的前面加上“所谓的”这三个字。

　　为什么要在贬义意义上使用？因为的在我的词典里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有以下五个基本毛病：（1）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大部分是从西方自由经济家那里“批发”来的，但样子很是吓人的；（2）一屁股坐在富人的怀里，坐在利益集团一边，为富人、利益集团献计献策，什么“代价论”、“冰棍论”、“靓女先嫁论”、“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啦等，全然不顾中国的国情，全然不顾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大叫大嚷；（3）熟透中国社会转型的权力无序运行之特点，充分地利用自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学术地位”的优势，恰到好处地利用地方权力者的权力，硬性推行他们的以卖光中小企业的所谓“改制”，将一些地方、部门的改制搞得个乱七八糟；（4）“乱中取粟”，不先时机地、马不停顿地“学术走穴”，互相哄抬“出场费”，成为学术界中先富起来的人；（5）媚上、唯上的心态，大多属于“抬轿派”，邀功心切，净说上头爱听的话，看着上头的脸色办事，看着顶头上司的表情说话，判断极没有准谱，所以就有“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的说法。

　　（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2005年“两会”中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依我看，在厉以宁“高论”之背后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厉以宁对“互联网”如此不满、如此反感？为什么要让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要能顶住“互联网的压力”？我们的“互联网”究竟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的“互联网”究竟怎么啦？

　　其实，凭心静气地说，只要不抱任何偏见，那么，你就一定能对“互联网”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都会持一种正面的肯定作用，对这种全新的、生动的、活泼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参政形式”，中央政府有一份《互联网信息摘要》，中国政府也喜欢通过“互联网”采集民意、汲取民智。中国的最高层领导已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他们对“互联网”的重视，对“网民”的“敬意”。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开场白中说了就样一段感人的话：“其实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是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互联网”给大众一个参政议政，发表各自见解的新平台、新渠道，网民们根据自己的体验，提谏言，因而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对互联网多次表示感谢，赞扬网友们关心国是。2008年 6月2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胡锦涛总书记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总之，最近一二年发生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在上网与全国的网友对话聊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都充分肯定了“互联网”的作用。

　　然而，厉以宁的态度就完全与此相反，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高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互联网”的反感。什么原因？我看在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以受到亿万人民支持的“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中的“网络民主知识层”，以特有的方式全方位地、多层次地参与了剧变社会中的一切变革，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狠狠地批判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可以这么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千万计网民的直接参与这场“口殊笔伐”，已经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独霸社会“话语权”的不正常局面，社会已经开始深刻地感觉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作用，而且像国资委这样的高层机构从“互联网”千万计网民的呐喊疾呼声中已经调整了、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新的适合国情的国企改革政策……

　　这就是厉先生为什么对“互联网”持如此说狠话之“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中国的经济学家结成统一战线去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因”，正因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互联网”上的“网络民主知识层”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感到不耐烦了，而且感到受不了了，所以这个被人称为“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就主动走上了前台，“号召”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要“顶住”这个“互联网的压力”。

　　想想也有点窝囊，二三十年来“话语权”（“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主流经济学家”之“自由意志”之表达从来就没有受过什么阻抑，一些地方父母官对自己那套以卖光国有企业的、不顾“4050代3000万职工死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的“改革观”，真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从来就不打什么折扣，走到那里都是喝香的、吃辣的，前呼后拥的，口袋里呢，因为有众多大富豪们“支付”的高额讲课费、咨询费、出场费、顾问费、论证费，因而总是满满的，从来就体验不到数千万“下岗工人”的“生存危机”和“工作危机”……所以他们的“自我感觉”就非常良好，因而他们的高论不断涌出：什么“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什么“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什么“腐败不但可以摧毁旧体制，而且可以建立一个新体制”；什么“腐败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什么“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那么严重了”；什么“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 什么“市场经济应该也必须把教育当作一门产业来办”；什么“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种值得欣喜的事情”等等怪论，充斥市场。因此他们就“非常珍惜”几十年下来一直享有的（独占的）“话语权”，说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话语权”是他们的“命根子”啊！

　　然而，这个在近几年来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互联网”，突然冒出来一个“网络民主知识层”，而且居然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居然一点都不卖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帐，居然所有的网站都站在“平民层”立场上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大声疾呼起来，居然直呼其名地对厉以宁、张维迎这样的“尊者”口诛笔伐了起来，居然还能引成巨大的声势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高度重视，居然中国的现阶段的改革正向几千万“平民层网民”（而不是“富豪阶层”）希望的方向发展，居然……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怎么来看“互联网的压力”的压力呢？我看，若是将近几来的“互联网”的“压力”作一个最抽象“概括”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为“3000万下岗工人” 呐喊后形成的“压力”，是为“4000万三无失地农民”呐喊后形成的“压力”，是为“弱势群体”呐喊后形成的“压力”，除了一些让广大民众失望的“主流经济学家”之外，我想，这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无视的，现在我们不是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吗？如果不努力消除形成“3000万下岗工人”和“4000万三无农民”的后遗症，那么，这个“和谐社会”就是空的，幸好，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及温总理多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在为消除这种“不和谐的因素”在努力着，我们的社会正在大踏步地向“和谐社会”迈进。

　　我并不想神化“网络民主”的功能，我也不想掩盖“网络民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想提醒类似厉以宁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你们的确需要认真反思一下你们的“经济发展观”，认真反思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不调整你们研究的“大方向”，于改变唯上、唯富的“发展观”，那么，来自于亿万群众的“压力”将永远存在下去。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投时间内平面媒体的“话语权”就是掌握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手中，根本听不到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同意见、批判意见，我想，“独尊厉学”的这种现象绝对不是正常的，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其实，“网络民主”的兴起的确是谁都没有想到过的，是谁也没法阻止的，不过也不要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它不过是让“平民层”分享到了一小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派”长期以来一直享受到的“话语权”吧了，然而即便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就受不了了，就要号召整个“主流经济学家”去“顶住”……幸喜的是，正是由于“网络民主知识群”的兴起，正是由于“网络民主知识群”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激烈的博弈，不仅是在“互联网”上而且在平面纸质媒体上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逐渐响了起来，我想，过了一段时间后是不是我们的厉大教授又要号召经济学家们为顶住“平面媒体的压力”而大声疾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