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仁爱

论仁爱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价值观

方略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是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和最高道德原则。仁爱思想特别注重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调节人类社会中各种矛盾，维持一个平和安乐的社会秩序。中华民族正是在这种大爱大德的滋养中成长、繁荣、生生不息。仁爱思想为世界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时代，仁爱思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仁爱”的思想内涵

“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最基本的价值。孔子认为，“仁”是一切美德的总称，“仁”的核心思想即为“爱人”。后世儒家学者对仁爱的具体义理不断做出了新的诠释，构成了儒家仁爱思想。有学者认为,“仁者人也”包含了两方面的思想价值,即“人的自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孔子以“仁”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上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

“仁”的基本含义就是孔子说的“爱人”，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对他人生命的基本同情和关怀。缺少对生命和人性的同情与关怀，就叫做“麻木不仁”。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的情感，这种爱是心甘情愿、没有代价的一种大爱。

“仁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两千多年前孔子倡导的仁爱，就其原初的涵义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的本质需求的。西汉汉武帝确立儒学为国学后，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改造，仁爱被置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基础之上，使儒学逐渐演变成维护皇权主义、家长制的精神支柱。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历次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摧毁了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仁爱思想也被禁锢起来。近年来，我国在抗击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国际救援行动中，大力弘扬“大爱无疆”的仁爱精神，使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仁爱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并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就在于它符合人的社会性需求。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今世俗社会，须臾离不开这种纯真无私的大爱大德。

“仁爱”是人的本性和精神家园。仁爱精神就是人性与人道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提倡仁爱精神，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性关怀，讲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仁爱作为道德之源，把人本、人性、人道作为终极道德价值。其基本原则是，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友好相待，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的态度互相帮助。

“仁爱”是一个人的良心和良知。仁爱与良心都是在履行社会义务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责任感。良心对个人言行有自我监督的作用，从肯定的方面来说，能够成为抵制不道德行为发生的重要机制；一个人由于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受到良心责备，憣然悔悟，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人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当今面临的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诸如贪污腐败、假冒伪劣、信用危机、人心不古等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仁爱缺失。

“仁爱”是一个社会的道义和风尚。缺乏仁爱的社会，人们就会缺乏安全感、信任感、幸福感、尊严感。在丛林法则、物欲横流的背景下，自私自利，为富不仁，人情冷漠，麻木不仁，恃强凌弱，见死不救，图财害命等屡见不鲜，这些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缺失、仁爱的贫乏。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说：“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他在全世界的影响。”没有仁爱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弘扬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文化，对增强民族认同感、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

“仁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根基元素。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仁爱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是现代人文精神的基因；不仅是重要的核心道德，而且可以成为一种道德信仰。仁爱之心是公平心、正义心、恻隐心、自律心的集中反映，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充满仁爱之心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仁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体现

爱是人类社会最高价值和最可宝贵的情感，任何社会都应把爱作为道德核心价值观。但是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因而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爱的形式与爱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个体主义基石的价值观决定了它的爱是“博爱”，社会主义的“仁爱”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大爱。把“仁爱”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以“仁”为道德之源，对于深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确立人道与人性的最高价值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谐、合作，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社会的主体是人，终极关怀是人，关注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和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品质高尚的人，社会不可能健康和谐发展，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问题，是从人的两重存在出发的，即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完整地提出与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人是理性的存在者，自由的存在者，终究是道德的存在者。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说：“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深思，就愈使这内心充满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康德看来，人的本质是道德的存在者，应该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去生活。康德提出，只按照那种你同时能够愿意其成为一条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即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赋有道德价值。这一原则异曲同工地印证了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应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为基础，吸收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人道主义所包含的有价值因素，从社会主义社会公共生活实际出发，提供了一系列基本道德要求。其基本内容包括：尊重人、关心人、特别是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对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尊敬为人类建立了功勋的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这些内容要求，都是对传统文化仁爱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与仁爱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仁爱” 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道德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为出发点，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仁爱精神是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基础，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特征。我国在不同时期树立的道德楷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典型代表。1939年12月21日，为悼念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的文章。文中着重阐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1944年9月8日，为追悼张思德，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着力宣传和提倡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宗旨――为人民服务。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精神。毛泽东倡导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无不闪耀着仁爱的光辉，白求恩、张思德、雷锋作为不同时代的道德典范，曾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人健康成长，对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仁爱”作为中国民族长期秉承的核心道德原则，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与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的有机统一，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石。

三、“仁爱”的当代价值

仁爱精神追求人与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可资扬弃的道德文化资源。弘扬仁爱精神，将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化解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日益严重的人际、人文、价值观念上的种种冲突和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等等社会现实问题的挑战。

仁爱是幸福的源泉。人的生命是对幸福的追求。什么是真正的幸福？500多年前，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指出：“人人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认为照顾别人，使他们康乐幸福，才是值得称赞的。”幸福的真正道德意义在于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为大多数人造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当一个人在为社会、为他人，包括对大自然捧出爱心之时，他自己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以助人为乐，以奉献为荣，以做好事、献爱心为幸福。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仁爱”是温暖人性的太阳。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性善良、互相关爱、充满温情的仁爱社会。但在现实中呈现出的人性冷漠、冷酷的趋势，却与仁爱社会背道而驰。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1日公布的一项对2012人的调查，77.9%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真正的朋友很少了，99.6%的人认为，当下真正的友谊越来越少了。季羡林先生在《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中对当代人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代人这样鄙俗、冷漠、无知、‘一切向钱看’”。相互关爱是人性善良、社会和谐的最逼真表现，而其根本的标识则是对孤独无助老人的关爱。这在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闪光点，但遗弃老人和儿童也时有耳闻；救死扶伤是善和爱最根本的表现，也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而藐视生命，见死不救的现象常有所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要求，而权力傲慢，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强制拆迁、横征暴敛招致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有学者指出：“如果人性日趋冷漠、冷酷和凶狠的趋势得不到遏止，即使经济再强大，也是毫无意义的”，“拯救的唯一途径，是重建新的价值观。”（《人性日趋冷酷之探究》张镇强《杂文报》2010年12月24日）

“仁爱”是医治现代社会痼疾的一味良药。当今世界正面临个人主义危机，过度的自爱和利己在造就财富极大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局面，不少人感到缺乏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美国科学家霍金预言：“地球可能在200年内毁灭”，因为这种“人人为自己”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导致人类遭遇灭顶之灾。人们在满足温饱之后，如何合作与和谐，如何促进社会健康与永续发展，这是事关人类生存发展和需要深入探究的现实课题。在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相互交织的当今世界，仁爱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从中华优秀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是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仁爱思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也为世界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仁爱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仁爱”是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一剂良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和危机，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腐败泛滥、灾害频发等等，大都可以从人性和人的道德方面找到根源。仁爱精神还不只是对人类的爱，也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灵和万物的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世界自然生态的破坏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有识之士呼吁保护环境，保护珍稀物种。儒家的“仁民而爱物”思想，对建设当代生态文明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当今正处在科技高度发达时代，科技发明在给人类创造财富和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今任何动物都可以“克隆”，任何植物都可以“转基因”，任何网站都可能遭到“黑客”攻击。科技一旦违背人道与人性的原则，以牺牲人的健康、幸福和生命为代价，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在崇尚科学技术、提倡竞争的当代社会，尤其需要强调“仁”的道德原则，使科学技术与竞争机制更好地为人服务。

以“仁”为基石，以“爱人”为主旨，以舍己为人、助人为乐为标志的“仁爱精神”，既是作为个体的人在多元化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应该是中华民族在多样性世界文明背景下找到自身定位、赢得国际尊重的基本点。这种精神得到推崇，必将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创造出新时代的文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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