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功，莫大使私横行

儒学之功，莫大使私横行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孔子和宪法》是选编在《李大钊文集》里的两篇文章，作者用犀利的文笔，痛批了孔子“为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含混无界之辞也”，“为荒陵古墓，为陈腐死人”，直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儒家先贤骂了个一文不值，遗臭万年，瞬间，一座神坛轰然倒塌，神像摔的粉碎。

这真是应验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都被怀疑，人们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态与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两篇文章中，革命先驱绝非驳斥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烂熟于心的儒家精华：舍生取义，见义忘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也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人文情怀。恰恰相反，他痛斥的是令人深恶痛绝憎恨厌恶而实际上是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天不变道也不变”，“别尊卑，明贵贱”的儒家糟粕，痛斥的是抹杀人类灵性，泯灭人类心智违背了现代文明理念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腐朽儒学，作者痛斥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倒萎缩没落的儒学。

从汉开始，儒家逐渐成为正统，历经唐宋明清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步确立其在精神领域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德政，礼治及人治是儒家的政治方略，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道德基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维护等级，袒护特权，以此，在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上确立其合理性，必要性及永久性，才是儒家文化的最终目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外面包裹着严严实实的仁义礼智信，维护着，等级社会下掩盖着的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特权私利假仁义礼智信之名行走天地汪洋恣肆，官僚儒士玩温良恭俭让于鼓掌之间潇洒自如任意横行，《红楼梦》里“葫芦僧判葫芦案”的贾雨村，接着薛蟠的命案，一开始是多么的嫉恶如仇，大义凛然“听了大怒道：哪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结果怎样呢，当贾雨村得知薛蟠出身巨室依附权门，最后，只能“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因此说，单一部《儒林外史》，一部《红楼梦》就刺破了儒家道德的华丽精致，揭穿了他们慈眉善目的面具，撕下了他们道貌岸然的伪装，与其说是一部《儒林外史》，一部《红楼梦》，还不如说是《儒家外史》，《儒家梦》，难怪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早就看透了儒家的本质，他清醒地意识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儒家伦理提出了质疑。

窃钩窃国的乱世春秋，除了产生出影响比较大的《儒家》，《墨家》，《道家》，《兵家》，《农家》等等外，还从以儒家为主，百家为辅繁衍出来的杂家学说，比如《吕氏春秋》，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思想走向，曾遭到孟子嘲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一派，就在他们编写的《吕氏春秋》里大肆宣扬“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的利己思想，这为后来“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思想的延伸拓展了极大的空间，包括儒家的义利之争也能看见其利己思想的影子，意识形态领域已清晰地勾画出其他学派对儒学的影响，在他们之间相融相通，互助互动的过程中，儒学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呈一维的过程，而是三维甚至三维以上的过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而不断混合的过程，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表面看，是极力排斥私利的，实质上，儒家不反对君子取利，君子取利是有前提的，那便是“义然后取”，试想，这种建立在空洞说教意义上的“义”，建立在等级特权基础之上的“义”，他的可信程度，实际的可行性，持久性及普遍性到底有多大？令人怀疑。

儒家文化缺失的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种认为个体完全由他所属文化来决定的文化论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有人非得拿“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来反驳，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最精髓，最正确，最伟大，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却出了天大的问题。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句，出此《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平天下。”，概括起来说就三层意思：其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次，一心一意谋发家，聚精会神搞致富；三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很明确，儒家把人生的路分三步走，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得从娃娃们抓起，，等学出一身好功夫后，怀里揣着一颗感恩的心，一片怜悯的情，上报皇恩，下抚黎民。以此实现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然而，仅仅走第一步或者忽视省略了关键的第二步而直接奔第三步是行不通的，是有饽于儒家道体的，为国家舍小家断非儒家纲常名教的原意，迈出“齐家”一小步，走向“治国”一大步，必须先扎扎实实地从我做起，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做起，从自家的发家致富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家不富，何以富国家，又何以富天下？天下大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一起富。至此，才轮到“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的圣贤教导。

自古以来，中国的儒士就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启蒙者的身份自居，他们浑身上下充满着悲天怜地的浪漫情怀，满脑子联想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不幸的是，他们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提出来的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理念和实践都被现实撞得粉碎？他们的理想和浪漫会付诸东流化为泡影？毫无疑问，那便是融化在他们血液渗透到他们骨髓里头去的，固定在惯性思维中，合成在文化基因里繁衍生息世代相传下来的义利取舍，“正心，修身，齐家”。“齐家”的每一次过程都会纵容一轮私欲的膨胀，掀起贪婪的欲望，不断膨胀的私欲可以找出任何理由冲破道德的牢笼，信马由缰，驰骋天下。正如革命者，切.格瓦拉想象比喻的那样：“私欲好像是心存好奇的幼儿，总是抵不住眼前新玩具的诱惑。”，比得真实的状况，私欲要远远超过革命者的想象。一个最直接的恶果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个人利益；当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集团利益；一旦面临多项选择，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章太炎先生会借一位日本学人的话批驳孔子：“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祸本也。”

因而，熟知的历史事实一幅幅地呈现在我们的的面前，面对着内忧外患，张之洞一边在《劝学篇》里大声疾呼：“保国，保教，保种”，“人人以国为体”，一边却置北洋水师深陷甲午海战危机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保存一己之实力迟迟不肯发南洋水师北上增援，以至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在多篇演讲中大谈特谈儒学的一片光明，尤其一次演讲《最后的关头》倾城倾国，汪精卫激情燃烧慷慨陈词，巴不得把自己的那颗心掏出来给国民瞧瞧，到底是热是凉是红是黑。结果呢，硬要成立伪政府，搞中日亲善，走“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美其名曰：曲线救国，最后的关头，汪精卫选择了集团利益，出卖民族出卖国家。和秦桧一样落得个千古骂名。反观现实，我们改革开放遭遇的困境不也源于此吗？

《三国演义》开篇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轮回，真是历史的轮回？真是困惑黄炎培先生的“周期律 ”？不是，绝对不是，说到底是儒家文化的轮回，是儒家文化的宿命。纵观中华历史，自汉开始就分西汉东汉，三国鼎立，晋又分为西晋东晋，接着南北朝，隋唐下来是五代，宋朝的北宋南宋，之后，元明清，到了民国，中华民族再次陷入军阀混战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历次分合的普遍规律无不是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私利，漠视于民族，国家统一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走上了一条分裂民族，肢解国家的不归之路。

无数次无数回，我们用宏大叙事般的激情赞美歌颂凭借儒学孵化出来的日韩现代文明，陶醉于儒学梦幻般的玄妙和神奇，殊不知，江橘淮枳，此儒学非彼儒学，东渡的儒学已变了模样，被日本儒者奉为“最上至极”的“宇宙第一书”《论语》，到了日本中将西川虎次狼的手里就改成了《论语兵话》；到了色泽荣一的手里便成了《论语算盘》，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右手拿算盘，左手拿《论语》”以发展日本民族实业为己任的色泽荣一。他们以“国士”自居，视国家为自家，和民族共呼吸同命运。他们选择的是“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决非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汲取的是儒学的精华，是“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博大。话说到此我不得不惊叹：在日本“儒学之功，莫大使公横行”。

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就好比是虚拟网络世界里的防火墙，他能有效地防御，抵抗和拦截来自任何方向任何力量对其维护的正常秩序所实施的破坏和攻击。他不允许私欲无限制地膨胀直至最后毁灭自己，更不允许物欲无限制地横流直至最后毁灭世界。而不幸结果是，儒学没能真正起到防火墙的作用，他形同虚设空有其名，私利私欲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秩序混乱社会失衡。由此我说“儒学之功，莫大使私横行”。

最后就用鲁迅先生的话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吧“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