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非常规举措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三大非常规举措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对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几点思考

                             胡显达

        一、温家宝的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思路

在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在扩内需、保增长问题上，一再强调中国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温家宝承诺道：“本届政府一定要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增加有效需求，加强薄弱环节，充分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

在如何启动和激活居民消费需求时，温家宝提出的基本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点：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引导汽车合理消费，发展物业、家政便民消费，加快旅游休闲消费，扩大体育健身消费；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推进连锁经营向农村延伸，让更多的家电汽车下乡等。

二、收入分配的扭曲与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

然而要知道，城镇居民也好，农村居民也好，更多的不是不想消费，真正的阻碍在于收入微薄，无钱消费。因为收入分配的扭曲，让更多的钱或财富流到了极少数的社会富裕阶层——企业银行高管层、垄断行业、明星大腕、私企老板、贪官污吏等腰包里。社会保障的缺位，购房、医保、上学费用的攀升，让更多的社会中低收入者有钱不敢画或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消费那些本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收入分配被扭曲的一个困境是，从社会上较强势的一极上看，为数极少的社会富裕阶层富得流油，有大把大把的钱却无法投向生活消费领域，而只能在脆弱的投资中和诡异的股市里把自己的钱倒腾来倒腾去，靠在非生产领域投机营生。运气不好时，这些靠投机营生的钱还可能在下跌的股市中被无情地蒸发掉。中国外汇管理局投资美国债券的1.4万亿美元因华尔街行情的下挫和长周期的美元贬值而已巨亏的悲剧，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收入分配的扭曲而让钱过多地流到极少数的社会富裕阶层，这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能导致的一种恶果就是生产性投资的停滞与股市投机泡沫的膨胀以及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萎缩。但若从社会上较弱势的另一极上看，那些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则虽有消费需求却受困于自己的收入支付能力，没有足够的钱去支撑它们生理意义上的合理消费。

由此可见，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阻碍在于收入分配的扭曲，出路自然也在于它的合理调整。这一点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他的基本思路是继续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但政府未来将如何调整，温家宝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关具体的解读，仅仅停留在政策的取向层面上。除了农产品的提价与增加困难群众的财政补贴之外，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切实可行的收入分配措施。在国富民穷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温家宝想到的只是把国家掌握的巨额财富转移一些给那些生计艰难的困难群众，或通过减税退税的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在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比重，通过这种调整降低它的运营成本，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需求锐减的冲击下，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的收入分配调整方案已对企业内部的扭曲分配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温家宝已不再那么积极推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最低工资的提高了，他担心这种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会过多地伤及企业的盈利空间和投资意向。在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上，温家宝政府为了留住资本的投资信心，只能推迟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了。不错，温家宝政府是极其亲民和务实的，对更多生计艰难的困难群众充满着同情和救助的意向，但苦于拿不出更多地财政收入用于再分配，而只能通过承诺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力，让自己的政府继续赢得民众的信赖。

三、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常规举措

现在，温家宝政府不是犯愁巨额的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基金无从筹集吗？我想有三大途径可以帮助政府筹集到这笔巨资，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让更多地人拥有足够的钱放心消费而无后顾之忧。

一是推进干部财产申报，查收贪官家产，充实居民消费基金。

中国的贪官不少，国民收入中有很大的份额被他们私吞在自己的隐蔽帐户里。在中央对干部腐败的严打斗争中，这些巨额财产虽藏匿在贪官手中，但却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来挥霍消费，只能偷偷摸摸把它转移出去，而供自己的子女、情妇在国外花销。这样的消费拉动了别国的经济增长，而对我们的内需扩大却毫无贡献可言。与其让它拉动别国的经济，不如通过严查严打全部没收过来，而充当自己的居民消费基金。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和财政补贴，而把更多的钱重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那里，充当拉动我们内需的原动力。以往的中国革命搞过打土豪之类的劫富济贫运动，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财富与收入的重新分配。在当今中国，贪官们对整个国民收入份额的过多占有已成为我们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制肘。我们完全可以搞一次独具中国特色的财富重新分配运动，即反贪济贫运动，。通过查收贪官家产，财富二次分配，把其转移到中低收入阶层，充实居民消费需求能力。

假若更多的社会中低收入阶层能从这种反贪济贫运动中分配到更多的消费基金，又何愁更多的闲置房子卖不出去，更多的家电、汽车、农机下部了乡！

通过反贪济贫运动，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绝对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粗略的算一算它的拉动效应和潜力。在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国民收入藏匿在贪官的家产中呢？据　2009年2月26日　《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栖霞区原区长助理潘玉梅至案发前收受贿赂792万元人民币，50多万美元，合计1190多万元，成为南京市处级干部受贿犯罪而坐收现金数额最大的贪官。”比之更厉害的当数辽宁女国土局长罗亚平。据　2009年2月15日　《文摘周刊》披露，“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疯狂敛财过亿元，用这些钱买官买权买情买色。”从这些报道中可以估算出，假若全国存有这样级别的贪官，按一省500个计算，全国30多个省市大约就有上万个，单单他们私吞的国民收入也足足有近万亿元，足足占我们每年国民收入30万亿元的三十分之一。把这笔巨资用于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基金，按目前的市场价位，有多少等待出售的房子卖不出去，有多少因收入限制而滞销的生活必需品打不开销路。通过反贪济贫运动而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市场潜力真是难以估量啊！

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并带头申报自己的家庭财产，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我想是因为他没有贪腐。凡是敢如实申报自己家产并接受体制内外力量监督审查的，就大体上不是贪官；否则就必是贪官无疑。事情的逻辑就是如此。在中国不敢推进干部财产公开申报，其后顾之忧和巨大风险可能在于怕以此引发民变，丧失民心，丧失政权。普京、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铁腕反腐并没有丧失民心，反而获得了民众的更多支持。在中国民众对腐败切齿痛恨，通过反贪济贫，而让民众的腰包鼓起来，又怎会赢不了民众的倾心支持呢！如果真是一个亲民爱民，以推进民众利益为己任的执政者，又怎会不推进这种运动呢!

贪官们害怕公开申报家庭财产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采取如实申报、如实上交，不予曝光既往不咎，继续做官；一旦查实隐瞒不报、藏匿转移，就严惩不贷的办法，让我们这里的贪官放心移交自己的各种非法所得。为推进这种工作，中央可专门成立一个干部财产申报审查组织，对正科级、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家产进行人人过堂式的清理审查，以促进他们主动如实申报上交自己的各种非法所得。

二是限高降薪、累进征税，促进企业内部公平分配，缩小银行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

在企业的内部分配上，管理层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通过管理层的持股分红和自定薪酬的办法，这些企业的高管层占有者极大份额的企业盈利性收入，他们的年薪和奖金也往往构成了企业运营成本的一个极大部分；而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中能从这种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获得微薄的收入糊口。这样的内部分配把居民消费需求长期压低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不错，这些企业高管层的过高收入也往往以工作合同、工资契约的形式事先定下来的，并没有违约违法。但我们的政府却不能对此不管不问，无动于衷。政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积极介入到企业的内部分配中去，坚决不能再让这些企业高管层的自定薪酬、自主分红，独吞企业较大份额的经营性收入了。据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救助一些营运困难企业时，一些企业的高管竟然拿这些自己安装工作合同、工资契约给自己发奖金和年薪。这种丑闻被曝后，美国政府就积极介入了，准备通过对其高额年薪和奖金累进征税的方式再收回来，据报道累进税率竟高达90%以上。我们的政府也要这样向企业高管层的过高收入开刀，要么以累进征税的方式把它直接征收过来，由政府按照促进社会公平的原则在全社会进行二次分配；要么自己主动限高降薪，把自己的过高收入通过企业内部分配的形式转移给普通的员工，让他们也同自己公平均等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美国的民众在企业高管私吞政府救助资金丑闻曝光之后抱怨道，“我们普通员工一小时的劳动报酬才七八美元，这些企业高管一小时的劳酬为何高达十几万美元。”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敦促奥巴马政府过问此事。既然如此，中国的温家宝政府为何不能也通过立法的形式，以限高降薪的方式直接介入到企业的内部分配中去呢！不要在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矫正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该出手时就得出手。目前，最紧要的就是立即叫停高管层的自定薪酬、自主分红这种企业内部分配的潜规则，按照企业的规模、赢利状况和所承的信托责任，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不同级别的薪酬和奖金，让他们合法地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和企业的经营性收入。同时，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把从这些企业高管层限高降薪让渡出来的企业经营性收入，通过企业内部分配的途径有序转移给普通的员工，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力。

三是节制公款吃喝的规模、排场和费用，把由此节俭出来的钱直接用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

在国民收入这个总量里，政府的公务消费、公款吃喝多了，社会的居民消费份额就必然要少起来。在这个和一定的消费中，更多的居民消费实际上都被我们这里的干部公款吃喝给挤占掉了。现在，我们这里的公款吃喝太多了。每一年的公款吃喝就多达五六千亿元人民币，这还是一个极保守的数字估计。实际上的公款吃喝要远远大于这个极保守的估计数字。假若能把干部公款吃喝的嘴管住，由此挤出来的居民消费基金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呀！这一点，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及过。他承诺今年要节制公款吃喝，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笔者以上分析的三大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常举措，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财富和收入重新合理分配的思路和办法。这种举措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会像政府扩大自己的支出那样直接有效，立竿见影。

反贪济贫，可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申报为契机，让反腐的阳光照一照干部的家底子。据媒体报道，我们的北邻俄罗斯正在积极推进这一立法。梅德韦杰夫总统主动采取年报的形式亮自己的家底，高风亮节，有魄力，有勇气。千万不要以我们的国情特殊而拒之。俄罗斯的腐败与我们很接近，人家敢为何我们不敢。要通过立法和特别条款的豁免保护解除已腐官员如实申报、如数上缴资金各种非法所得的顾虑和担忧。只要如实申报、如实上缴自己的各种非法所得，就免于问责，不究其过，依然可以继续做自己的官，干自己的事业；不然的话，一旦取证查实，就依法通过监禁、杀头、抄家、没收财产等措施予以严惩。

如若这样，反贪济贫就是一个极管用的办法，如果老是以我们这里的国情特殊为由，以保持我们这里的社会稳定为重，而不通过积极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申报，亮我们这里干部的家底，这其实就是同我们这里的腐败势力和贪官集团搞妥协，搞脆弱的和平共处；这实则就是对自己人民的不负责。

别老在说自己的国情特殊了，这不是延迟激进反腐的理由。台湾收监审查陈水扁这个巨贪，也未见他所在的民进党亡党；国外审判自己的总统总理受贿腐败之类的高官，也未见其亡国。亡党亡国，这不过是恐吓自己人民的政治把戏而已，根本不值得相信。事实上越是反腐越能凝聚民心；越是妥协退让越会丧失民望。反腐反贪吧，让从贪官家里搜出来的脏钱赃物救济更多的社会贫困阶层吧！走出中国的经济下滑困境，中国的执政者也可考量考量这些非常规的举措了。

　2009年3月15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