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将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向新高潮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对这次运动有过精辟的论述。运动中，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是指出：“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接下来又说：“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那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大动乱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开道的。今天回顾历史，回顾中国近代史、现代革命史，回顾社会主义新中国六十年的变化就格外有意义。　　

毛泽东在　1966年12月26日　分析形势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 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这说明这次运动是真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国还需要这样的大辩论。现在，就应该对比“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本质，进行全面的思考、辩论，进而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毛主席说：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他说： “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为什么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曰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还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明确指出：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这些伟大的科学预见，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今天一切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对于这次别开生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必须珍视，要象研究世界文化运动的先进分子学习，真正解释这场革命的意义，通过对这场运动每个细节的研究，真正把握前进斗争的大方向，通过实事求是地把握无产阶级发展的脉络，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　　

作为这场运动的反作用和党组织的演变，文化革命结束了。但决不能说这场运动是无意义、完全错误的。总结历史，才能开创新共产主义运动。埋头抓生产，即便生产发展了，也可能变成国际大资产阶级的附庸，历史变化的跟屁虫，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在国际大资产阶级的丛林规则中求发展是很困难的，不开辟出新的战场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毛泽东一直强调，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现在正是可以利用中国的和国际的历史，更真切认识革命历史的好机会。全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革命战士一起，把被掩盖、被遮蔽的这段历史解救出来，还它本来的面目，教育我们自己。　　

对于民主问题，必须明确民主这种过程的阶级性质，必须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养革命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人民进步的基本方式，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大民主”——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过程。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毛泽东这种评价是否正确？全中国的人民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结。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有些人）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共产党还是要信仰科学共产主义的，否则，那象什么话了。不能在台下，讲共产主义，把它当作好招牌。上了台面，就把共产主义推出视野，扔给几千年以后的人们，自己钻进钱眼享受土皇上的堕落趣味去了。

人民是欺骗不了的，即便欺骗了一时，也不能长期欺骗下去。

现在，回顾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对于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好处。重新树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质、形象，真正焕发人民奔向共产主义的热情，不仅是中国的光荣，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光荣。到那时，中国的社会建设就会真正出现超越西方发达社会的新水平、新创造。

建国六十周年，作为中国人民的大事，必须总结历史，必须认识社会，必须开创局面，把经济建设变成人民发展精神世界的平台，上演人类自身革命、改变自身形象这台大戏，从少年梦想走向成年哺育“新儿女”的“奉献”历史人生阶段。改变私有制占主体，旧传统观念窒息人类发展的历史局面，真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解放我们自己。

欢迎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民主！

欢迎实事求是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欢迎真正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附文一：

文革大致轮廓　　

 ——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大民主运动：　　

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作者：老田　　

作为文革标志的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始终是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的系列政治博奕过程。根据双方力量消长和运动进程的起落，文革十年期间，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博奕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七个段落分明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称为一个回合。　　

有人认为文革只延续了两到三年时间，这是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持续时间作为依据的，舍弃了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笔者以为由大规模群众运动引发的后续政治博奕过程，不仅仍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模式，而且只有把后面的政治博奕回合纳入考察视野，才更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文革所隐含的社会矛盾，更好地揭示由社会矛盾所规定的政治博奕内涵。　　

本文主要以笔者前几年所作的口述史资料为基础，参照相关文献，以武汉文革进程为背景进行分析提炼，而以其他地区的运动进程作为参照而写成，目的是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刻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1、  文革的第一回合：运动方向之争　　

文革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做出的社会舆论动员过程。这大体上属于文革的文斗阶段。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一九六六年年　六月十日前　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改变文革的打击方向，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十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刘少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和批示，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还被策略性地按照事件的消极方面被描述为“流氓事件”。这一叙述模式：对当权派则按积极方面叙述，对造反派按照消极方面定性；这个双重标准已经为现在的主流文革叙述所继承，并内在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隐喻：没有当权派领导的群众运动只能陷入混乱和无序。文革结束后的大审判中间，也是沿袭这一逻辑的，武汉市公安局七处的处长曾经告诉被审查的造反派头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是比较纯的，我们的审查先是从历史开始，看你们的出身有没有问题，再就是审查政治问题，接着审查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说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是“右派翻天”和反革命，这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一直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作为压制造反派的主要叙述模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二十一日的中央军委文件和公安部连续发布文件，严厉禁止当权派调动军队和公安警力去压制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为此，当权派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的威力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各地当权派都以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去“运动群众”或者建设“左派队伍”，多数派（早期保守派）由此而产生。　　

多数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转移运动方向的两个主要步骤：先是转移运动方向和矛头，力图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工作组时期的工作主要是在群众中间搞“左、中、右”排队；根据武汉水利学院工作组和党委的理解和布置，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九五七年加上一九五八年的形势”（按：就是把文革当作“反右大跃进”来搞）。在撤销工作组之后，是当权派主导中学生进行“破四旧”和抄家等方式，通过整“黑五类”和牛鬼蛇神。早期保守派的典型代表是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老红卫兵，或称老兵），他们提出“血统论”，目的是把文革的对象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对象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把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马克思的阶级分化认识相捆绑。造反派则在陶铸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下，针锋相对提出“怀疑一切”和反血统论主张。　　

文化革命还被反复解释为狭义而具体的“破四旧”，这种形式化的理解反复出现，目标始终服务于扭转文革运动的方向，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本能和强势地位的体现。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还在湖北省常委会上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是：“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 　　

多数派的强大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时期普通民众处于“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也是党政系统干部动员能力和经验优势的体现。由于当权派的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使得造反派处于少数派地位，普遍受到压制。作为当权派组织优势的体现，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出现“调动工农反学生”的事件。　　

当时中央一级政府调节当权派和造反派力量对比的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加强对少数派的舆论支持力度，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最高潮；同时还不断以中央文件形式，反复重申不许各地当权派“调动工农整学生”，以消减当权派的组织优势。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被动员起来的“三板斧”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政治组织、发起了全国大串联；前两者是强行落实宪法中间规定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来重申宪法权利显然有助于降低群众造反的预期风险；最后一条使得全国的造反派力量连成一片，相互支持，越过了各地当权派在本地的组织优势，当权派的组织优势往往无法越过他所管辖的地域起作用。　　

特别是北京红卫兵南下各地“点火”，是扭转文革方向的关键招数；许多南下点火的学生都是周恩来委派并亲自送行的，因此胆气尤壮，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之后敢于宣称“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这远远超出本地少数派的胆略。湖北省委反驳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矫枉”看来常常需要“过正”，不管湖北省委到底是“黑帮”还是“红帮”，南下学生已经成功地把“斗争大方向”从“黑五类”“牛鬼蛇神”身上，恰当地转移到当权派身上来了。正是因为南下“点火”学生所起到的扭转运动方向的独特作用，在一个短时间成为各地当权派对付的重点，武汉的当权派通过保守派发起“驱赶南下一小撮”运动，湖北省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大会上亲自“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南下学生赵桂林，说要把赵桂林送去劳改，他本人打算不当省长而是要拿着鞭子亲自去当劳改队长；南京市委紧急调动“郊区四清工作团”回市区，从集结点党校跑步去市委大院，冒充南京市民与南下学生进行辩论。　　

在舆论动员处于劣势，特别是扭转运动方向无望之后，保守派组织开始选择进行“武斗”的政治博奕方式，在文革的第一个回合中间，清华大学的八二四事件和北京“西城纠察队”等率先表现出来的武斗趋向，是一九六七年年中大武斗压制造反派的预演，本质上体现了当权派处于舆论竞争下风时的坚定政治竞争意志和策略选择：文的不行就来武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造反派才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以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时间段是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开始，到批判资反路线为止，中间“撤销工作组”事件是这一时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界点，这一过程延续五个月左右。　　

2、  文革第二回合：当权派罢工和大民主运动升级到夺权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对象和目标，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表述，转移运动方向就更为困难了。在当权派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学生中间，许多人读到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之后，转而退出多数派组织参加了造反派。 　　

由于四清运动在工厂和农村也造成了干群之间的对立，在文革群众运动的大形势下，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起而造反组织了自己的组织，各地当权派都拒绝承认。出于降低造反风险的需要，也出于预计能够得到中央支持的信心，各地工人的斗争方式都是选择去北京寻求支持的斗争模式。张春桥受派去上海安亭，在现场张春桥超越授权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　1966年12月9日　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取消了十六条之间对工人运动的限制，追认工人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15日又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参与文革的群众范围，从学生扩大到工人农民中间，造反派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之后，舆论对于当权派采取批判态度，而对于造反派则采取支持态度，随着早期保守派（多数派）组织的瓦解，当权派在造反派的攻势面前失去了遮蔽，这给当权派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空前的政治压力。为避免事态向不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对高级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各级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不要对群众运动采取对抗态度，避免对抗升级，这一会议持续了二十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既是一种政治承诺，也是一种缓和对抗的策略：确认当权派的政治利益，防止他们选择把对抗升级。　　

当权派在无法调用国家机器力量之后，又面临着失去自己苦心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屏障”，同时“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模式，也屡屡受到中央文件的严厉批评，继续选择这样的手法，显然面临着日益升高的政治风险，随着运动进程的深入，当权派日益丧失各种力量凭借和操作手段。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夺权时期，是当权派最为虚弱的时期，一些省份的主要负责人，在文革初期追随刘邓的“反右派”指令，大力执行了在群众中间“横扫”的政策，由此留下了与少数派的政治对立；而刘邓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使得他们很难再继续分担下属官员的政治责任；一些省委书记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云南的阎红彦和山西的卫恒，都是在这个“当权派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期选择自杀的。自杀固然是他们在政治上感到没有出路的绝望表现，同时也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权派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其政治竞争意志已经高达抛弃生命的程度，这个政治竞争意志，在二月的怀仁堂争论中间已经由阎红彦卫恒的消极逃避模式转为谭震林式的积极攻势了。　　

一个方面是心理恐慌，一个方面是“以退为进”以罢工相要挟，湖北的张体学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就以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上海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更是毫无策略地公开提出要造成“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进行要挟。　　

在当权派罢工之前，文革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官僚精英群体对群众的态度，文革后期毛泽东也反复重申机关改革的关键是联系群众，让学生起来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强行打破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思想和工作方法改进的冷漠，逼迫他们面对群众，这个时期的文革目标基本上局限在管理体系内部的工作作风改进这一有限目标上。文革的最初设计是以学生造反运动，逼迫当权派改变此前的漠不关心态度，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跟随中央的调整部署，这个“以学生造反运动促进当权派反省”的文革规划，毛泽东曾经预测为“六个月”时间完成。　　

在官僚队伍选择罢工之后，文革就脱离了毛泽东的事先设计，不再局限于管理系统的改进了，而是必须面对管理系统的瘫痪，需要在官僚队伍罢工之后进行接管管理职能并再造管理队伍，这是“因当权派罢工而追加”的新任务。　　

当权派罢工之后，毛泽东面临选择：要么屈从当权派的意志，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派运动；要么就得自己在支持革命造反的同时，自己着手恢复秩序，建立起党政系统当权派之外的第二套组织系统。　　

文革已经由支持群众造反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双元目标”，而且维持社会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则成为支持造反目标之前的更优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转折受到承受“成本极限”的现实考量。当权派的强大在于：他们能够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由此迫使文革在目标选择上的“拐点”出现。　　

与罢工的诉求相对应，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前夕，张体学还指派省委秘书长张华去造反派总部所在的“红楼”，与造反派接洽“交权”事宜，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说到这里特地强调说：不是我们要夺权是他们要交权。　　

朱永嘉认为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最顶点，而一月夺权则是文革的“拐点”。上海在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上海市委，等了几天中央毫无表示；而　一月八日　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通告号召反击“资反路线新反扑”，要挫败保守派提出的“停电停水停交通”，中央迅速表态支持。　　

文革由单一目标，变成“双元目标”之后，不仅脱离了运动早期的预设目标，也超越了造反派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整合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埋下了引发“动乱”的伏笔。　　

在恢复社会秩序上，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力量，被要求为恢复秩序做出贡献；解放军是党政系统之外的唯一有组织力量，也必须参与恢复秩序；结合前党政系统的部分官员，组成各种“火线指挥部”或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是为应付党政系统干部罢工而可能出现“三停”，为此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文革后来组建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形式，就是把“应付干部罢工”而产生的各种“指挥部”系统化、长期化的结果。　　

当权派“以退为进”进行罢工，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时间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军委八条”下达为止。只有文革的第二个回合，勉强算是毛泽东和造反派有表面上“攻势”，其他几个回合“文革的依靠力量”都是处于守势和被动跟进“反文革力量”。　　

3、  文革第三回合：二月逆流　　

造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参与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低，只要有相应的“不平”感受，都可以进行表述，所谓“不平则鸣”。而文革目标调整到应对干部罢工局势，升级到双元目标之后，群众运动的严重不足，就体现出来了。　　

由于造反派群众实际上缺乏革命时代的“哀兵奋起”的两大条件：造反者的造反风险成本为零，以及此时必然的个人奋斗无效转而追求集体奋斗的强烈意愿，没有这两个条件，造反派就难以完成低成本、高强度的政治整合。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客观局限，体现为文革期间反复出现的分裂，这是政治整合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态势带来的相互攻诘，革委会成立前后各派造反派基于对革委会态度不同出现了“好派”和“屁派”的对立，都是这个政治整合失败的集中体现。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弱点，总是被当权派所把握和利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迫使毛泽东选择权宜措施和后退。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因政治竞争而分裂，使得本身的力量被相互抵消和下降。明确昭示了造反派缺乏独立掌握政治局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出来参与恢复秩序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解放军支左的选择，是毛泽东拒绝从文革后退到反右之后，为了避免真的带来天下大乱以降低造反成本而不得已选择的结果，军队支左之后，由于造反成本的局限，毛泽东再也没有“可打的底牌”了，先前毛泽东有主导权的文革运动进入了“毫无底牌只有被动跟进”的状态。不仅毛泽东自己深知这一点，就是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幻想，她本人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曾经亲口对重庆的黄廉说过：一涉及到军队，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要把握好自己。　　

由于军队要作为恢复秩序的主要力量出山，同时使得当权派有了新的力量靠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底的“军委八条”，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当权派借此去规避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军委文件的限制，开始走出最虚弱的时期，调用军队的力量去压制造反派，这一时期最典型（或者最恶劣）的例子是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近两百人，打伤数百人；四川一夜之间抓了十多万人。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抓捕造反派。　　

所谓的“二月逆流”（或者“二月镇反”）和“三月黑风”，并非在怀仁堂里几个高官拌拌嘴那么单纯，陈伯达称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文革时期的叙述，一般倾向是掩盖当权派的优势和他们采取的各种决定性攻势措施，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调用军队力量进攻造反派，主流文革叙述就把毛泽东和造反派行为叙述为完全主动的、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粹攻势行为。　　

一月夺权时期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造反派在政治整合方面的严重局限，造反派原来被资反路线所激发的竞争意志还有所消退；而当权派拒不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失去权位的安排，因此提高了其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在有形力量优势之外，当权派还取得了相对造反派的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方面的优势。当权派开始在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方面，都出现了领先。　　

造反派的劣势是造反派本身所无法逆转的。在二月逆流时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被造反派唱彻神州大地。造反派和最高领袖之间的相互现实需要、由此激发的感情联系，在当权派的攻势面前得到强化，但这一联系在文革期间，始终未能理性化或者制度化。文革后期当权派为了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实施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的个人崇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造反派的“感情”接轨的：从感情出发的造反派无法有效反对抬高毛泽东个人的各种仪式化安排，哪怕是荒谬的忠字舞。　　

一九六七年中央三二七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四二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最具决定性的是　四月六日　的“军委十条”，这三者共同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从当权派利用军队力量去压制造反派，到取消他们调用军队压制造反派的权力，这是文革的第三回合。时间段上起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下迄一九六七年四月初的军委十条下达。　　

4、  文革第四回合：武斗和撤退　　

“军委十条”重新堵塞了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保护自己的政策缺口，但是无法终结当权派捍卫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意志，当权派现在又得在国家机器之外去寻求新的力量以压制造反派了。在一月夺权时期，许多地方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如南京“好派”和“屁派”的分裂，重庆“八一五”和“造反军”的对立，武汉出现“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这些对立和分裂都是造反派内部基于政治竞争的需要而现成的。出于政治竞争的策略需要，部分造反派搞统一战线以强化自身的竞争力量，依靠军队干部和解放军这个力量符号，通过支持“二月镇反”对政治竞争对手的压制，成为“新保守派”。许多当权派就此找到了新的群众组织力量，为自己所用。　　

一时未能找到现成的群众组织力量，就得重新去创造一个群众组织力量出来以实现当权派的意志。最典型的体现在武汉市，由人武部下文组织以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为核心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开始新一轮的压制造反派运动。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根本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套，他们在武汉东湖宾馆开会，布置了很多“扫平计划”，先是计划要“扫平”汉阳，在汉口则一条大街、一条大街地逐步“扫平”，对于造反派相对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据点，则通过武斗拔除。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之后，往往获得各地市民的广泛同情。各地当权派在抓捕造反派之后进行的舆论动员过程，工作粗糙完全没有说服力，例如武汉军区在三一七抓捕“钢工总”总部和二级单位头头近五百人之后，在舆论宣传上把武汉“钢工总”宣传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完全站不住脚。造反派则借机进行反向舆论动员，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武汉军区完全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之后，百万雄师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武力进攻；从一九六七年六一三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开始，中间的大型武斗事件有六一七――六一九“六渡桥武斗”（围攻造反派设置在民众乐园的宣传据点），六二三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围攻汉阳轧钢厂和汉口刘少奇纪念馆（造反派“工造总司”总部），直到中央六二六通令下来之后，武斗才告一段落，百万雄师也按照中央通令释放被抓的造反派学生。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最后一次武斗，是在七二四围攻武汉体育学院，　许多老　教授跳下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起来后满身都是蚂蟥。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一九八四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彻底打垮，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文革进入一九六七年中期之后，当权派早已走出一月夺权前的虚弱态势，相对于造反派的舆论动员优势，在组织上形成了广泛的动员，把自身的优势转换成为实在的力量优势特别是武力，这一武力优势已经不是中央政策和舆论所能够调处的了。　　

1967年年中，文革主要体现为武斗，这是造反派的劣势和当权派优势所在，是强势群体按照自身优势所选择的政治博弈模式。武汉的造反派中间，曾经辩论过“文攻武攻”、“文攻武卫”和“文攻武守”三个口号，最激进的策略是“文攻武攻”，最保守的是“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是中间派主张。但是现实的选择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军队扶持的百万雄师，多数造反派选择逃离武汉，许多人避居到上海北京等地。　　

造反派方面的舆论优势，所赢得的市民广泛同情，都无法挽回和抵消力量对比方面的劣势，这是毛泽东开始准备“战略撤退”的客观力量对比。据说毛泽东七月中旬去武汉之前说过“到武汉保陈再道去”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陈再道对武汉武斗期间死伤数百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保”字，乃是力量对比不足下的策略体现。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挥文革转入实质性的退却，七二○之后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造反派自从文革起始就受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政治威胁，中央的表态承认造反派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使得造反派在精神得到很大的解脱，造反派获得了一个胜利的感觉。在后来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中间，一些造反派头头还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这是文革的第四个回合，时间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旬开始，中间经过成立革委会，到一九六八年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为止。　　

5、  文革第五回合：清队和反复旧　　

1968年开始还有“三反一粉碎”和“反多中心”的小波折，但是没有形成群众组织和当权派的博奕过程。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充分利用民众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依然体现的是当权派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毛泽东思想按照造反派的理解去掌握的方式，必然要为当权派所领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这些人现在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方式，现在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文化水平低”的群体竞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便利方式需要重新确立，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等代替了原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把芒果转送给工宣队，却被大肆发挥为一种政治象征：各地都组织规模浩大的游行活动去“迎接”芒果模型，当权派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强行赋予政治内涵，并以此去逐步割断造反派和毛泽东的政治联系。这本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而是十分精明的政治竞争手法，是当权派政治经验的结晶，体现的是“打着B52的旗号去打击B52的力量”的　　

“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只能是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本身，也许只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所以热衷于仪式化毛泽东符号，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被割断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和夺走毛泽东旗帜，是一个最严重的“权力”被剥夺过程。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党政军人财物，造反派本来就不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的文化权力，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政治风险，也是他们降低自身造反成本的政治凭借。在“忠字舞”兴起之后，造反派这个文化地位也丧失了，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一败涂地。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权派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以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同时还发起所谓的“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基层革委会中间所获得的政治地位。造反派最拿手的还是群众运动方式去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后，武汉等地的造反派发起有一定声势的“反复旧”运动，以表示对当权派的不满。这是文革的第五个回合。　　

6、  文革的第六回合：从清理五一六到批林批孔　　

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武汉“反复旧”运动受到中央关注，周恩来通知武汉参加省市结合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去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希望通过隔离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的方式，使反复旧运动偃旗息鼓，结果未能奏效。期间，周恩来五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参与处理武汉问题的还有康生、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谢富治等，最后形成“五二七指示”。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参与者构成整个儿的“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利于造反派的政治调整过程，没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参加。　　

 “五二七指示”硬派是造反派“把工代会置于革委会之上”，完全不考虑当权派打击造反派的各种措施，一味指责造反派的错误，本质上是取消了造反派运用“四大”的权力。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言。九大政治报告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题目，而从“五二七指示”所隐含的处置方向看，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　　

为了继续压制造反派，一九六九年中央下达“九二七指示”指斥武汉的“北决扬”是历史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并部署了对“北决扬”所代表的老造反派不满情绪进行打击，这是承接五二七指示的调整方向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指定人选参加“北京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策略选择是隔离造反派的领导骨干与基层群众。陈伯达四次去“湖北班”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　　

在造反派骨干集中在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武汉的当权派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安排，大量的保守派被补充进各级革委会了。当权派进行舆论动员的效果是很好的，造反派头头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当权派和保守派制造舆论说这些人已经被押到河南兰考去劳改去了，武汉国棉一厂的保守派甚至造舆论说本厂的王某是暗通苏联的特务；清队时期报章上则把负有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逃跑时被公安干警击毙）被当作英雄来宣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执行公务时击毙汤忠云的干警王，更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在判决后释放时他已经实际蹲了九年大牢。一造反派头头在参加六九年周恩来接见的时候报怨说“好像做保守派还光荣些似的”，周恩来反问“那怎么看待七二○事件？” 　　

按照武汉造反派在反复旧时期的说法，清队的结果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当权派反夺权是通过三部曲完成的，先是通过制造个人崇拜的“忠字舞”等形式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割断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接着是在舆论上把造反派妖魔化；决定性的步骤是通过“捅马蜂窝”把造反派拉下马和扩大革委会代表数量方式把保守派大量扶上台。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学习班回来之后就发现，革委会大变样了。　　

湖北省革委会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两次“积代会”的基调，都是“调动工农反学生”这一政治智慧的翻版，一个来自天门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金琼珥在大会上按照当权派的布置，控诉造反派打人说“一脚踢穿三层裤子”，这个事情许多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具体是由掌权的军队干部主持，前党政干部参加，保守派成员作为“动力”，清查对象是造反派成员，这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对文革初期造反行为进行系统“秋后算帐”的政治过程。从当时的政治走势看，清查运动锁定造反派作为对象，部分包含着“清除不安定因素保证社会稳定”的考虑，沿袭周恩来在九大前后处理“反复旧运动”期间的考虑；更多的是军队干部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所谓“造反派不听话”）和向造反派夺权的考虑，起根本作用的决定因素则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彻底清算造反派的坚定政治意志：通过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方式以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被毛泽东定性为“路线斗争”，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问题，在被毛泽东否定之后大家又都一致同意不设，因此这样的分歧根本谈不上什么路线分歧。但是，更为重要的争论是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党政干部对张春桥的不满大爆发，与此逻辑上一致的是文革积极分子在各地被系统清算的事实，这在根本上标志着对文革的根本政治分歧，而且这一清算运动的最初舆论动员就是从毛泽东思想仪式化开始的，所以，路线斗争体现在设立国家主席争论之外的两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高举到神坛之上（会议中间的所谓“称天才”）和同时系统表述对造反派的不满。许多研究者在资料选择上，过分重视了会议上对一个具体议程的不同态度，似乎这就是全部的主题所在，同时却过分忽视了不那么明显的、却是与文革大势密切相关的“根本政治分歧”。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请出“军队支左”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无牌可打了（至少缺乏“明牌”而只剩下“暗牌”了），到了庐山会议争论之时，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无牌可打的状态下，搞“违章出牌”，针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系统清算文革力量的政治现实，“借机”进行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击。如果回忆一下一九六七年中期，毛泽东在力量对比不利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战略撤退，那么，对于系统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的形势，毛泽东面临的对手和力量显然更为强大，这个运动卷入了比一九六七年更多的群体和力量包括更多的当权派和保守派，这更是毛泽东所无法进行“公开”调整和进行政治处理的，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剑走偏锋”出怪招，庐山会议之后，那些在整造反派问题上跳得最高的军队干部，如黄吴叶李邱诸人被迫检讨。在林彪事件之后，一些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基本上是被硬性指为“林彪集团死党”而拿下去了，或者作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在政治上被矮化，就湖北省而言，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被指为“林彪死党”关进秦城监狱，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被称为“活党”“上了贼船的人”，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被称为“活党”，相反，前党政干部张体学等人却被轻轻放过了，据称在庐山会议上，首先发言表达对张春桥不满的是张体学，刘丰是跟在张体学之后才发言的。对政治竞争作一个功能分析，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些在整文革积极分子方面最积极的军队干部，被毛泽东以个人的至高权威加以清算了，河南整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王新在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陆续挨整，但是他怎么都不服气，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一句话没有说，就只吃了几片哈密瓜。”　　

在造反派中间找坏人的运动，在一九七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在湖北省二招办学习班，并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其中十八人，根据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批示预备“在必要的时候处以极刑”，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仅仅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曾思玉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指为“林彪集团活党”“上了贼船的人”，一九七三年底十大军区对调时去济南军区了事。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级当权派的注意力，确实是过分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上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一九七五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二十年。　　

1973年毛泽东要求实现“权归政、兵归营”，由此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支左期间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的矛盾也非常突出，瓦解了原来当权派共同对付造反派的政治联盟，造反派所面对的政治压力骤然减轻。同时，由于军队干部在支左时期，也大量得罪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他们之间在文革前期曾经有过的高度一致，不再存在了，党政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甚至有了非常深刻的裂痕，一九七三年支左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王克文主持武汉工作，他对军队干部的态度是：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而原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回到部队之后，被安排担任武空第五副司令员自称是“负责农场和喂猪的”，军队干部内部的相互不满和裂痕也是显而易见的。文革前期当权派的紧密联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一九七三年各地成立新的工会，武汉新成立的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十大之后的武汉造反派，利用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说是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政治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　　

一九七三年，经过许多次打击和磨砺，造反派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甚至还曾经预备和百万雄师联合进行批林批孔。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反抗手段的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集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谢妙福等人组织了数百人去北京上访，还曾经到京西宾馆门口静坐示威；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文革的新生力量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有些人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并梯次展开，对当权派则形成共同的政治压力。造反派这个时候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武汉的胡厚民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在“批林批孔”时期，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礼治”这种最久远的“驯服工具论”思想。在选择突破口上，各地造反派选择了一个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败题目――批判“走后门”，由于造反派本身长期受当权派打击和压制，在这一个方面显得“非常干净”而对立面却“十分肮脏”，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选择。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在造反派的舆论攻势之下，贴大字报或者在大字报后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后门进去的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而且当权派不仅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再也难以组织百万雄师了，处于相对虚弱的时期。武钢党委还发布造反公告。湖北省委“认真”准备给造反派补台，主要是准备把造反派塞进边缘权力部门如团省委和省总工会。　　

这样一个非常有利的舆论形势，是毛泽东自己出来终结的，毛泽东亲自出面说文革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还反对单纯批判“经验主义”，反对“三箭齐发”，还说前门进来也有坏人，后门进来也有好人，造反派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怎么成了好坏人的问题呢？毛主席失去了当年的气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对武汉反抗最激烈的“街头派”的镇压，是武汉市委书记王和省委书记赵商议后去北京请示邓，邓在北京给他们30个抓人指标，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批林批孔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六回合是接着第五个回合之间对造反派清算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时间是从九大之后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初为止，中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7、      文革第七回合：整顿和批邓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的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启允、赵紫阳私下谈话，使用了诸如“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不要怕当还乡团”等等语言，要他们下去发起“批判造反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在政治代表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定“股份”只能是来自人民，而刘少奇、邓小平则始终认定“股份”来自干部，斯大林也有与刘邓接近的观点――“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共产党内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分歧。毛泽东的“人民决定论”观点，看来只能在长的历史阶段和最终阶段得到检验；而刘邓的“精英决定论”观点，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倒是符合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体现的也是“官员决定论”观点，一些造反派人士认为这个纪要是典型的“复辟派纲领”。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各地当权派把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下放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积累经验；四人帮则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许多人说邓小平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一九七五年纪登奎到河南驻马店水灾地区慰问，警告河南的造反派头头不要怕右了，说是现在“要向右向右再向右”，这体现官僚精英群体中间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反正肯定是活不长了，这在干部队伍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理性选择：为了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格局中间站稳，争相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和意愿保持距离。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射史学界说中间，人们看到有些人就算是参加或者支持造反，其毕生努力的目标也是象宋江那样“要博个封妻荫子”的，贫苦出身的阮氏三兄弟就没有这样的诉求，端视这些人的现实地位和预期利益而决定，“影射史学”也是能提高人们识别能力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格局竞争中间的“个人筹码”太重，无论在党内政治格局还是在文革群众大民主运动中间都是如此，而且这样一个的超强地位始终无法被替代。毛泽东退出支持者位置，往往带来政治格局的严重失衡；文革前他撤回对党内弱势群体刘少奇等的支持，结果党内政治竞争的平衡局面就不存在了，党内强势群体找弱势群体的岔子把他们整下去，结果引发文革中间最大的冤案，后来把这笔帐算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头上，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冤案的发生只与毛泽东撤回支持的事实“客观上相关”。现在毛泽东眼看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各路诸侯无不纷纷“死整造反派”以捍卫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阶级利益，为自己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间谋个好出身，而大量“开后门”何尝不是照顾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呢？毛泽东筹码的分量之重，广为人们所知，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应用到分析具体问题中间来而已，文革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金保，安慰她的一个晚辈子侄说：“只要毛泽东在，你们起来造反不要紧，是吃不了大亏的。”这位青年反过来担心：“如果毛主席不在了呢？”张老老实实回答说：“那就不好说了。”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前后，在周总理去世的问题上，各地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些观点交锋，武汉、郑州、南京都有所表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事件的内涵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文革期间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城市青年人在原有社会体制中间所具有的上升阶梯，这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这部分人中间，邓小平也许能够代表一个阶梯型的正常社会，可以寄托他们上升的愿望和理想，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述；二是文革期间当权派及其子弟所积累起来的严重不满，突出地爆发出来，只有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才明确涉及到对邓小平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然不同的取舍态度，这群人中间许多人就是文革初期“联动”的成员，这一部分人是纯粹的政治表述；第三个方面是多数人的状态，周总理的清正廉明形象受到许多人的自发拥戴，作为一个原本意义上的悼念活动参加者，称不上什么特定的政治或者经济诉求。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会议界定的“反革命事件”定性，实际上是针对第二部分人的政治意志表述的；文革被否定后的表述，把三种大有区别的情况“一锅煮”了，说所有去广场的人都是“拥邓”“反四人帮”的，这明显有美化新领导的意味。　　

天安门事件之后，各地都有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风潮，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迅速结束了，这是群众性大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七个回合。　　

粉碎四人帮之后，造反派头头们被指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份子，进入监狱，文革的群众运动及其引致的“造反派－当权派”矛盾对抗和政治博奕过程至此结束。而文化和思想上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文化战役”，从全面否定文革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当中，这集中体现在三本官方文革史和各种主流精英们建立的文革叙述中间。这一次只有胜利者在文化上实施的清算，而缺乏造反派的反驳，因此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博弈回合。　　

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附文二：　　

文革真的是动乱吗？　　

送交者：青山居　　

(内容提要：1、文革是动乱吗？2、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3、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4、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5、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6、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7、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8、毛泽东思想真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吗？9、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果。10、对文革的应有评价。)

对于受到文革冲击的人来说，想理智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文革，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对文革的评价，是在权力争斗和思想混乱的年代，匆忙地进行定性的。历史证明，由历史的当事人来评判历史，是很难公正的，哪怕他很想公正。时间和现实才是历史的最好裁判。

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为什么作出这个决议以后，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了？否定一段历史以后，就不再提“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20多年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难道这个讨论只是工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了？为什么记者提到以前的历史，就简单地把问题推到《决议》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辩论？那么复杂的历史是几句简洁的结论可以总结的吗？

同样，对1980年以来的历史，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评价的。我说的评价是指那种定性的、不容辩驳的评价。秦始皇2000年了，也没有统一的最终结论呢，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文件说《决议》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见，可是大家看看《邓小平文选》，决议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里面的，一锤定音，胡乔木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讨论也不过是聆听罢了，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当然，必须申明的是，我反对文革，反对建国以来许多左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我同意现有的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态度，不等于我愿意否定前人的艰难探索。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来谈论。但是，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文革是动乱吗？ 　　　　

《决议》中正式给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认为文革不是动乱。众所周知，动乱是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即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动乱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除非是政变带来内战)。作为当政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危机或者动乱。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爆发前有这样动乱的征兆吗？当然是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基础。文革前是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和学雷锋的风气，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和“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虽然有“四清”运动和一些文艺批判在前，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任何人都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出国半个月回来，才知道国内正在兴起文革运动，而且对于文革怎样发展，怎样进行，都是不知道的。因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思想和社会的全面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动乱，不是因为大家对现实不满而爆发的社会动乱，而是由党主导的乌托邦的革命。这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手段的运用失误，是直接关联的。 　　　　

左的错误从1956年以来就存在，以至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导致文革，对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对的。当然，我认为当时全世界都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人类理想的探索，它的弊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正是内外交困，整个西方是动荡的。毛泽东说“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报刊。世界上民族独立、国家解放、摆脱殖民统治，基本都是60年代实现的，风起云涌，的确是世界大革命的时代。美国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被打死，以后又陷入越战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长期的经济危机中。美国领导人出访外国不象现在这样威风，经常挨鸡蛋和香蕉皮“欢迎”。当时的美国出动军队镇压各种运动是经常的,60年代的美国青年被普遍认为是“垮掉的一代”（西方这类书籍很多）。美国社会一直到卡特时代才平静下来。本世纪美国最滋润的日子就是克林顿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大大缓解。但是，在以前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被广泛认为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多，而且是“埋葬”的关系，左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不论怎么说，动乱这个性质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即不是由社会矛盾才产生的“文革”，而是毛泽东自己打碎了他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体系。他的理想是从根本上改良中国的社会，并从大乱达到大治。至于他为什么采用文革这样的办法，我认为还是要深入研究，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不能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简单斥之为“动乱”。就算“文革是动乱”这个论点是成立的，那么，《决议》并没有回答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动乱”？为什么“动乱”一直到1978年还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 　　　　

二、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本来不想再评论这个观点，因为实在是太幼稚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虽然文革到处充斥着“夺权”的声音，但那是打倒走资派的意思，是争夺“无产阶级”的权力！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吗？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除了邓小平垂帘听政以外。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人与毛泽东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人物。 　　

我认为毛是对得起刘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这里引用一段毛泽东在1966年的讲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可见毛泽东用心良苦。但是四清运动中，毛刘分歧明显，毛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认为全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基本都“烂”掉了，掌握在坏人手里。刘、邓派工作组不到1个月就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一旦文革发动了，刘少奇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见“九大”政治报告，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谴责了这种“白色恐怖”。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这样，毛泽东也为刘邓说话：“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这些话来看，我觉得，不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逼上绝路，而是中央的确有很多人想把刘置于死地。当然，对刘少奇的死毛泽东有责任，他把刘交给了林彪。“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如果打开当时的档案，则“洪桐县里无好人”了。据说80年代初，应邓颖超的要求，中央销毁了一批有关周的文革档案。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他的死，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至极端的结果。 　　　　

但是，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折磨成那样，也没有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泽东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因此，并不是权力斗争导致了文革，至少不是对最高权利的争夺引起的。文革中打倒这个那个，没有上级批准，谁也倒不了。而林彪事件和所谓“粉碎四人帮”才是真正地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如果由此怀疑毛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自杀，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从此不知音讯和死活（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泽东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过分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应该说是非常宽容的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毛泽东1966年语），书记处的总书记这么多年不找党的主席汇报请示工作，这不是独立王国是什么？如果你是中央主席会怎么想？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对邓留有余地。1976年毛并不想打倒邓，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这样写道当时的情况：“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很明显，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何况毛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免掉他对于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因为那个政治安排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没有办法，毛担心自己死后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才下决心免掉他，免掉以后毛泽东专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住处，避免“四人帮”找他的麻烦，江青找不到邓，说邓小平失踪了。因此这次邓的一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是受到周密的保护。无论如何，毛是重用过邓的，1956年提议他当总书记，1975年其职务和权力更居党内第二，成为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一把手，大大超过他文革以前的地位。不是这次重用，以后邓是无法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毛仅仅因为路线的问题免掉了他。而在毛去世以后，邓却这样对待毛的一家人，实在寒心。叶剑英、陈云费劲地使邓复出以后，却再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到了后期，陈云和邓连见面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 　　　　

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运动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两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文革以各单位的业余政治学习为主要形式。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从1980年到1983年，被犯罪分子杀害的人民就有上十万，因此1983年才搞了第一次严打斗争。后来又有“两王”闹中国。不过90年代社会治安的恶化又和80年代的犯罪没法比了，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刑事犯罪与毛时代无法相比，每年死于刑事案件的人数以几十万计。 　　　　

造反派一般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政治狂热。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就象孩子打架），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70年代初期也叫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　　　　

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大部分工人下岗，国有工业基本倒闭），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文革期间发展了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电力、化工、橡胶、化肥、农药、钢铁、仪器仪表、军工雷达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文革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有人污蔑说文革10年就是8个样板戏电影轮流放映。这是笑话，从那个时代长大的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至少1970年以后不是这样）。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和小人书是很多的。文革期间也出现了很多优秀器乐、声乐作品，如王酩的“南海音画”、小提琴四重奏等等。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运十”(70年代初期研制，仅仅比“空中客车”研制晚两年)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来取消此项目，是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实现的伟大成就。 　　　　

中国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经经济几近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文革时代中国是大国，毛以后20多年中国在联合国连象样的提案都没有一个。否决权也不敢使用，外交态度也不敢表达，成为世界大国耻笑的对象。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满街都是妓女，连拥有几千万会员的邪教都有了，还有什么言论不能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72年11月在—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失业现象；二十年来物价没有上涨；没有所得税；没有赌博，没有色情文学。人们充满信心，工人努力，更重要的是人们有共同的目的感和为共同事业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重视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他们重视协作精神，而不是竞争。多么地美妙啊!” 　　　　

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不能因此贬低以前的成就，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有功劳，但是如果说其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6.4的历史悬案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6.4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北京的学者都说“盼这个讲话盼了三年”，作家都搁笔了。只有邓能够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邓家里开会,声色俱厉地斥责总书记，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其专制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有什么区别吗？连“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都是他安排的。1977年邓支持西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十几年只叫喊“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绝口不提帝国主义。“六四”一来，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等等文革语言都出来了，作为理由。算了，这里不评价他了。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我很佩服邓，他绝顶聪明，很有毅力和能力，也没有私心，也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也是为了国家好。我说的意思是，谁都有错误，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 　　　　

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完整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哪些资料有真实的成分了。 　　　　

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 　　

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在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 　　

1978年后，中央认为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欠债太多，国家开始还债，首先是加工资，为什么人们喊出：邓小平让我们富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就没有中国的现代经济。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就可以搞。当时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没有希望。”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从文革后第一次普调工资起，中国社会就开始真正改变了，“向钱看”从此开始，而且当时普调工资并没有取得调动积极性的效果，按照邓小平的话说：“花了20亿，买了个不团结”。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砖来维持职工的生活。但是总的来说，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 　　　　

二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绝对化、普遍化了。对中国人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严重阻碍作用。那时的经济政策，现在看起来谁都知道左，但当时是没人看的出来的。这是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是全新的制度，共产党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再去建立有剥削制度的社会，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把“剥削根子全拔掉”，所以，即使毛泽东在1950年去世，任何领导人所建立的制度都会是那样的，正如当时的苏联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差不多，公有制，而中国还算是警惕的，没有走苏联的弯路。邓小平也承认两点：对大跃进的错误，毛主席发现的最早，纠正得最快。庐山会议就是纠左的，可惜历史弄人，出了个彭德怀的信，变成反右。人们记得毛泽东要15年赶上英国的话，但是忘记了刘少奇说“二、三年就可以赶上英国”的话了。邓小平自己也说，我们这些人当时脑子都发热，至于怎么发热，他当然不会去说具体例子。但是他说：没有建国28年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说明，即使50年代是邓小平掌权，也同样会犯左的错误。因此，邓的成就也是毛做的铺垫。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通过假设，可以做出合理的推理。总之，考察过去左的经济政策，必须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当9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以前的一切看起来都会是错误，但是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美好理想探索的火炬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前的理论，只是留了个社会主义的招牌，这个招牌他们是不会丢的，那是为了实现一党专政的需要，是既要社会主义的专制，又要资本主义的金钱，这也算一个探索吧。可是要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是相适应的。因此，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带动政治制度的变化。毛泽东预言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是一步一步变成现实了吗？现在看起来，毛真是神了，他没有错，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也没有错，只是他当时的理论太极端了，手段太激烈了，而且荒唐。 　　

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8年中国有6亿人口，18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2亿。当然，再过20年，也就是1996年中国就有了13亿人口，净增5亿。从绝对值上讲，后者增长更多。不过建国以后人口的增长有很多是战争以后的现象（战争以后人口通常急剧膨胀），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到10年时间。 　　　　

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论物质条件和科技水平，整个世界90年代和80时代也是没法相比的，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没有这些东西的，你怎么不说邓时代落后呢？时代不可能完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像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　　　　

六、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 　　　　

“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晚年的语言特点就是浪漫加实质，有时比较离谱。全面内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全面较量”。如果想打倒走资派，只需要发个免职文件就可以了，何须发动文革，费那么大的事。又比如毛泽东多次说感谢蒋介石、感谢杜勒斯做反面教员等等，也说感谢日本侵略，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取得胜利。这些意思其实很清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事物的反作用。稍微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可是这句话居然引起好多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所以，认识毛泽东，特别要认识他晚年的一些语言特点（他还说投了尼克松一票）。文革当中造反派曾经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时夺权以后分“旧市委”和“新市委”，共产党的威信不仅没有丝毫受损，实际上因为一系列文革的所谓“胜利”，党更加神圣了，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党领导的。文革取得胜利，当然党就更加伟大了。大家从九大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入党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终政治生命。踢开党委是指踢开走资派，而且也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内造反派说过这个话，以后就没有这样说了。到处都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认为原来的党委是走资派。解放军支左，也只是毛泽东对各种政治力量的运用罢了。70年代以后，造反派和红卫兵处于被整的地位，至少地方上的老干部基本上都“复辟”了，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打砸抢份子。因此，根本不存在全国失控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政权体系，“乱”是毛泽东追求的效果，不乱他还不满意呢。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认为是乱了敌人，实际上是乱了自己。有人把80年代以后的学潮和文革时不要党委等同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怕党变色，一个是要党变色。一个是左，一个是右。 　　　　

我没有看见过老师地位低下或者受批判的情况，老师一直还是很受人尊重的，至于什么“臭老九”的说法，只是在以后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其实也是文革中部分造反派的说法，中央是反对这样说的）。我认为文革就是1966到1969年，以后我认为文革实际上已经结束，只是其理论还在引用。70年代上学的人可以回想一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不能够把文革出现的负面情况说成是中央提倡的，比如打砸抢（和现在的打砸抢是两个概念）、破坏文物、武斗等等。这些在中央很多文件中都是禁止的，有的还专门发出文件制止这些现象。现在的人们都以为这些就是文革，这是不正确的。就象不能够把卖淫、腐败、失业、治安恶化等等丑恶现象说成是改革开放提倡的东西一样，文革中那些现象也不是提倡的，而是中央坚决反对的。 　　　　

七、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 　　　　

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毛泽东从来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从来没有失去过人民的支持。哪怕是搞文革，也是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毛泽东的威信从“朱毛红军”开始就建立了。“朱毛”这个说法是国民党报纸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成了习惯，而并不是指朱德的官比毛大，或者影响比毛大才排在前面的。实际上，从30年代初打长沙起（虽然毛泽东反对打长沙，但是打长沙却使毛中外闻名），外界就一直认为共产党的首领是毛泽东。毛在遵义会议不久就掌握了党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见周恩来选集）。”于是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交了权。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斯诺当然不知道一年前开过遵义会议，也完全不知道党内的情况)，主要就是采访毛。当时被毛扶上去的“总负责”张闻天就告诉斯诺：“我们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是毛主席”（见《西行漫记》1970年版的作者注释）。实际上这个“总负责”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临时分工，既没有任命，也就没有罢免，而后就没有提了。有人说这个“总负责”直到1942年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时才正式完结，甚至编造出“交权”的情节，完全是胡说。这些人肯定连《西行漫记》都没看过。如果张是领袖的话，西行漫记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当时张闻天是何许人外界还不知道呢，知名度很小，连红军里面也不太认识他。《西行漫记》中斯诺就预测到毛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直到他1972年在瑞士去世，卧室里还是贴着毛主席在陕北的那张著名照片。苏联医生在延安给中央领导人看病，深深感到毛泽东是强有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是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对毛的崇拜是从军队和民间开始的，当时国统区人民痛苦不堪，民不聊生，到处充满特务统治。而解放区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土匪，没有失业，也没有妓女，官兵一致，村民用数豆子来选村长。陕北老百姓就自动送“人民救星”的牌匾给毛泽东，农民自发唱出的“东方红”就诞生了。而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都是对共产党的谩骂。党内也从来没有搞过个人宣传。根据吴吉清的回忆，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的时候，群众集会就高喊：“保卫苏维埃，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了，1935年到陕北后，就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了，只不过没有那么普遍。因此，毛泽东的威信首先是从军队和老百姓当中取得的。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去了延安后个个被毛泽东所倾倒，连驻延安的美国观察团的绝大部分成员也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从而使他们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回国后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因此，对毛的崇拜是历史自然产生的。而且，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当时蒋是国民党的领袖），否则党就没有一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王明就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们现在这样。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随便问一个老人，他们对毛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一个留学生去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著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这些难道是宣传能够得来的吗？现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你会去崇拜他们吗？越宣传越恶心。又有人说，个人崇拜是封建残余。那就更荒诞了，综观世界各国，个人崇拜还少吗？最普遍的就是明星崇拜。因此，不能够简单的下结论。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庸俗化了，并没有增多人们对毛的崇拜，只是更集中地表现出这样的崇拜来了。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毛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去年一个老军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毛主席对于他们是不是象神一样的崇拜心理？他回答说：“怎么会呢？他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最亲的人，老百姓都有心里话都想和他说。怎么会当作神呢？”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简直是扯淡。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毕竟是毛泽东让他们辉煌。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　12月26日　，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估价毛主席”。 　　

的确，这是个怪现象。绝大多数受到冲击和迫害的左中右各种人士（如老干部、老教授等），他们对毛泽东恨不起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没有变化。“四人帮”不会恨毛泽东，抓四人帮的华国锋、汪东兴当然也不会恨毛泽东。师哲被关了那么多年，出来还是对毛泽东五体投地，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毛泽东说话。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就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样：“他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否定毛泽东的反倒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后人。 　　

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走送行的时候，毛泽东住处的全部苏联工作人员都哭得出不了门，他们私下说：“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见师哲回忆录）”。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　蒋　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　安大学　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乱成一团……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感到难受。” 　　

世界各国的毛泽东纪念邮票，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发行，其中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发行的。至于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就更多了。 　　

在文革的初期，即1966年到1969年九大召开之前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现象，到处是语录歌，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的狂热崇拜，主要都是群众自发的崇拜，并非党中央的布置和策划。比如，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都是群众发明出来的东西。大家看看文革的各种中央文件，都是极力制止这些做法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多次批示，不要搞塑像，搞“红海洋”，包括反制止武斗。 　　　　

而在九大召开以后，就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活动大量地压缩。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个人崇拜的宣传就少了。毛泽东自己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并预测自己将被打得粉碎。也就是说，毛泽东也不是天才。是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天才创造历史。 　　　　

我是1970年上小学的，我记得很清楚，除了语文的第一课是认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以外(以后的课本也改了)，在我们课文里也没有几篇毛主席故事的课文，倒是毛主席去世以后，高中语文里倒是有怀念的课文。整个小学、中学我都没有佩带毛主席像章，老师、同学、家长都没有佩带，社会上佩带的也非常少。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我母亲是商业部门的领导，我也没看见他们戴过像章、拿过语录。他们也有过佩带像章以及手挥语录，但都是在“九大”以前。那时我看他们在文革中照片就象现在看文革照片一样，觉得十分希奇。 　　　　

引起崇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被崇拜的人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比方说，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起到关键作用。另一种则是由包装和宣传造成。即由媒体的强力宣传造成。 　　

再指出一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的。竞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建立个人崇拜的过程，一种策划的过程。任何候选人的竞选班子，绞尽脑汗所想的就是通过一种怎样的作秀，争取越来越多的人崇拜这个候选人。如果没有这种崇拜，投票的票数势必会造成分散到每次都无效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竞选期间，候选人的头像在电线杆上一个接一个地贴着，在车站，在商店，在电视，在广播，无所不在地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来崇拜自己。台湾歌曲吹捧蒋介石是“人类的救星”呢，到处树立“忠于领袖”的大型标语牌和蒋的塑像。为了树立国民党的形象。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把全国各个城市都建立一个中山公园、中山路和孙中山的塑像。还大肆修建了规模庞大的中山陵。这些又是什么？美国把首都取名华盛顿，建立林肯纪念馆，不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官方行为吗？ 　　

难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个对立的党存在，各个党努力争取对自己推出的政治代表人物的崇拜就是对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党，搞个人崇拜就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努力抑制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这么做的。哪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80年代中央作了个《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规定领导人不再称呼职务，一律称呼同志，个人说话不再称呼“指示”，但是大家看看现在的报纸吧，都忘记这个准则了，只有称呼毛泽东的时候才叫“同志”。 　　

有人把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现象加以对比，那是没有可比性的。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其他国家是大力培植和提倡个人崇拜的，而中共只是在文革三年中有过实质上的提倡；二是崇拜的对象不同。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有漫长的历史和伟大的功勋作为基础和积累，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如朝鲜、罗马尼亚）则是凭空吹捧出来的。 　　

当然，文革当中客观上对毛的盲目崇拜的确带来很大危害，民主决策被破坏，虽然有“大民主”，但现在看起来那都是些胡闹。邱吉尔为什么连任竞选失败？因为他太强大，怕没有力量反对他，所以没有选他了。毛泽东威信太高，所以民主就自然消失了。威信高，不是自己的错误，而是一种人类现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废除终身制。这在当时是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的。有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丰功伟绩，但是对新领导人的错误就不会那么宽容了，有一点错误都不能接受。因为，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经验给我们了。” 　　　　

八、毛泽东思想真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吗？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他们的根据是毛泽东总结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也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于是，这个说法就延续下来了，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其实是似是而非，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本人经常研究毛泽东选集和党史，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第二、有实践并不必然会产生思想。即使产生了思想，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判断错了，思想也错了，正如毛泽东晚期那样。 　　

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才能够完成。比如，长征到陕北后，你们看见谁去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的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只有毛泽东。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有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这个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当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根本写不出来。 　　　　

第三、毛泽东的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没有。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的，看文笔都知道。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告戒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回忆中也谈到的。最近发表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朱德也在那个会议讲了话，那完全是军人的大白话，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所以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更没有理论体系，和毛完全无法比。 　　　　

第四、有人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难道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吗？这个话问的没有道理。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这些思想嘛，难道俄国的思想家还少吗？对列宁学说就没有一点贡献？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帮助你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中国人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为什么这20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没有理论呢？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说了以后，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 　　　　

所以，除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独立观察中国革命的结果，而这个思想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接受和宣传。否则，大家就不用研究毛泽东了。世界任何政治或者思想人物里面，也找不到什么集体结晶的说法。 　　

毛泽东去世以后，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思想不能够让毛一个人独吞，所以说什么集体智慧结晶，那意思就是说，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的思想，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决议》当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提过这个建议，那个人对那个问题提过那个建议，简直是分功劳一样。反正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大家都有份；但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对不起，那是毛泽东自己的，因为他后来“独断”嘛。可是不要忘记了，即使毛泽东真的独断，你为什么不反对呢？有些人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为什么从来不说话？明哲保身嘛！这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吗？所以这些人，得到那些，却必然失去这些，只想给自己贴金，污水都是别人的，那怎么可能？毛泽东如果真的独断的话，就不用发动文革了。 　　　　

《决议》中说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专断就是“专制独裁”，这是诬陷！你们难道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吗？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 　　　　

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专断。你投那个票，就要承担那个责任。况且毛泽东所有的错误，中央全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以，错误应该由整个中央来负责。 　　　　

指责毛泽东专制的人可以想想，有哪个专制的领导人会号召人民对向自己的政府进攻、造反？号召烧一烧官僚主义？50年代毛泽东就支持工人罢工、学生有意见可以来北京走访个部门，同时批评以为得了天下就可以为所欲为、欺负老百姓的现象。那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就是1个月甚至2个月，如果专制，何必开那么久的会议呢？再对比一下邓，他不是真正专制吗？他什么时候允许民主了？“四大”是怎么取消的？他是怎么对待学潮、罢工的？1989年的事件是怎么处理的？老百姓除了上访、写信（往往无济于事），还有什么民主渠道？ 　　　　

另外，《决议》中把毛泽东的晚年和以前的思想割裂开来也是不合逻辑的。从思想史上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思想会截然分开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的确有很多不同于50年代以前的思想，但也应该结合起来研究。 　　　　

九、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果。 　　　　

对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不否定文革，他就无法出来工作。虽然承诺了“永不翻案”，也可以立即翻案，一吐怨气。但是，彻底否定文革是会有很大政治代价的，也许这个代价当时看不清楚。对文革彻底否定，尤其是不加以分析的否定，是十分草率的、不严肃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彻底否定文革，就表示一大批人要重新评价，因为这些当时在台上的人都是极力拥护文革的，我认为投了赞成票的人都有责任。我非常佩服九大时对刘少奇决议唯一投反对票的那个女党代表（她后来并没有受到排斥）。这个票是你代表人民投的，为什么有意见不投反对票呢？如果你是怕政治错误，那就更加证明你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了。包括邓本人，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检讨书和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其女儿毛毛在她回忆父亲的书中不提这个事情呢？检讨、取得信任、翻案，这难道是正当的人们应该做的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毛泽东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所谓“敬爱的周总理”又怎么能敬爱的起来呢？因为毛的每个指示都是周去积极落实的，从来没有半句反对意见，文革时期逮捕（即隔离审查）中央一级的人物，一般都是周去落实的。杨成武回忆抓关锋、戚本禹就是周根据毛在上海发出的指示当天就抓了。周还说：“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在火里烧一烧。”为了保护他的形象，这里就不多引用了。总之正如许世友喝酒时说的：“现在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我当时在台上，我是打而未倒。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倒的肯定犯错误。” 　　

事实上，文革的发动、组织都是经过中央的决议，有合法程序。即使是刘少奇的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先调查了好几年，有了大量的人证物证，才专门作了个决议。不象逮捕四人帮，一个晚上搞定，首先宣布取得粉碎胜利，然后再去整他们的黑材料。江青的心是狠毒，但是比她毒的多的是。逮捕江青的那天，她还在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呢，这是在准备政变的人吗？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军队，也不掌握警卫部队，都是秀才，王洪文早就没有实权，怎么敢动手？当然，先抓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据说陈云对此不以为然，并说今后党内再不允许搞什么粉碎了，一律通过组织程序解决问题，人家也是选上去的嘛。头一天你投票选举他们，第二天就抓他们。这样的宫廷政变开了先例以后会搞的人人自危。从以后调查的情况看，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四人帮在准备政变，只找到王洪文的标准照，然后把他分管的民兵武器拿了一部分出来作为证据。其实逮捕“四人帮”并不是毛泽东去世以后才商议的，在1975年以后，军方就几次秘密商议准备抓“四人帮”，然后再和在外地的毛泽东谈，只是因为必须取得周恩来同意，觉得没有成功把握才没动手。毛泽东应该有察觉到，所以才解去叶剑英的军权（实际上没解除掉）。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的打算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取得多数，而绝对不敢政变，当然用民兵做一些应付政变的准备也是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四人帮”好，但是什么事情都应该合理合法。又说没有阶级斗争，又说粉碎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搞政变的人是不知道二律悖反道理的，所以借口也不需要逻辑。总之，最伟大的男人和最坏的女人结合，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毛的画像挂在天安门，他的老婆却被关了十几年自杀了，难道这不是悲剧吗？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的故事吗？（关押毛的亲属比文革中任何政治人物的关押时间都长） 　　　　

第二、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牵涉到文革前的历史。那么整个党的历史就给抹杀了。邓小平说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是停滞的”。这样说，就不是客观不客观的问题，而是恶意诋毁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问题。说邓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那只是表面，真正有杀伤力的是这句话，表面诋毁的事情，他让别人做。由于邓处在核心地位上，所以他这个话使很多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改变了看法。邓这样说，对于确立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对于整个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人民的奋斗，就几乎全部给抹杀了，它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使全世界的敌对势力有了抵制中共的强有力的把柄，包括整个西方世界主流、台湾以及知识界、中国的“六.四”风波基础等等。邓真正意识到这个政治代价是在1987年学潮中（即胡耀邦下台），从那以后，什么批判文革的电影、小说等等都被严格限制了。 　　

要知道，中国是1949年解放的，而不是1978年解放的。现在的情况是，连80年代都不宣传了，只宣传13年。这样割裂历史的宣传，对党真的有好处吗？否定了党的历史就必然对现在有好处吗？人们为什么老是要生活在否定之否定当中呢？一下子把文革抬得那么高，一下子踩到脚下，人民难道是木偶吗？如果这样，思想道德意识的混乱就是必然的。这20多年来，经济在发展，据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威信却节节滑坡，这不是事实吗？其实，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以前的。这20多年，根本没有建立什么感情，否则邓为什么在80年代末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呢？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他们。80年代以后长大的人一说到文革就以为整个十年都是戴高帽、游行抄家、泼墨水，以及造反派一些极端的口号。80年代出生的人都这样认为，那么20年后、50年后、100年后呢？把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这个样子，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第三、彻底否定文革必然就犯了新的错误，即没有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这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奉行的理论，和以前一直奉行的理论已经找不到共同点了。这怎么解释中国革命？怎么解释党的革命历史？从而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产生疑问。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题，肯定现在的理论，即为有钱人的理论，则必然否定过去的一切。如果连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否定了（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那么几千万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因为否定建国30年的历史，就使得100多年来无数先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进步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显得可笑了（从80年代开始，战争英雄、劳动模范、典型都成为被讥笑的对象了）。中国1840年以来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错误。唯一值得肯定是1978年以来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究竟会如何？现在还没有历史的结论。 　　　　

实际上，文革不是动乱，而是政治运动。动乱危机的产生是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危机是越来越深刻（文革当中没有民族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按照邓的话来说，就是几亿人往外跑。因此，真正存在动乱危机的是现在，是需要我们领导人拿出勇气和魄力的时候，不应该再把责任推给过去。就象克林顿不能把责任推给里根、布什不能推给克林顿一样。 　　　　

改革还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也就是说还要继续革1978年以前的体制和思想的命，这有些好笑，毛泽东用20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去世）建立的体系，已经用24年（1978到2002）来改革它？有这样改革的吗？改的时间居然长于建立的时间？还没改好？干脆重新建好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仅仅用了三年罢了。实际上改革是每个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的，也就是施政，为什么一定要说改革呢？是改掉毛泽东的东西，还是改掉后来建立的东西？何必强调如此？反正现在没有几个人懂逻辑。按照我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早已完全失败了。因为，当时改革的对象是公有制经济和体制，目标是使它具有活力，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可是现在公有制完全垮了，中国统计局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外资和民间投资拉动，近年则是靠政府用银行的钱实行所谓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的，而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今后要发展就必然依赖外资，一旦外资动摇，中国经济立即垮掉，这就是经济殖民化，也就是说，中国必然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国。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那么软弱？大家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吧？ 　　　　

有人说，如果毛继续统治到今天，会和朝鲜一样，这就太荒唐了。因为70年代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关系已经大大改善了，而且中国已经开始了和西方的经济技术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西方朋友比现在的领导人多得多，关系也深得多。中国奉行的政治理论和朝鲜完全不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何况现在已经与毛时代距离20多年了。 　　　　

十、对文革的应有评价。　　　　

从客观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对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应该否定，但是，文革虽然是领袖发起，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党的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探索，应该肯定文革中取得的进步（把氢弹、卫星等文革的成就说成是反对文革的结果，这是多么荒诞） ，大力宣传建国30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要部分。至于现在的政策变化，则可以说是适应新形势的结果，这样不是既照顾到左派又照顾到右派（左中右永远存在），既照顾到历史又照顾到现在了吗？也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党的形象也有好处。当然，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错误也一定要指出来。总之，客观评价文革和毛泽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也不必搞得象现在这样把文革作为一个“准禁区”，有了决议就不管了。又彻底否定它，又不许建文革博物馆，怕影响党的形象，十分难办。文革成为禁区，遮遮掩掩，说明《决议》没有通过历史的检验，没有凝聚人心。 　　　　

文革的理论有其正确的一面，尤其是看到中国的现状，更使人不得不钦佩毛泽东“防修反修”的理论远见。现在“三个代表”理论的出现，正是文革所要反对的。“三个代表”理论从内容上说，流于肤浅的归纳，几乎找不到内涵与外延；从实践上说，更是南辕北辙，即无法代表人民和先进文化。它的错误在于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三个代表”适用于任何政党甚至宗教（比如它也适合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个代表”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依据以及中国革命的价值，消失殆尽，使共产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彻底抛弃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就没有共产党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它最终将取消自己的存在，从而使历史来个真正的大倒退。中国人民反抗三座大山的雄伟历史，将变得一钱不值，甚至革命会被人看成阻碍中国发展的原因。因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时候，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只不过是早已提出的口号的变化而已，它们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它们不能回答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能回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回答自身的（即共产主义）的理论归属和实践，不能回答人民的地位，不能落实人民民主专政，其结果就是在中国重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提出那些所谓的目标，而掩盖实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逃避和虚以伪蛇，就是经济主义，表面上看来是为人民致富而努力，但是最终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最终将把中国绑在西方大国的资本链条上，成为一个附庸国家，最终受苦的一定是国家和人民。可惜，人民已经被一切向钱看的思潮和眼前的小恩小惠模糊了眼睛，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发展论”、“实力论”把辛劳勇敢、富有文化和感情的中国人民变成了惟利是图的麻木的碌碌之辈，使他们从雷锋、王进喜变成了今日每天在麻将桌上和阴暗歌舞厅里面歇斯底里的中国人，变成了大学一毕业就失业的中国人。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很多东西不是一个决议能够决定的，关于刘少奇的问题也是有决议的，不是平反了吗？总之，时间会判定一切。但是我们不能等时间来判断，否则，国家会遭受痛苦。我认为，肯定文革成就，肯定毛主席的功绩，只会使人民高兴，增加各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路线和政策，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的人只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他也针对学潮说过纪律和理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发展是硬道理，但是钱不是万能的，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就是走了斜路了。还说：如果贪污遍地，到处乌烟瘴气，即使经济搞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看看现实，想想这些话，不值得崇拜邓的人深思吗？如果我们再不警惕，即使经济高速度发展保持30年，也会是危机重重，我觉得我们国家正在一个山峰上，下面却是悬崖，很多人却看不见这个悬崖。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要回到二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我们设想一下，毛主席自己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毛主席肯定不会主张简单地回到二三十年前。毛主席从来都是主张不断前进、不断革命，反对保守倒退，还主张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他怎么会同意回到二三十年前的社会中去呢？这个问题问得就有毛病。中国古代有个“刻舟求剑”的寓言，问这种问题的人，犯了和“刻舟求剑”同样的错误。我相信，毛主席会说：剑还是要找的，但决不是回到二三十年前划的记号那里去找。何况，现在已经又过了20多年了，历史、科技、物质、国际条件都完全不同了。不是选择什么世代的问题。如果要选，我想问：你想回到80年代去吗？所以这样的问题极其幼稚。 　　

总之，全面肯定文革和全面否定文革，这两种态度都是轻薄的。毛泽东自己评价文革的成绩和错误是“三七”开，和对他本人的评价一样。到底如何，各人有自己的看法。强求看法一致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写这篇文章，只是即兴，所以显得很乱。我不是为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思索者。我是主张民主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盲目的政治狂热、野蛮的人权迫害、政治行为的歇斯底里、对文化艺术教育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只堆砌文革的那些负面现象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如果文革真的那么完全是坏的不能再坏了，为什么亿万人民还主动参与呢？为什么党的“十一大”宣布文革胜利结束呢？为什么一直到1980年才作出彻底否定的结论呢？当然，人的思维走入误区的时候是很难转头的，人民也是会犯错误的。既然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历史，当然历史的责任要由大家来负。如果都责怪到毛泽东身上，老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教训也没吸收到。 　　　　

我担心一本糊涂的历史帐，会成为导致真正动乱的根源。民国否定了前清，共和国否定了民国，改革否定了文革，100年来，人们总是生活在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架构和理念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有益的东西呢？在这样的架构中，任何社会价值观都会崩溃。多视角地看待历史，历史不是可以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的单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