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实践，同继续革命理论本身一样，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现在，一谈起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铁定用语。这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的：“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个‘糟’字。”
不错，文化大革命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许多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这一点连毛泽东本人都是承认的。但是，自从邓小平上台以后，文化大革命被肆意歪曲和诬蔑，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以正视听了。
    其实，对于任何事物，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不仅有立场不同的原因，还有思想方法不同的原因，更有占有的材料不同的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冲击的各类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浩劫”是很自然的。但是，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就不同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也跟着说“一场浩劫”，完全是因为听了别人宣传的缘故。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都很清楚：在它开始的时候，既有理论性文件（即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也有实施性文件（即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它们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都讲清楚了。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错误，远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是必须肯定的是，其中最基本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正如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武装斗争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史上的第一次，而任何“第一次”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再者，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更不要经验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同他以前搞的“运动”是有很大不同的：以前的大多是针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外的“敌人”，他甚至把“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两条作为辨别“香花毒草”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但是，在他确立了“继续革命”思想以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观念，不再把“反对共产党”强调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了，而只是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觉察到不仅个别共产党员或党的干部会“变”，就是共产党本身也是会“变”的——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法西斯党。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订了上述两个纲领性文件，但是人们对这场“革命”究竟怎么搞，革命的现实对象究竟是谁，实际上仍然是“一头雾水”。或许毛泽东已经有了具体对象（？），但是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仅仅要打倒哪个人或哪几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演习”。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懂得：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改变颜色，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是不行的，要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通过这种“演习”让人民大众都来“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真正地认识到：在他们流血牺牲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只是放在被推翻的阶级身上，虽然这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更应当认识到，对人民政权来说，最主要的危险是来自人民政权的内部，是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说这个思想是真正“史无前例”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转变”和“飞跃”。但是，毛泽东的思想是“转变”和“飞跃”了，别人的思想可并没有“转变”和“飞跃”，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没有“转变”和“飞跃”。因此，在运动的实际过程中，人们完全不能依照文件的要求行动，而主观盲目性、冲动随意性无时无刻都在表现出来。
    毛泽东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过去的各类群众运动中，毛泽东大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计划进行。按照毛泽东的主观“计划”，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搞个一年半载时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按：其实，虽是“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因为过去的运动都是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而这次运动却要整“党内走资派”，这就势必要打破原来的组织系统，如此一来，岂有不乱之理？]
在运动初期，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于是乎“地、富、反、坏、右”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牛鬼蛇神”成为主要的挨整对象（实际上受到冲击的大多是无辜群众，少数人或许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都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他们的批判和冲击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是真正属于敌我矛盾的，如果过去已经受到了批判或法律的惩处，就不能再“揪”出来斗争一番；就是发现了新问题，也不能用简单的“批斗”或“游街”方式进行“斗争”）；“破四旧”更是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后来，在人们终于弄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又对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一头雾水”。于是人们把凡是有点权的“当权派”都揪出来批斗一番、打倒在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运动中期，由于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复杂性的实际存在，群众之间的派性斗争演变成为长期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许多情况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而对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则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一贯的态度，这就是：一不泼冷水，二加以引导，三让群众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采取了这个一贯的态度，而且他显然对青少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次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得到锻炼，成为他所希望的、也曾是他自己成长经历过的那种“接班人”。可是，许多情况让他既不满又无可奈何，特别是长时间的派别斗争和无政府状态。虽然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最高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等等，但是群众派别之间的争斗仍是一浪高过一浪。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组织“工宣队”、“军宣队”派驻到学校、机关、工厂。经过“军宣队”、“工宣队”长时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社会秩序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当然，有些“工宣队”、“军宣队”也许帮了倒忙，但这毕竟是少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政权内存在的大量问题，深刻地教育了人们，使他们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有了感性的认识。今天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生了根，才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最难啃的硬骨头。
“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究竟对不对呢？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三十年来中国的和国际共运的事实早已给了人们明确的、肯定的回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的确确还要“继续革命”，革命的核心问题的的确确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的确确是“党内走资派”。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失败”了。但是，在我们承认文化大革命“失败”这个事实的时候，还要弄清楚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为什么会失败？它是怎么“失败”的？
    众所周知：1976年10月，在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路线由华国锋继续着，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失败”，而确实是以“胜利”结束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到什么时候才“失败”的呢？那是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些极度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人借口两个“凡是”把华国锋赶下台以后，搞了一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才由一些人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任何一种真正的革命，并不是谁宣布一下“失败”便会销声匿迹的。即使这些群众斗争“失败”了，但是它们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理想是不灭的——巴黎公社不是也“失败”了吗？但是谁能说巴黎公社的精神被消灭了呢？！——这是真理，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一切群众革命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争取或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千百万人流血斗争的成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是社会一切权力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人员只能听从他们的选择而决没有站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每一个公职人员都必须保持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得以权谋私；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拒绝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责询，不得以任何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对付反对自己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受到漠视或受到暴力对待而又得不到保护时，有权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神圣权利。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他的“造反有理”箴言，正是人民群众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的集中反映。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既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来行使自己这些神圣的权力，更没有正确行使这些神圣权力的必要知识和经验，因此才出现了“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等极端行为和长时间的“派性”斗争等。人们可以反对和批判这些行为，但是决不能借口这些问题来否定人民群众这些权力，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任何人借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它的基本精神是错误的，必然要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和唾弃。
    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开始，绝大部分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进了“三结合”领导班子。这个事实不仅说明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更重要的是说明人民群众并不是真正要“打倒一切”。
    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怨气的，有一些甚至是持反对或否定态度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是极其严重的，很多人是死里逃生（还有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是一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些人或许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也完全不应该受到那样非人的对待。他们反对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和之后，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大多数加害者一直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对许多干部戴高帽、关牛棚，甚至残酷迫害的，除了少数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外，还有一些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打着“整党内走资派”的旗号起来“造反”，实际上是真的造共产党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他们打“黑帮”、斗干部，是把这些干部（甚至一些无辜群众）当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来反对和迫害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新形式下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可是，这个严酷的事实至今没有被善良的人们所认识，更有一些人有意掩盖这个事实，目的是将那些犯罪者犯下的罪行转嫁给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转嫁给毛泽东，使不知情者加深对他们的憎恨。

    当然，在我们说了上面许多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以后，还必须特别地着重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进行“继续革命”应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的选择。他们主要的、常用的“继续革命”的手段，应当是另一种办法。[按：关于“另一种办法”，我将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最主要的缺憾》中阐述。]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里不能不谈的，因为这是一些人蓄意制造的用心险恶且流毒深广的谎言，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是为了搞他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什么谎言呢？这就是所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看得出来，制造这个谎言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因为有了这个谎言，就能够“进退裕如”：不管他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有话可说：如果成功了，那就不仅完全是他的功劳，而且是把中国从“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的“救世主”；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是他的过错，而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错。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事实是：虽然文革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区也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就整体而言，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经济任何时候都没有到过什么“崩溃的边缘”，而是仍然以相当的速度在发展着，提高着。全国的物资供应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特别是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全国的整体局势已逐步趋于稳定，经济形势也更趋好转。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全国的经济建设正在逐步恢复和走上正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到了崩溃的边缘”。任何一个能够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对这些谎言嗤之以鼻：一个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国家怎么可能制造出“两弹”，还把卫星送上了天？！一个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国家怎么可能让世界为之震撼：不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强大的力量，于是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驱逐了台湾国民党的代表，把它长期霸占的席位交还给了真正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中？！那么，中国的经济有没有确实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呢？确实是有的，不过并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是在文革以后资改派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借口“拯救”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国企，大搞什么“承包经营”，使得许多企业落入一些名为“能人”，实际是一伙蠹虫的手中，他们或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致使许多国企真的濒临“崩溃的边缘”，或者真的“破产”了，于是一场“中国特色”的失业上演了，伴之的是一个新词“下岗”出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成为资改派“改革”的最大牺牲品。对于那些实在无法用“承包经营”的名义将其倒手的企业，他们则打起了“合资”、“改制”等旗号，或者将好端端的国企奉送给“洋人”，自己再从中渔利，或者干脆把企业瓜分了！

    不管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怎样诅咒毛泽东，历史将证明，毛泽东和他的伟大思想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的辩证法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何万古流。”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这样，他离去的时间越久，人民大众对他的思念却越强烈！
    毛泽东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中！毛泽东的伟大业迹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上！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