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谁来当工人？（旧文）

　　我对强坛左右派之争的历史之原因之思考(之一)---“明天谁来当工人？

　　本文系本人2007年写于强国博客,未作修改.编辑可在强博查阅.目前,强坛左右两派口水之争不停,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值得冷思考.联想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什么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似的报考公务员的火爆场面,特将本人2007年在强国博客中的有关文章再次翻开.对左右两派的口水之争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原因开始做由表及里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与反思.同时,本人从今日起,将本人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所写的有关文章全部发到强坛,供强坛左右派人士理性思考的参考资料,请编辑放贴,谢谢.

　　孙友东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中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历史中形成的。是任何人都无权推翻的历史定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工人阶级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一前后，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党和国家媒体先后批露了7成大学生不愿当工人的原因和“明天谁来当工人”等社会热点问题的解读性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从最新的四千份家庭社会问卷调查结果中了解到，在现在的青少年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长大后愿意当工人，而其他人则想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对上海这项入户调查的关注热度刚刚过去，大学毕业生求职又高峰期来临。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在校大学生们有怎样的择业观？对当代工人有什么看法？是否愿意当一名工人？在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一项“大学生就业观念”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的大学生希望从事的职业或岗位是技术工人，70%的大学生明确表示毕业后不愿意当一名工人。

　　看完报道后，我的心潮难平。尽管个别专家对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的调查数据是否科学准确提出质疑，但是，媒体提出的大学生不愿当工人和明天谁来当工人的问题，确确实实是摆在社会面前的既现实而又严肃的重大问题。它的背后涉及到党和政府需要理清和解决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存在的较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党依靠的执政基础—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补充新鲜血液的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为什么年轻的新生代和他们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当工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在一次重要会议的讲话中,以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无私无谓的伟大胸怀，对十年来的改革中出现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306页）

　　邓小平同志对十年改革最大失误的反思一针见血。明天谁来当工人的问题，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造成的沉重的话题。它涉及到党的阶级基础、执政基础；涉及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涉及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伦理观及政府严格守法执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对改革中的失误进行认真反思,坚决纠偏的严肃问题。

　　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我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基点，也是调动和发挥他们积极性的根本途径。广大工人经济、政治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程度，是坚持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然而，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作在中国工厂的生产一线的劳动着的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地位如何？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毕业后不想当工人？媒体为什么提出明天谁来当工人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应该对此反思什么？

　　从全国人大代表的成份结构组成看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全国人大常委会盛怀仁副委员长所说，“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那么，“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人数为何会偏少？

　　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3月3日向媒体透露，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出台有关换届选举文件时对代表界别的概念有比较准确的表述，不要出现农民代表不能代表农民的情况令人们带来了思考。黄德明还尖锐指出一些明明是企业主，到选代表时却成了“一线工人”，一些早已离开农村不是农民的老板却摇身一变成为农民或工人。（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4日)

　　黄德明代表指出的用换马甲的方式由老板顶替工人当人大代表的现象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遍存在。那么，一些地方基层为何见怪不怪？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非工农民众化。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为54％，是五届人大时的近两倍。工人农民的代表比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时为54％，而第十届全国人大时下跌到了19％。

　　私营老板进人大，充分体现了地方官员的“老板情结”。个别省份公开在大街上贴出“一切为了投资者的标语”。(见光明日报记者报道http://guancha.gmw.cn/2004-6/22/1796001.htm)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招商引资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完全搞颠倒了，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地方官员们还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视作“政治荣誉”或“政治待遇”，视为红帽子给老板们戴上。报载：某市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占了代表总数的9.6%，比上届增长140%，比前一届增长860%。（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22日）

　　老板代表名额的大幅增长固然是非公有经济增长的显示，但也给人大代表成分构成带来新的问题。为使一些老板戴上这些光环，某些官员就做着“变通”工作，通过换马甲，老板“变”成农民或一线工人，老板代表农民或老板代表一线工人的反常现象也出现了。

　　人大代表名额等政治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精英们与私企老板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话语权越来越来越重，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的声音在全国在人大会议上越来越弱，在实际效果上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一线工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

　　私企老板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语权太重，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一线工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改革初期，中国的部分专家学者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充分陷阵，为中国的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少数专家学者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不顾社会政治影响，肆意散布与党纪宪法相抵触的言论，搅乱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二．国企改革步子过激过快，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下岗工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同时也降低了国企工人的社会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需要改革。而这种改革，只能朝着保障，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方向进行改革。然而，在国企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就象一块唐僧肉,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被任何有钱人肆意宰割；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可以被特殊利益集团任意收购，将为新中国的建设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的国企宣布为老板们的私有财产；除了少数国家公务员，国企原高管和私营企业主外,其他国企工人统统下岗，国企工人成了被抛弃的群体!这就是所谓的“国企转制改革”。

　　几千万在建国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人由国家主人翁变成了“下岗工人”，并被政府官员称位“弱势群体”。从此，他们再也不是国家主人翁了。他们从此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与饭碗，从此挣扎在生活的温饱线上，他们买不起房、他们看不起病、他们的子女上不起学。国企改革，将好端端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和少数政府官员及国企高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企改革的结果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的改革，也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改革。因为小平同志说过：“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

　　三。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收容遣送对中国工人的心灵伤害至今未抚平。

　　孙志刚，湖北黄冈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生前为广州一服装公司美术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州街头被带至黄村街派出所，后被收容，转送广州收容站及收容人员救治站，3月20日救治站宣布其死亡，终年27岁。后经法医定，孙系在收容期间被毒打致死。终年27岁。，此事经媒体报道后，遂引发全国对收容制度的大讨论。

　　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本草案经修改并通过施行时，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废止。

　　虽说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但各地政府对改革开放以来长达十多年的收容遣送期间的腐败现象没有查处，对收容遣送期间的公安民政机关的相关人员在收容过程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没有严厉打击。

　　以广东珠三角地区为例：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工，白天为广东的经济建设流血流汗。下班后忘记带暂住证出门，经常被当地公安派出所，治安队抓进派出所，罚款后即放行。若被公安派出所送到收容遣送站后，则须交几百元不等的罚款后才能放人。有些收容遣送站，为了赚钱，干脆将被收容的外来工当成了赚钱的摇钱输，互相之间花钱买卖被收容者，互相赚钱，双方盈利。

　　直到今天，全国在收容遣送期间，参与过收容遣送的公安派出所共非法的收取了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罚款？每个收容遣送站共收了多少罚款？有谁查过这笔帐？该说来查这笔帐？有谁为此向被伤害的全国人民道过歉？不少外来工提起当年的收容遣送，至今还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四．劳动欠薪成为了一个社会毒瘤，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心。从关注民生，维护民生的角度看，部分私营企业主在原始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他们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和记录也是不光彩的。

　　本人曾在一篇博客文章写道：最近几年，不幸遭遇恶意欠薪的外来工，为了讨回自己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创造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和深圳特色的讨薪高招，手法五花八门：有摘掉政府部门招牌的、有上演自杀秀、跳楼秀、喝药秀的，还有怀揣爆炸物的、堵塞公路交通的，登楼攀塔的、发送贺卡的等等；手段方法五花八门。令人辛酸，令人落泪。雇人付资，打工挣工资，按月拿钱，既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也是普天下之常理。为什么在中国，在广东的珠三角地区，劳动欠薪和恶意欠薪形成了一块社会毒瘤，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形象？为什么深圳和广州会发生民工因讨薪而摘掉政府的招牌，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痛定思痛，其中的主要原因；

　　1．中国的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养，法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先天缺失，与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严重不相称；

　　2．部分民营企业资金不足，在并没有完成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靠克扣，拖欠甚至卷款潜逃等违法犯罪手段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3．少数基层政府官员与部分不良的企业主结成了共同利益体，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对部分不良的企业的下列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名为工作监管力度不够，实为纵容默认。

　　A．用欺骗的手段招聘高素质人才。在创业的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主由于受自身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销售渠道的限制，在创业的过程中大量招聘各个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和经验丰富的人才。当成果出来后，就用各种手段逼人家辞职；或赤膊上阵、鸡蛋里挑骨头，辞退上述人员，以极低的成本，占有上述人员的智力劳动成果，并将其化为巨大的经济利润；

　　B.肆意践踏劳动法，残酷剥削劳动者:

　　a.变相强迫工人加班，不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

　　b.无理拖欠员工工资。在广东的私营企业中，大多数老板都压员工两个月的工资。（即：七月份进厂上班，九月三十日左右才能拿到七月份的工资）；

　　c.不负社会责任。国家规定的员工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广东的私营企业家９０％是没有给外来工养老保险的（老板们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给部分员工买了工伤保险）外来工们的血汗为私营企业家换来了巨额利润、一部分被老板装进了腰包，另一部分被化作了政府税收。如果这些员工今后老了，谁对外来工的养老负责？

　　D、少部分老板有黑社会背景。克扣员工工资采取流氓、黑社会手段。少数老板辞退员工时，以各种理由被将被辞退的员工的工资非法占为己有。

　　员工如果到劳动部门去申诉，首先就要考虑几个问题：（1）讨薪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风险？（2）老板和劳动局的关系；（3）劳动仲裁和到法院起诉的时间均为60天，总共120天出结果。一个外来工在他乡举目无亲、这60天的劳动仲裁和120天的法院诉讼时间，外来工有经济实力拖吗？E．用赤裸裸的犯罪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一部分原始资本还需要积累的民营企业家黑卷款潜逃。一逃供应商的大量货款，二逃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其手段极其卑鄙恶劣。

　　三．从现阶段社会对中国工人的称呼看工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建国之初，中国工人从法律上，政治上成了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改革以来，虽然中国工人阶级在法律上及党的文件中还被称位国家主人，但一线工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下降。市场化改革前，一线工人被人们称为国家的主人翁，工人老大哥；市场化改革后，政府向资本倾斜，工人被称位蓝领打工仔，外来工，盲流，弱势群体等。

　　而新社会阶层概念的提出，名义上肯定新社会阶层是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部分，实质上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一线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我国东南沿海某重要城市的市委书记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两新”组织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在深圳，新社会阶层比内地其他城市发育更早，也更为充分，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从业者和归国留学人员的新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庞大，结构多样，在深圳将近１００万”，该书记说，新社会阶层普遍年纪轻、学历高、社会联系广、思想活跃、参政议政热情高，是推动深圳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位书记的讲话没错。但这位书记是否考虑过该城市1000多万工作劳动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的诉求？难道他们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就不大吗？

　　更不能令人疑惑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们嫌“新社会阶层”的概念还不直白，他们在新社会阶层的概念上还要细分，于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概念面世了。什么是“草根阶层”？说白了，就是工人，农民和穷人。就是生活工作在社会最低层的社会群体。

　　上述一系列的原因，深深的刺痛了广大最地层人民的心，谁还愿意当一线工人？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当草根,任人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