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泉缨《“唱红打黑” 》回复秋丽先生帖子的商榷　　

自薄熙来同志到重庆主政以来，针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和社会凸现出来黑恶势力犯罪日趋严重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凌厉的打黑除恶活动，截止到2009年6月份，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348人，立案查办涉恶团伙案件235个，摧毁了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团伙，同时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伴随打黑除恶活动的步步深入，一个上至市委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唱红读典活动也在这座山城悄然兴起。打黑除恶，稳定了社会秩序，解除了群众之忧，净化了投资环境。唱红读典，怯刹了歪风邪气，唤起了道德良知，弘扬了革命传统。目前的重庆，可以说是社会稳、民心顺、经济好。我们以GDP为例：2006年3907亿元，今年可达7800亿；财政收入则从318亿增至1000个亿；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都是倍增的态势。　　

就像人们对待任何事物一样，对于重庆的打黑除恶，唱红读典活动也议论颇多。这里，有善意的评论，有无据的猜测，更有恶意的诽谤。前一个时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样几句话，“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对于王立军的“双起论”，某单位发挥舆论之优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某单位为啥对一个厅局级的公安局长的一、两句话如此羞恼成怒，大动干戈。有的网友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到底他们想干甚么，只有他们心知肚明。我今天撰写此文，决非想对“双起论”说些甚么，因为在这方面网友们说了很多义正词严的话，我是看了周泉缨教授就《“唱红打黑” 》回复秋丽先生的帖子后，想就周泉缨《“唱红打黑”与“人民民主”泛滥等于让天下大乱 》的文章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周泉缨教授在《“唱红打黑”与“人民民主”泛滥等于让天下大乱》中，把重庆市委的唱红打黑的最终结局是天下大乱，此话未免过于武断。黑恶势力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是危害人民的害群之马，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晓得的道理。我想，周泉缨教授也不会标新立异，做出别具一格的结论吧。对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人民群众深恶痛绝，重庆市委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顺人民群众之愿望，以摧枯拉朽之势，对黑恶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真可谓“黑恶势力妖雾驱散之日，就是人民群众重见蓝天之时”，目前的重庆，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无可辩驳的事实，充份证明了重庆的打黑除恶是促进社会环境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怎么会让天下大乱呢。　　

在《“唱红打黑”与“人民民主”泛滥等于让天下大乱》的文章里，周泉缨教授还写道：“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社会只能依靠法治”。“而重庆市的所谓的“唱红打黑”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治政治”。“如果在我们中国推广重庆市的“唱红打黑”，等于在中国复辟列宁、毛泽东的主要依托红色暴力的人治政治”。在这里，周泉缨教授把重庆的“唱红打黑”提高到是仁治，还是法治的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议论，说甚么“如果在我们中国推广重庆市的“唱红打黑”，等于在中国复辟列宁、毛泽东的主要依托红色暴力的人治政治”。在这里，我可以坦诚的告诉周泉缨教授，我们国家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如果我们不会健忘的话，解放前的旧中国，黑恶势力猖厥于世，为非作歹。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与蒋介石沆瀣一气，称兄道弟，干尽了镇压人民，危害革命的坏事。遍布国中的大大小小的南霸天、北霸天之流抢男霸女，欺压善良，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罄竹难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将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恶势力打翻在地，人民才得以扬眉吐气，社会才有了安定局面。如果没有像周泉缨所说的“列宁、毛泽东的红色暴力”，危害中国近千年的黑恶势力能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眼下，我国的黑恶势力形成气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马克斯列宁主义的革命暴力学说，对黑恶势力的滋生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更有甚者，像重庆的文强之流，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才使得各地的黑恶势力气焰嚣涨，猖狂不堪。重庆市委正是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展开了一场生势浩大的打黑除恶活动，才使雾城驱散了云霾，还人民群众一顶蓝天。这不正是人民所企盼的吗？如果说重庆的打黑除恶是周泉缨教授所指责的“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治政治”。这种人治能使坏人发抖，能使人民安居，这又有啥不好。况且，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不是甚么人治政治。　　

在《“唱红打黑”与“人民民主”泛滥等于让天下大乱 》的文章里，周泉缨教授还断言“依托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去铲除中国社会红黑两道的腐败，最终只能是饮鸠止渴，”是的，中国共产党要铲除腐败，单靠唱红打黑是不够的。这里，要有决策层的决心，有制度上的约束，有清除滋生腐败的举措，更要有人民群众的觉醒。中国首部反腐白皮书《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就是完整地阐述了反腐机制，并梳理和总结了反腐倡廉的成绩和经验，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而重庆的“唱红打黑”并非是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它只能是我们反腐倡廉一项举挫，一个部分。而重庆决策层也没有一个领导把“唱红打黑”说成是反腐倡廉的灵丹妙药。但是，重庆的“唱红打黑”确实铲除了黑恶势力经营的滋生腐败的土壤，确实清除了贪赃枉法的文强式的贪官污吏，确实扼制了腐败漫延的势头。对重庆的廉政建设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而重庆的唱红唱醒了民气，唱出了士气，唱出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周泉缨教授不顾民意，不看结果，就下结论断言“重庆市的“唱红打黑”铲除中国社会红黑两道的腐败，最终只能是饮鸠止渴。”是否有失公引，过于武断。　　

正如我前面讲的：“对于重庆的打黑除恶，唱红读典活动也议论颇多。这里，有善意的评论，有无据的猜测，更有恶意的诽谤。”我想，周泉缨教授写文章的用意应该是善意的。然而，在某单位借王立军的“两起论”大放厥词之时，周泉缨教授的文章，很可能给了某些人可乘之机。弄不好，还会落个为虎作伥的嫌疑。我讲这些话，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请周泉缨教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