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厕所在哪儿？”

浩然：“厕所在哪儿？”

　　　　　　　　　　　　　　　　　　      　一
　　
　　
　　这几天陆续收到几本书：老作家张峻的散文随笔集《文缘春秋》、长篇小说《历史在说》，散文家曹继铎的《曹继铎文集》（上、下卷），山东作家北晨（吴汉宾）的纪实文学《记忆浩然》，山东作家张怀杰的散文集《献花盛开的村庄》，还有河北诗人孟胜利的《孟胜利短诗选》以及他女儿孟祥宁、一个17岁中学生的文学作品集《我的初中生活》。
　　张峻的《文缘春秋》中有一篇写于2009年8月的《我说浩然》，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大概是1972年某月，我收到他（注：指作家浩然）寄来的《金光大道》。记得那年冬天，他突然来我家，说是为看河北话剧院改编他的《艳阳天》而来，约我当晚去“八一”礼堂陪他看戏。他对“省话”的改编基本满意；不过中间休息时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愉快的事。在休息室，他被介绍给石家庄地委某书记，那书记以为他是本地区作者，就派头十足地大讲“指导意见”。他说自己领导合作化时，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可剧本只写一个“马小辫”，太弱了！……见书记长篇大论地说个没完，浩然问我：厕所在哪儿？离开休息室他说：你我都搞过农业社，说实话，连这点阶级斗争都是我虚构的！

　　八场话剧《艳阳天》的剧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版），我十几年前就读过。当时的剧本标明“河北省话剧团改编”，近年从网络上读到一篇《话剧艳阳天的幕后新闻》，才知剧本是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的陶然根据浩然同名小说改编的。从剧本的后记中，也知道“在改编和试演过程中，浩然同志曾多次亲临指导”。但浩然在石家庄“八一”礼堂遇到的这件“不愉快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颇为耐人寻味。
　　 80年代初，当文革那段复杂的、至今难以说清的历史，被一纸“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匆匆否定后，对《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两部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水准的巨著，便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对这两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文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即使正面肯定这两部作品的人，也大都同时认为它们“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存在着明显的缺憾”。还有一些同志，只要涉及“浩然”这个名字，言必称“局限”，对他的成就、艺术特色和深远影响却有意回避。我们今天指责浩然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作品的“局限性”，最主要的，那就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过多地强化了阶级斗争，突出了路线斗争，而淡化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今天则得到最大限度的强化，乃至泛滥成灾，令读者生厌）。再就是，把主要英雄人物写得过于高大和完美。但责难浩然的同时，却很少有人想到：浩然的这些局限或缺陷，仅仅是他个人的局限吗？作为读者，作为评论家，作为能决定一个文艺工作者沉浮荣辱的大权在握的领导人，自己在这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个时代的氛围和主流思潮，又是怎样要求浩然这一代作家的？《艳阳天》写了一个地主马小辫，今天看来就把阶级斗争写得过于剑拔弩张了，而那位地委书记竟认为作品中阶级斗争还不够激烈，“只写一个马小辫，太弱了！”
　　那位地委书记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据浩然披露，《艳阳天》出版后，浩然和相关媒体收到上万封读者来信，谈他们的阅读感受，而且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认识和体会上，一些读者还提出，《艳阳天》没必要写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尽管浩然写得极为节制含蓄），写这些东西容易损害英雄形象。据作家胡天培撰文回忆，《艳阳天》出版后，《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著名诗人、戏剧家、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先生，曾代表中国作协请浩然吃饭，感谢他为人民写了一本好书。同时，也对《艳阳天》提了一点意见，认为不应该写萧长春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思念自己心爱的姑娘焦淑红。（胡天培：《我所认识的浩然》）《金光大道》写了一个思想右倾的县长谷新民，此人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思想落伍，立场错误，但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还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被日寇抓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但有些读者却提出，应该让谷新民在战争年代就叛变投敌，然后再打入革命队伍内部，充当内奸，破坏革命事业。认为这样写更能体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西沙儿女》（正气篇）第9章，写程亮手持柴刀只身闯入夏府刺杀渔霸“鲨鱼牙”（夏云雅），因寡不敌众，未遂。在被荷枪实弹的家丁围捕时，程亮因惦记着渔船上无人照看的女儿小阿宝，没有硬拼恋战，而是机警地逃脱。现在看来这合情合理、富有人情味一笔，当时却有评论家撰文认为，这样写有损人物的英雄形象。面对一些并不正确的意见、“指示”以及某些评论家的批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年轻的浩然有时只能如此应对：“厕所在哪儿？”
　　这就是浩然的某些作品之所以存在“局限性”的历史氛围。那个年代，言必称“斗争”，虽然现实中未必处处有斗争；正如当下这个时代，言必称“和谐”，虽然现实中未必时时都和谐——真“和谐”了，怎么会有那么多“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呢？怎么会有那么多警察兄弟英年早逝呢，怎么会不断爆出弱势群体因反抗暴力拆迁而自焚的新闻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而努力斗争（你看，即使在“这个”时代，我一不小心还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几十年来，当媒体众口一词地大谈和非议浩然的所谓“局限性”时，我不曾见到有任何一位评论家，敢于站出来说一句：浩然的局限性，我也有责任，是我当年误导了他。
　　
　　                                     二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啸在写给我的《说出了大众的心声》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浩然的挚友中，和他结识最早、交往时间最长的，当今在世的，大概就只有我和石家庄的曹继铎先生了。我自认为，对浩然最了解的人也只有我们了。然而，读了你的这本书，我才知道，应该说，你对浩然（尤其是对浩然的作品，对浩然后期的生活和创作）比我们了解得更多，理解得更深。”杨啸先生如是说，自是因为他的谦逊。但他和曹继铎先生与浩然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的确感人至深。
　　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70年代末，正当浩然因受江青政治株连、被国内几十家报刊批判、被罢免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时候，远在内蒙古的杨啸也处境困难，受到一些人的围攻。有人在会议上发难：听说杨啸跟浩然关系不一般，你要揭发、交代！杨啸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没错，浩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当他正在走红时，我没有这样说过，因为浩然的成就很大，我不想借朋友的光为自己脸上贴金。但现在他落难了，我可以这样说了。我最了解浩然，我相信组织上最终会给浩然做出公正的结论，还浩然以清白！”同样，文革中，有造反派组织千方百计要把杨啸打成“5.16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到北京找浩然，调查杨啸和北京“5.16”的关系问题。浩然见他们纠缠不休，气愤地说：“我已经跟你们反复说了，杨啸跟5.16没有关系。你们不信，就先调查我吧！先看我是不是5.16分子？！”那伙人只好悻悻而去。
　　浩然和杨啸，用他们的感人作为，诠释了“朋友”二字的含义。这让我想起了著名诗人刘章《哭浩然》中的诗句：“你是疾风里的劲草，/守一颗良心，宠辱不惊，/不卖身投靠，不卖友求荣，/也不低头于中伤和嘲讽。”
　　《曹继铎文集》中写浩然的文章，大约有七八篇之多。上卷中有一篇《我与浩然》，也记述了浩然1972年赴石家庄观摩话剧《艳阳天》时的一个小插曲：“1972年5月的一天，浩然应河北话剧团之约，前来石家庄观摩由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改编的同名话剧的彩排。当天，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上午观摩，下午座谈，晚上赶回北京。尽管这样，他仍惦记着我的反映水库建设的长篇小说《银浪滚滚》的创作，当即辞掉了主人为他安排的午宴，专门抽出中午时间，急火搭忙地赶到我家，他一边吃着简单的家常便饭，一边为我认真构思、谋划着这部长篇的写作，一直紧张地忙活了一个中午......”从这里，可以看到浩然对朋友的热情与真诚。
　　在另一篇题为《为了祖国文学辉煌的明天》的专访中，曹继铎先生记述了他当年亲眼看到的一幕：

　　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在河北日报社工作时，一个冬天的深夜，轮到我值夜班，我从编辑部办公楼路过时，突然发现一片漆黑的办公楼的东头一楼，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光，我走近了，透过玻璃窗，看到的正是浩然！他身披一件旧棉大衣，在伏案写作，可那情景，却委实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见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已经难以睁开。他便用左手掰开左眼的眼皮，那么吃力艰难地用右手“爬格子”，桌子上放着盛满热冒着热气的茶缸，不时用热气熏着红肿的眼睛，也不时地用嘴嘘着哈气，温暖着快要冻僵的右手......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写的那篇小说，正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喜鹊登枝》的姊妹篇《春蚕结茧》。他的每一篇作品，无论短篇，还是中篇、长篇，都是以这种精神“拼”出来的。

　　提起浩然，曹继铎说：“他的那种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志气和精神，激励我在文学之路上战胜一个个困难，义无反顾地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我能同他结交半个世纪的文学情缘，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令我毕生受益，毕生难忘，毕生感念，实在是弥足珍贵。”
　　
　　                                           三
　　
　　
　　在不久前一次与几个文友小聚时，作家丁肃清提到浩然，我说：浩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毛主席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真信。有的人则不然，信这个吃香时他就跟着信，一旦气候一变，他随时可以背叛。只要自己能够吃香的喝辣的，信什么都行。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出过不少叛徒的，小的不说，像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卢福坦之类，都是重量级的大叛徒。
　　我说浩然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信，这句话不久就在曹继铎先生寄来的两卷本文集中找到了注脚。曹继铎在《留下永远》一文中（经搜索，发现此文在2008年2月24日《燕赵都市报》发表时，作了较大的删节）披露了浩然在人生处于低谷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在生活道路上，我遭到这样不幸，是十分意外的。扪心自问，无愧地说我是作家里边最忠于马列信仰、最热爱党、社会主义事业和领袖的那一类；恰恰如此，才犯了‘错误’才得到这样的下场。天下公理，何处有之？！”
　　浩然逝世后，我曾在北京参加过一个纪念浩然的座谈会。《小说选刊》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冯敏在发言中说：“我觉得浩然的成功，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他世界观方面的执著。一个作家没有相对固定的世界观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任何伟大文学作品的胜利，都是一种文学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胜利。浩然身上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唯物史观，一个是他认识世界的整体感，这两个东西支撑了他的写作。如果把我们当代那些鸡零狗碎的作品和浩然一比，你就发现浩然是有整体感的作家，是有强大的世界观支撑的作家，就能看出高下之分。”
　　浩然生前曾说：“我这一生就是写农民，为农民写，如果我和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人们公正的评价，我就心满意足了。”1994年，京华出版社推出全四卷《金光大道》，浩然撰文说：“一桩心愿了却，此后就真心实意地等待听取批评和指教。”谁知，当年满腔热情的浩然，等来的不是严肃的理性的批评，却是兜头打来的棍棒，某些批评者恶语相向、冷嘲热讽、上纲上线、捕风捉影（个别人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全都发泄到了浩然及其作品身上），除了人身攻击和乱扣帽子，全无任何文本分析。浩然曾对友人说：没听到真正的批评，却感觉受到了几个小痞子的戏弄与侮辱。
　　浩然的作品，尤其是他写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作品，也许一百年后还会有争议。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中央已经实事求是地给他做出了“盖棺定论”：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
　　令人欣慰的是，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认识与评价，近年来已经开始走向客观与理性。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一位博士研究生告诉我，目前国内以浩然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论文，大约有十几篇（只是，这些发表于学术期刊或存于论文数据库的文章，只有电脑安装了某个软件，才能够在网上阅读全文）。许多论文，无论肯定与否定，都能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文本分析。——浩然生前渴望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批评。遗憾的是，这一天还是来的迟了一点。
　　就在我断断续续地写这篇文字时，恰巧收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连晓霞教授的电子邮件。她的博士论文《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话语——〈金光大道〉话语分析》，已于200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她在给我的信中说：“看了您的博客，知道您很敬重浩然先生，这让我对您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因为我觉得您没有随波逐流，是个有良知的学者，那些把浩然骂得一无是处的所谓的精英，缺失的不仅是做学问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作为学者的良知。”
　　浩然的知音，不止在广袤的农村和原野。这来自高等学府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声音，浩然闻知，当含笑于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