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树介医生揭露新加坡当局没有给予政治拘留者以适当的医疗照顾

傅树介医生揭露新加坡当局没有给予
政治拘留者以适当的医疗照顾

锺华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内安法令下被李光耀政权拘留的政治犯在新加坡的监狱里得不到应有的适当医疗照顾。新加坡监狱当局对待患病的政治拘留者，像对待患病的动物一样，把他们关押在牢笼中。

曾福华是由狱友傅树介医生而不是监狱的医生诊断出得了晚期癌症。监狱当局和医生在福华被诊断出得了这个病之后，不仅没有给予他适当的治疗，而且表现得十分冷漠无情和疏忽大意。

曾福华是一名散工。他于 1971年2月17日被逮捕，直至1978年3月13日，当内安局知道他已临近死亡时才获得释放。7年来，监狱医生一直未能检查出福华得了什么病，即便是在被确诊为晚期癌症后，仍然拒绝送他去医院医治。只是在其它被拘留者的压力下，他们才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去。

内安局为什么要在福华临近死亡之际才释放他呢？这可能是他们不想在监狱里处理死亡事件和应付死因调查，因为到时他们将被迫披露在狱中如何治疗福华的证据。福华是于出狱13天后，于1978年3月26日去世的。

内安局对待患病的政治拘留者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傅医生自己生病时也得不到妥善的治疗。监狱医生未能准确地诊断出他的病情，使他几乎丧失生命。出身自杰出的医生家庭的傅医生能活到今天，纯属好运。

内政部最近拒绝设立调查委员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许多前政治拘留者在内安局手上遭受过很大的痛苦，因此，调查委员会的设立可能使内安局面对要求赔偿的法律诉讼。

下面是傅医生于 2011年9月13日在新加坡发表的讲话的第二部分。

**************************************************************

明月弯监狱

我在这幢8囚室牢房里单独监禁了将近一年，它是明月弯监狱（MCC）最大的一幢牢房。之后，我被转移到位于明月弯监狱西端尽头另一幢比较小的5囚室牢房，行政大楼把它跟其它牢房隔离开来。这是一座非正式地被称为关押“强硬份子”的牢房。我高兴地发现有许多人与我作伴。曾福华、何标和谢太宝事先得到消息，正在大门后面等候，欢迎我的到来。被单独监禁了这么多个月之后，能跟朋友们又一次相聚在一起，感觉非常好。

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定，就是不给生病的被拘留者看病，因为我无法医治他们。我一直坚持要他们到监狱医生那里看病。有一天，福华投诉说肚子疼，N‧辛格医生就在狱中旷地的走廊里给他检查。那是一个草率的检查。他开了一些抗酸剂(一种胃药)，在当天下午送来给他服用。晚上10时，当我们都被关进自己的囚室时，福华叫我。他说，吃了药之后，肚子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福华是一个很能承受各种痛苦的人。在拘留所里遭到可怕的殴打时，他举起椅子，决心跟内安局的禽兽们拼命。你能怎样面对一个毫不怕死的人呢？内安局的上司被叫来了，他聪明地命令那些尼安德特人(译者按：意指野蛮人)中止折磨。福华原是华侨中学的一名学生领袖，在警察追捕学运领袖时不得不逃亡。他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在逃亡中却能承受各种艰难困苦而毫无怨言。那天，当他从囚室里呼叫我时，我知道他一定是疼痛得很厉害，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告诉他，早上看守来打开囚室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黎明时光线昏暗，囚室里的情形就更糟糕，我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他不是得了黄疸病，但感觉到他腹部有个巨大肿块。他必定是注意到我表情有些犹豫，因为他接下来说：“树介，不要担心把真相告诉我。无论是什么病，我都能面对。”我告诉他得了癌症，而且已到了晚期。我写了一封信给监狱长。我是不可以跟监狱医生沟通的。结果，福华被转移到中央医院去，在发现无法做手术之后，又被送回我们的牢房。

福华回到我们的那幢牢房后，监狱长要把他送到樟宜监狱医院去，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给患病的被拘留者住的牢笼宿舍吧了。它根本不是一间医院。我们在监狱的牢房里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照顾。我们全都反对福华去监狱医院，并准备随时对抗狱方要把他转送到那里去的行动。看守带着轮椅来了。福华不肯去。我们叫看守回去把情况告诉监狱长。几天后，狱方终于让步，同意把福华送回中央医院的监狱大楼。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直到快要离世时才获释回家。

随后，有一天，我被送到惠特利路拘留中心关押了几个月。这一次，我独自一人被关在里面有个小操场的开放式大牢房里。在这里，你可以向邻居喊叫，但看不到他们。杜祥华(译音)医生来探望我，他是我在1961年被派到竹脚妇产医院（KKMH）工作时的部门代主管。我们闲谈时，他决意要送一本《圣经》给我，并说要安排专人跟我一起念。结果，那位专人竟然是惠特利拘留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我没有异议。我只坚持要从《圣经》的第一页开始读起。而他居然对“创世记”一章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必定是发现我的解释更为合理，因此这个课程很快就草草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日，我被带到更衣室去，要我换回被捕时穿着的衣服。穿上像样的衣服后，我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哪里。一会儿，我就被带到监狱里的职员休息室。里面的桌子上摆放着茶水和糕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受到曾与我在医院共事的两位医生的热烈欢迎。他们是张医生和Nagulendran医生。两人都是板桥医院的精神科顾问医生。他们说，他们被要求对被拘留者进行精神病调查。他们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搜集精神病人的资料 — 就如我相信你们更为熟悉的心脏病人或关节炎病人的那种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有关当局在筛选数以百计的申请入读高等院校的学生时就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于是，被拘留者正在变为精神病人，而惠特利稍后也许会被称为精神病医院。

他们给了我一些问卷，要我回答，提问的范围从智商测试到我是否是家中最受喜爱的人等等。我不准备填写这些问卷。于是，Nagulendran医生就说，这项研究是绝对保密的，与内安局无关。而且，参加与否，我可以自己决定。

我吃我的糕点并感谢他们，因为能见到这些老朋友，我感到高兴。不过，我对他们说，我谢绝参与这项调查。我不知道其它被拘留者会怎样做，大部分人也许会参与，但他们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将尽力是不真实的。后来我发现我的猜测是对的。

然而，大约 10天后，我被叫到审讯室去。这次只有单独一个审讯者，他是一名督察。他满脸愠色，一开始就对我说，我将因为不参与这项调查而受到惩罚。我微微一笑，反问他是如何知道我不参与的，因为那两位医生曾叫我放心，说整个调查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他不回答。

随后，我又突然被送回明月弯监狱，回到原来跟谢太宝和何标关押在一起的那幢牢房。

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后，我在1980年又被调回惠特利。这一次，我还是被单独监禁在一个大囚室里，每星期大约被带到审讯室闲聊一次，有时聊健康问题和读报。

1981年某天清晨，我突然感到从头顶到脖子一阵剧痛。我一定是晕了过去，因为我接下来知道的事情，就是看守在凌晨4时30分左右发现我躺在院子里，便把值班督察叫来。他们进入我的囚室，询问我的病情。我说我需要住院治疗，因为我觉得我的颅内压无端端地升高了。他们与上司通了电话，然后告诉我，他们接到的指令是把我送回樟宜监狱，那里的医生将会照料我。于是，就在那天清晨时分，我被载到樟宜监狱去，其时，我头痛得很厉害和不停地呕吐。

值班的男护士态度和蔼。他告诉我，已通知N.辛格医生，早上他来值班时，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我。这时大约是上午6时 30分左右。我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是位于监狱入口处的有着两个牢笼的一幢宿舍，每边一个。我被安置到其中的一个。他给了我两粒“必理痛”，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了一些。

正巧那天早上是我的家属来探监的日子​​。我的家人去到惠特利后，又转到樟宜监狱来探望我。看守领着我，沿着狭窄的走廊前往会见室，我一路呕吐不止，状态很差。会见室里没有对讲机。我把自己的病情和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樟宜监狱医院来的经过告诉家人。辛格医生有没有来看我？没有。我爸爸知道后很是担心。回家后，他打电话给我的弟弟，我的弟弟立即联系在卫生部工作的朋友，安排樟宜综合医院的顾问医生来看我。

大约下午3时 30分左右，顾问医生来了。他建议把我转送到樟宜综合医院。在监狱里关了这么多年后，可以享用漂亮的床单和一张舒适的病床，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实在是精疲力尽了，以致未能真正享受一下这新的环境。这位神经科专门医生认为，我的头骨需要作一次X光检查，于是把我送到陈笃生医院。他们给我照了多次 X光，但未能确诊。我的鼻腔和前额受到一个巨大肿块的压迫。

他们决定要求神经外科医生来做手术。手术订于某个星期一进行。我一直住在空调病房里将近一个星期。一定是由于空调的缘故，我在预定的手术日之前的一两天，咳了一团粘液出来。如今情况很明显，可以确诊了。原来，有一个粘液囊肿从我的前额延伸到脸颊，它在手术前及时地破了！不必剖开我的头骨，相反地，他们请了耳鼻喉科医生来给我做这个非常严重的慢性鼻窦炎的手术。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了第三天，当耳鼻喉科医生取出留在鼻腔内的止血包时，腔壁因受到囊肿扩大的持续压力而减弱时破裂了，因此，止血包与粘附着腔壁的一条动脉一起被取了出来，结果，血液流不上大脑，我晕了过去。当时唯一的急救方法就是立即结扎颈动脉，有一位外科医生这样做了。但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也就是这个耳鼻喉科医生，拼命地替我做胸外心脏按压。后来有人告诉我，心脏按压使我苏醒过来。但复元后我感到有根肋骨断裂了似的。视网膜缺乏氧气和眼眶形状的改变，变成我的主要缺陷。谢谢我的朋友，我活下来了。

获得释放

1981年，我在医院里呆了大约3个月后，又收到延长拘留我多两年的命令，同时把我送回惠特利去养病。1982年8月，有人告诉我，我将获得释放，但警告我不要批评任何人；不允许我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来谈论我的案件和对我的指控；内安局将以我的名义发表一份声明。他们甚至叫了我的父母过来，警告他们说，如果我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话，我会立即再度被捕。而且，不论我有无签收释放令回条，都必须遵守惯常的限制条件。

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文明人，如果记者来敲我的大门，我会请他们进来。他们最好是派人驻守在我的大门口，并且发出嘘声把记者赶走。我肯定会否认任何说是我发表的、但不是由我签署的声明。

我在1982年8月26日获得释放，在李光耀的监狱里一共渡过了17年不经审讯的牢狱生涯。好些日子都没有记者来探访我。随后，有一位名叫D’Silva的美联社记者来到我家。我把我所受到的限制和如果我谈论自己的案件将被监禁的威胁告诉了他。他可以由此作出自己的结论。

过了一段时日以后，我偶然遇见他。他告诉我，在访问我之后的那天晚上，他曾经到亚峇街(Albert St)去吃点东西。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要他跟随内安局人员到惠特利去。他告诉他们，我在访谈中所说的一切全都录在他的磁带里，他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发出的报道。他们对此全无兴趣。随后，他被带到职员会议室，在那里枯坐了整整一夜。翌日清晨，他们要他签署一份声称自己受到良好对待的声明，然后才让他离开。我想这是在吓唬其它外国记者，不要表现出比当地同行有更大的勇气。

他们继续对我进行干扰。例如，当我受雇于机场的一家诊所时，他们不发给我一张进入停机坪的通行证。不幸的是，公务员们是不敢去想事情的。我只好要他们打电话给我的诊所老板，她是一位英国女护士，告诉她我不获准进入停机坪，因此，如果发生任何紧急事件，我决不负责。随后，来了几个电话，终于给我发了通行证。经过那次在机场诊所的短暂服务之后，我在1989年移居加拿大之前，曾在盒巴实龙岗路开设了一家私人执业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