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外来文化的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仅在延安期间，他就多次对翻译事业和搞翻译工作的同志进行指示，鼓励他们做好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作出贡献。

　　把理论力量化作战斗力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他高瞻远瞩，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满怀信心地提出希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地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是马列著作中译本的大量翻译出版。此前由于战争条件所限，加之革命情况艰难，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翻译和出版的马列著作种类和数量都不多。为了彻底地改变这一情况，党中央下大决心，于1938年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专门下设了经典著作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人员专门致力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

　　“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

　　第一个到马列学院编译部的何锡麟(现为中央编译局顾问)有一次遇到毛主席，询问他所翻译的东西有没有用时，毛主席当即回答道：你们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有用，离开你们，我们就是瞎子!

　　这一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毛泽东一再反复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掀起了马列主义的学习热潮，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了推动延安整风，并实施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宏大构想，毛泽东于1942年亲自组织编译并亲自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继续扩大经典著作编译队伍，加强力量，毛泽东在1942年还设想在整风结束后，在中央设立一个大的编译部，并把中央军委编译局并入，组成一个有二三十人工作的编译队伍，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果再有力量，则继续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

　　194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毛泽东提议并亲自审订的《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为此，特组织了翻译校阅委员会，由凯丰负责，并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希望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同志把这一工作当作对党最负责并必须按时完成的业务之一部分”。

　　为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正名

　　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为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们正名。“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其实，早在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当时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信中，便以中国古代玄奘取经译经和鲁迅之功喻翻译的重要性。“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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