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贪官短命　还要请教毛泽东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关于“贪官短命论”的论断，让人们又发现一个“砖家”级人物。洪昭光说， “人要心存正气，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不能贪污，不能腐败，越是腐败，死得越快。”　　

这本是一次健康讲座，但是拿贪官说事，就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　　

说贪官“越是腐败，死得越快”，让一般对腐败现象无可奈何的民众好像很解气，因为这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好人不长寿”是一种颠覆。　　

那么，中国的贪官是否真的像洪昭光说的那样，“多数人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导致身体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在医理上看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在实际环境里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公款吃喝是一种腐败现象，在公款吃喝成风的部门里，谁的心理压力最大？一定是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的好人，如果他敢公然唱反调，势必遭排挤，甚至可能失去位子、丢掉饭碗。还有，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班子里，谁的心理压力最大？一定是那个不想、不敢腐败的人，如果他敢对腐败现象表示异议，第一个被罢官或把当作腐败分子抓进去就可能是他。这种状况决不是一种推测，而是被众多事实所印证的现实。　　

所以，听到洪昭光“砖家”的“砖论”，中国所有被发现或未被发现的贪官都会窃笑。因为，“贪官命短论”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处在“咒诅”阶段，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如果硬要说有点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寄希望于贪官“自生自灭”，是对中国反腐现状的极大嘲讽。　　

说到贪官命短，在毛泽东手里是事实。毛泽东曾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　　

这七个贪官，是因毛泽东要他们的命而短命的，不是因为贪污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有的甚至还居功要“免死”，这一点与现在的贪官相仿。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提出上诉，上诉理由中有一条是“未考虑立功等情节” 刘志华认为，一审判决未考虑其自首、工作中的一贯表现和立功情节。 他称，案发时他任奥运工程建设总指挥。在被双规和羁押后，他多次将自己掌握的奥运工程建设从规划到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写成文字上报给相关部门，为奥运建设做出了贡献，应算“立功”。北内集团总公司原房管科长孙大庆利用职务之便冒领拆迁费74.8万余元一案，日前在京开庭审理。奇怪的是，在孙大庆的辩护律师面前摆放了两摞荣誉证书，鲜红的颜色惹人注目。律师称这些都是孙大庆多年获得的荣誉，希望能够对他减轻处罚。　　

所以，要让贪官短命，可以从毛泽东枪毙七贪官的历史事件中获得一些启示。　　

其一，发现要快。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能够捕捉到贪官的“第一次”。及时发现贪官的第一次，尚可能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其二，处理要快。对于贪官的“第一次”的处理，我们看到的通常处理方法是，从重要职位安排到不重要职位，从“油水”岗位安排到“清水”岗位，殊不知有权便能生贪已成为腐败的重要特征，结果就是导致“数次”。我以为，在廉洁奉公上，对当官的应该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发现“第一次”，立即罢官，永不起用。　　

其三，惩处要严。对于严重的腐败行为，当用最严厉的惩处手段。就是不枪毙，也要让贪官与死差不多。尤其要重点灭杀贪官“牺牲我一个，惠及一家人”的念想，在清算赃款赃物时，对于挥霍的、去向不明的财物，可以采用“连坐”追赔方法，由其家人、子女承担全额赔偿，以实质性加大腐败成本。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时，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让贪官短命，如何让贪官短命，我们应该能够从毛泽东严惩贪官的做法中，找到思路和方法。　　

200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