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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中：“继续革命”思想的起源与影响 刘德中：“继续革命”思想的起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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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中：“继续革命”思想的起源与影响作者:刘德中 | |
| 一、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萌芽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这个时期他的工作重心是指挥作战。夏季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国“五路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局。接着济南战役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9月的政治局会议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准备。1948年底，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题目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表明了这个决心。 1949年2月23日，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等时，毛泽东说：“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1]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最后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才提出了“两个务必”。[2]如果我们不继续革命，而是搞打天下、坐天下那一套，“两个务必”就成为无所谓的了，就失去了强调它的根本意义。 在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命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部分结论中，毛泽东最后提出要“划清两种界限”，首先就“是革命还是反革命？”[3]毛泽东已经在方法论上形成了划界思维。 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在进行出发准备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4] 可以说，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成为其继续革命论的萌芽，西柏坡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发源地。我认为，西柏坡精神最本质、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继续革命或者说彻底革命、革命到底的精神。这是使西柏坡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圣地精神、具有自己鲜明特点、最便于群众记忆、学习和运用的地方。 对于继续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开始就说：“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5]“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6]。这是从敌人和革命的俘虏兵方面来说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所谓“不拿枪的敌人”，按照我的理解，如果不全是“拿笔的敌人”的话，主要也是“拿笔的敌人”。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批判有的文化人是“用笔杀人”的。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应该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从自己的同志这个方面来说，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认识到，同志中会有民主革命同路人，他们不愿意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要同他们作斗争。 一、文化革命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形式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坚持了马克思要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彻底改造的主张，并第一次指出这个改造过程依然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毛主席重申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革命目标，即彻底打倒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吃土豆烧牛肉。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起点。在革命实践中，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革命探索了一套方法、策略和政策。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的变革。通常是指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还包括扫除文盲在内。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口号，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来的，针对的是苏俄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国外环境等因素，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他在《论合作制》中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7]。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是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列宁的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文化知识教育、思想觉悟是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1964年，朝鲜劳动党4届8中全会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问题。1973年5届7中全会把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提高到路线高度。1975年，金日成在《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30周年》中指出：三大革命是工人阶级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执行的革命的基本内容，是直到建成共产主义必须执行的继续革命的任务。后来又提出共产主义等于人民政权加三大革命的公式。 苏联中亚地区长期受封建宗法文化传统影响，中亚国家至今还存在氏族和部族传统，影响国家和社会生活。哈萨克民族分成三个部落，哈萨克斯坦还算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呢。宗教影响在塔吉克根深蒂固，许多人严守宗教教规，对工作却马马虎虎，党组织对此曾经是视若无睹。土库曼斯坦的长老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影响。如果苏联的文化革命彻底一些，这些国家现在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主张通过“民主和文化革命重建国家”，这是当前拉美左派的一个共同点。这种选择赋予了“文化革命”以新的含义，他们有可能藉此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是先取得政权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起社会主义旗帜，莫拉莱斯领导的党就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可以肯定，莫拉莱斯的“文化革命”观念是受到毛泽东影响的。 三、我国文化革命的缘起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问题。1956年1月2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现在是处在这样一个变动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到技术革命同文化革命。要改善生活，要建设，就要同向自然作斗争，就要有技术，有机器，就要懂得科学。……使用机器那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个文化革命。”[8]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并确定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具体任务。“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一度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 最近有人提出，是文化界领袖郭沫若最早提出要搞“文化革命”的。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郭沫若在大会上的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在今天所已经取得的伟大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和文化文艺革命的胜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不可分开的。五四以来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文艺革命为什么有着中国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也就是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缘故。”是郭沫若在这次文代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建国后，郭沫若在一些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会议上又多次提到要搞“文化革命”，但是，他把“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艺术革命”是严格划分开的。这位作者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与郭沫若在建国之初所提出的“文化革命”实质上很有区别，但从文字本身的含义和创意来讲，毛泽东主席是借用了郭沫若“文化革命”的提法的。郭沫若作为一代中国文化战线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的文化艺术思想光芒和一些带有探索性的理论观点，对于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影响。[9]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含义的混淆 毛泽东晚年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他一生做的两件事之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甚至成为他最后决定批邓的决定因素。“文化大革命”与“文化革命”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研究发现，在重要文献、有关机构的认识与毛泽东本人的讲话中，往往没有进行明确、严格的区分，而是常常混同使用的。也许他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规模大、范围广、含义更丰富的“文化革命”？ 1966年《五、一六通知》决定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毛泽东加写），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6/5/25北京大学大字报是《……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工业十条”写到，八小时以外“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10]。1967/1/11中央军委发出的是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华社编的是《文化革命动向》，光明日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只有解放军报叫《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 1966/6/10毛泽东与大区负责人谈话，打招呼：“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11] 1966/12/25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化大革命”。[12] 1969/4/11毛泽东在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专门谈到“叫不叫大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13] 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讲话，派工作组“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14]。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15]。 五、“文化革命”的任务仍然有待完成 妖魔化“文革”（应该是“文化革命”的简称）是国外敌对势力反共的需要，虽然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陷入妖魔化“文革”的圈套。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是受到了当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匈事件影响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中国的文化革命也推动了1968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影响了世界。否定“文革”的有些做法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0年中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例如说1966/8/24李达、老舍，9/3傅雷、12/16马连良，1972/7/25王任叔、1975/2/28焦菊隐、1975/9/15丰子恺（终年78岁）、1976/1/31冯雪峰（终年74岁）都是因遭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1975/3/8周信芳因遭“四人帮”迫害逝世，终年80岁。 邓子恢因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而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因此而靠边站、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他仍然能够带着儿子、孙子到中南海游泳池与毛泽东一起游泳。“文革”中红卫兵想去揪斗他，他不是对着干，而是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做年轻人的思想工作，结果红卫兵们最后都心悦诚服的离开了。那些受到皮肉之苦的人，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没有平等对待红卫兵青年、采取的方式有问题呢？刺激-反应构成了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要正确理解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到刺激的一方是如何思考、行动的，而且要看到反应的一方是如何反馈的。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发生历史冲突的地方，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 小说《刘志丹》被否定到被肯定再到被最终否定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拨乱反正”矫枉过正所存在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组部向中央报告这是一部好小说，《刘志丹》案是一起大错案。可是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一公开面世，就引起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不满，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严肃处理。其严重错误主要在于，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任意褒贬。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16]可见，当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定性是基本上正确的。 列宁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17]邓力群在反思苏东教训与八九风波后认为：“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理论也错了。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7篇不点名批判苏共中央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后来的‘九评’，基本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理论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危险。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私有化潮流在膨胀，也证明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目前，在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文化革命”的使命仍然召唤着我们。例如刘国光忧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被削弱的现象，由此刮起一阵旋风，左大培针对问题实质一针见血地提出必须强调领导权的问题。这些都说明“文化革命”仍然需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仍然需要争夺。 [1]《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03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7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5-1426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页。 [9]参见《山西晚报》2004年6月3日乔盛文。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9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0、1451页。 [1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0页。 [14]《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6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页。 [16]参见《百年潮》2003年第3期文章。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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