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是由正确证明的（重发）

错误是由正确证明的（重发）　　

（张之权）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错误和正确，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对立统一的，都要通过历史的检验才能核定各自的内涵。孤立地说某一件事“正确”未必正确，孤立地说某一件事错误也未必错误。在一定条件下，错误可转为正确，正确也会变成错误。错误和正确是相互证明的，证明过程有的只要很短时间，有的要几年，有的要几十年，有的要几百年。当没有被相互证明时，有的错误被当作“真理”能存在几千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学说，统治人类几千年，直到哥白尼以及布鲁诺提出“日心说”和“宇宙无限说”，才被推翻。教会烧死布鲁诺也不承认他的学说）。　　

（一）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和正确　　

中国革命有错误和正确相互证明的事例。毛泽东于1927年“八七会议”后奉党中央之命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最初任务是攻打长沙。可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刚一起步，起义部队就受到很大损失，5000多人，只剩了1000多。经过三湾改编，他带领这1000多人走上井岗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判他不打大城市是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给了他撤职处分。以后他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根据地一天天扩大，战争形势也非常好。可是党中央屡次要他领导的红军攻武汉，打南昌或其他有敌重兵把守的城市，他陈述危害，中央不听，结果屡次失利。中央还总认为自己正确，有人把毛泽东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安，于是毛泽东又几次被撤职。这就是正确和错误在领导层被模糊了的阶段。但是在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正确和错误是有分界的。他们体会到有毛泽东领导部队就打胜仗，排除了毛泽东部队就打败仗。这成了后来判定正确和错误的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1934年反第五次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 迫长征，1935年1月途经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才将正确与错误正式判明，这个过程历时8年以上。至今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不能颠覆这段历史，就是因为错误是有正确予以证明的。 　　

（二）正确和错误是可以转化的　　

有时候某一做法是正确的，但是长期不改，就转化为错误。比如我们在建国初期，由于接收的是旧社会烂摊子，整个国家在人事管理上一片混乱。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在全国健全了户籍管理，在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单位健全了人事档案制度，这是历朝历代都未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遏住了混乱。但是这种成就适应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形势，却不利于国家经济大发展时期城乡人口的大流动，也不利于各单位人才的交流，尤其妨碍了民主和自由的发挥，不改就是错误。现在有了很大改变，将来还将变得更有利于民主建设，这是必然的。　　

（三）“韬光养晦”也要发展　　

拿“韬光养晦”来说，也将面临这种抉择。在苏联垮台之前，我们曾管事过多， 我们省吃俭用，无私地帮助某些小人，军火，大米，给了不少，到后来，他们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军火打我们。苏联垮台后，我们吸取教训，决心不当头，不惹事（坦白地讲，恐怕也包含了老一代领导人对新领导人的不放心，担心他们招架不了），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这是正确的。　　

可是，世界上的事由不了我们。当初“韬”说刚提出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算老八、老九，人家没有把我们当一盘菜，不太注意我们，我们还可以平平安安地图发展。可是我们一年一个样，超加拿大成了老七，又接连快速超意大利，超法国，超英国，超德国，到这时日本就坐不住了，心里酸酸的，醋性开始上升。才过了两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变成世界老二。所以日本的嫉妒之心油然而生。它心想，从1894年日本打败中国北洋水师起，日本经济一直领先，后来还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眼中的东亚病夫，快亡国的奴才，现在居然后来居上，真是岂有此理。日本的这种嫉妒心是全国性的。原先自民党当权时，日本的在野党竞相与中国友好，现在自民党不当权了，原先的在野党上了台，反华却更严重了，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为，就证明日本的嫉妒心是全国性的。　　

美国更酸。有人故意夸大中国的实力，宣称中国马上就要超过美国，它真是心有甘。美国是个“独尊”的国家，它的国策是独霸全球。只要有美国霸权主义存在，中国要想一心一意、平平稳稳搞建设，让人家眼巴巴看着你一天天变强大，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它现在用一切办法限制、削弱、围堵、打杀中国，这是定了的方针，“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是它们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势，于是矛盾一波接一波。这就是最近十多年来纠纷不断的原因。　　

近期出现的钓鱼岛纠纷，美国表态支持日本，表明了它们要共同遏制中国的意愿。前不久，大张旗鼓进行的美韩军演、美日韩军演（比美韩军演多六倍兵力），开来了三艘航空母舰。这是为什么？我曾写文章分析，如果是警告朝鲜，没有这个必要。其中玄机可能要偷袭朝鲜核设施（后来美国一个将军说了想摧毁朝鲜导弹基地）。再往后，航母马达声刚停，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就来访华。几天之后，胡锦涛赴美访问。这次访问，可以看成是在美国航母的马达声中成行的。国人不要小看了这些现象中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有一条重要原理，就是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必有经济原因。美国在金融危机没有消退的困境下，花那么多钱搞军演（这不仅是政治，而是军事威胁），必有所图，做赔本生意不是它的本色。　　

在美国、日本这一系列动作下，中国好像只有一个字：“等”，等胡锦涛访美，不干扰访美大局。　　

作为临时措施，中国持这种态度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还有长远利益。时间长了，我们就看出来了，“韬”说不够用了。“韬”说的核心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意思，甚至还包括了“人若犯我，我不犯人”的消极态度。这一软肋被美国人掐住了，所以它最早在波斯湾拦截中国的银河号，强行登船检查，结果并没有查出它想要的东西，而中国也就忍了，“韬”了，连强烈的抗议都没有。从此它胃口大开，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没事。撞中国的飞机致飞行员王伟丧生，没事。在南中国海，有那么几个美国的喽罗，竞相在中国领海架设钻井，据说达到了惊人的1100口之多！中国声称是自己的领海，却不敢去设钻，一口钻井都没有。　　

该出手时不敢出手，不敢亮剑，这是不适应中国长远利益的。我看，还是“永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内涵全面，一百年也不会过时。　　

为什么本文要斗胆拿“韬光养晦”说事？岂不对邓公不恭？对邓公的尊重是一回事，“不法先王”、“世易而事异”是中国施政的传统美德。我们切不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胡锦涛访美回国后，美国就有评论家指出，两年内中美之间还会出事。我们是“树欲静”，人家是“风不止”，太老实了是要吃亏的。　　

（2011年11月6日插补：执行“韬”说时间长了，只能给胆怯的政治家提供口实，军队就没有战斗意志了。比如南海问题，你长期没有行动，人家就会得寸进尺。如果搞一次军事行动，对我们来说，胜和败都有利。胜了叫对手收敛；不胜，一则，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完，”时时提心吊胆。二则，我军则会更加秣马厉兵，以图雪耻。军事上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不这样，人家总会在我们面前拉屎拉尿。美国强行占领的地方多得多，谁敢去动它。我们的地方是祖宗传下的，我们自己不敢去。总说海、空军力量不够，当年拿梭标起义的红军将士们，长眠在地下也会不甘心的。）　　

（四）反贪成绩也是错误　　

反贪反贪，越反越贪，把人心都搞凉了。反贪的成绩和错误也是相互依存的，成绩和错误是一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越夸耀反贪成绩，越发显示我们的错误。比如某权威报告说，抓了×××××个贪官，好像是成绩，其实也是错误。成绩越大，错误越大。唯心主义者都不懂事物的辩证关系。这么多处级、厅级、省部级干部，当初入党时都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各项工作的带头人。一级一级提上去，都是经过了锻炼和考验的人才。很不容易呀！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是多大损失？现在干部的损失超过文革时的损失。而在反贪方面，看成了“成绩”，这不就是一个东西吗？反贪方面的成绩有多大，在防贪不力上的错误也就有多大（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错误和成绩是一个东西，改变不了的。　　

凭良心讲，我们不希望有如此大的反贪成绩，也不希望出现如此反贪不力的错误。看着这么多当初一个个优秀的干部走向监狱，走向刑场，不是党的光荣。希望这个成绩越小越好，它越小，越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国家就会显得政治清明，人心团结，国家强盛。　　

有些干部恨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对干部管得严，经常要下乡，要参加劳动，不准干部脱离群众，不准大吃大喝，反对“懒、馋、占、贪、变”，搞不好还要被“造反”。这样是得罪了一些人。“得罪”有时也是“爱护”。1952年三反运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以后二十多年间，县、厅、省干部几乎没有人因为贪污成为囚犯的。挨点整，批判过头叫人难受，但人可以保持清白，一旦定成“贪污犯”，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到了判处死刑的时候，想回到过去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吃大锅饭都不可能了。这就是李斯之憾的重演。　　

（五）“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尚有待于证明。　　

“文化大革命”相当于一锅大杂烩，牛肉、猪肉、狗肉、萝卜皮、白菜帮、麻辣酱、老陈醋、湖南干辣椒、鱼翅、海参等等等等，三十六般大味、七十二般小味，都搅在一锅，最后给人的就只有辣味，叫人讨厌。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起过拨乱反正的作用，前二十五年我是拥护的。但是这一命题在哲学上是站不住的，凡是哲学上站不住的东西必然会陷入片面性。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如果再读“五四”时期一些思想家的文章，就会发现，原来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五四运动，这是他和大多数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发动者的初衷是什么？他没有耍阴谋，是公开宣示的，叫做“造反有理”。就是要群众敢于造修正主义者的反，造压迫者的反，造贪官污吏的反，造坏领导的反。也就是他要给被压迫的群众一个“胆子”。放到什么地方说，这个动机都是对的。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造反有理”是心存疑惧的，怕传染到它们国家去。但从一开始，具体指向，方式方法都产生了偏差，加上被野心家利用，成了一锅大杂烩，导致出现了严重错误，。当时被整的高级干部都不是应该被 打倒的，造 成了许多冤假错案，造成了许多破坏。但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我们的干 部队是基本健康的，人民是信得过的。在乱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的各级干部都有人民群众自发的保护。连这一点都否认就太没有良心了。现在人民普遍不信任官员，只对政治局核心成员和少数人信任，和文革时期相比，有天壤之别。　　

 “文革”的“造反有理”错不错？三十年前看是错的。但文革是社会矛盾的产物，用三十年是不足以证明的，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证明。现在的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新剥削者、压迫者的出现，而且他们的表现越来越恶劣，中央管不住，在全国制造的冤假案件远远超过“文革”。　　

错误是需要正确来证明的。现在的社会形势，不但不能证明文革错误，反而提出了反证。这可是天大的问题。　　

中国会不会再出现“文革”？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如果去掉“文革”这两个字来观察社会，这其实是社会的共同规律。去年法国的大罢工，就出现了破坏，烧汽车，砸商店都有。这次突尼斯就为了城管打人，引发暴乱，也是烧汽车，搞破坏，总统都赶跑了。去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未来城管是动乱的根源》，我国这个危险期还没有过去，不想突尼斯先爆发了。　　

（2011年11月6日插补：最近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　　

权势者欺压人民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万一有一天群众忍无可忍暴乱起来了，那就不是文革错误的证明，反而给毛泽东增添了光耀。像李锐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将很难转身自拔。如果毛泽东错了，那就请李锐等“正确先生”把贪腐和压迫打下去，用正确来证明他的错误。当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效遏制贪腐时，“正确先生”站不出来，孤立地批评他的“错误”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的党中央，觉悟性还不够。要证明文革错误，必须证明现在的做法正确。贪污腐败不减，为富不仁者继续欺压百姓，政府现在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那儿维持，力气使尽了，恶势力嚣张，加上美国帝国主义在我国内部安排了代理人，趁机煽动，总有一天要引发暴乱，文化大革命又会重演，这是不需要号召的。有人费了老大的劲，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孔子像，不会长久的，群众起来了，一推就倒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尊石像镇压不住人民的。　　

如果贪官肃清了，社会分配公平了，人民生活幸福了，帝国主义不敢欺负我们了，国内隐患都消除了，如此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那时我们才有资格最后做结论：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希望未来的青年能看到这个结论。不具备这些条件，结论就会相反。所以我的标题是：错误是由正确证明的。　　

 （原创于2011年2月5日，现只插补了两小段话，不想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