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易中天《百家争鸣之儒法再评价》

    读了易先生的书后，实在是搞不明白易先生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何在，许多地方思想混乱，逻辑不清，语无伦次；中国学术界名人如此这等水平，真是中国的悲哀。

    易先生书中基本上是把先前儒家史书的文字翻译成今天的语言，从书本到书本，而不看实际的东西，拾古人余唾，嚼古人牙慧，了无新意。基本上就是把汉朝史家的观点再重新阐述一遍，对法家思想的评述基本上还在汉代史观上转圈。评论秦国与其法治，不以兵马俑和湖北睡虎地秦简法律条文的考古发现为依据；也不研究商君书的法治思想，基本上以从没有经过法治实践的韩非子言论为法家代表，评价偏颇，大失客观。

    书中一边承认孔子更关心君主有没有饭吃，而非人民有没有饭吃，承认儒家代表贵族阶级的立场，却同时又得出结论，儒家是站在君主立场为天下谋；既承认儒家主张不实际、不可行，却又认为儒家德化天下，长袖善舞。真是前后矛盾，逻辑不通。

    书中也承认法家主张实际可行；承认法家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原则很好，承认商鞅治秦的实际功绩；却又得出结论，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只对君主一人有利，对天下百姓不利。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书中说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而《商君书》说疲民应罚为奴隶，何为疲民？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以致穷困者为疲民。在一个举国为生死存亡而奋战的国家，这样的措施有何不对？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究竟是如何罚如何刑？据此两句就得出严刑峻法的结论颇有些草率。

    商鞅治秦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而易先生的结论是：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难道“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不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怎么就只对君主一人有利？难道让人民怯于为国家奋战，勇于为私利斗殴才是治国的理想境界？只杀外国人，不杀本国人，只为立功而奋战，不为私利而斗殴，有何不妥？难道勇于内斗，怯于外战对国家和人民更有利？在这种治国导向下，亡国灭种岂不顺理成章？

    面对事实，易先生却得出逻辑不通的结论，何以如此？因为这是司马迁老先生的观点，我从书中看不到易先生自己的思想与见解。中国文化人的通病，就是只愿意从书本到书本；人云亦云，不看事实，不愿自己推理，也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因为两千年来，儒家独尊之下，新思想就是离经叛道。

    易先生认为，法家的主张既不利于官，又不利于民，只有利于君主；为什么人民群众会不喜欢法治呢？因为如此之下，游民就得去种地，游侠就得去打仗，所以人民群众不喜欢法治。这里我想请教易先生，难道秦国的人民群众都是游民和游侠？广大的实实在在从事劳动生产的百姓是什么？“孝公用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史记·商君列传》），百姓不喜欢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大悦何来？我实在是无法得出易先生的结论。官吏不喜欢法治倒是实实在在，因为法治之下，官吏无法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败堕落。

    儒家的口号倒是最响亮，“民贵君轻”多么高尚，却从不知如何实现，而真正实行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儒家的为天下谋。

    儒家的德治是什么，用孔子说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易先生翻译为：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知羞耻还能自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法家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儒家的德治。

    易先生所举事例：鲁国有个人，打仗当逃兵，孔子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老父无人赡养，所以不敢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

    易先生认为儒家主张不实际不可行，但却可教人向善；法家主张实际可行，却只能制止犯罪，不能导人向善。法治之下，人民没有羞耻心，表面遵纪守法，实际心怀鬼胎，执法严俊之时老实，法治不到之处就会偷鸡摸狗。

    易先生的推理结论我不敢苟同。赏功罚罪的法律怎么就不能引导人向善？为国立功就不是善？当逃兵赡养老父才是善？如此这般，亡国灭种就是必然，善在那里？这就是儒家的为天下谋？

    何况真正的法治之下哪来执法严俊不严峻之别？真正的法治是不可能像现在的所谓“法治”，时不时来个严打和从重从快，这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按儒家的仁孝主张以德治国，军队就不存在了，中国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人人都可以当逃兵行仁孝，这种理论倒给逃兵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叫知羞耻，那么亡国灭种倒不羞耻了？教导民众舍大家顾小家，这是哪个国家的治国方略？

    易先生认为法家很不宽容，都是酷吏，心狠手辣冷酷无情。法不容情，讲宽容讲人情还是法治吗？说商鞅一天刑杀七百人，惨绝人寰；依法处决七百犯人是惨绝人寰，那么那些因私斗而亡的人，就不惨？立法在前，执法在后，因犯法人数多就网开一面，还是法治吗？

    法治是不能讲情面讲关系的，有情有私的结果，必定是无法无天，这是易先生的原话，真搞不明白易先生的立场究竟在哪里？

    法家主张大仁不仁，大善不善。《商君书》有言：“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 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礼法以时而定，治令各顺其宜”。通过利民、便事、更法来增强国力，法律因时而定，与时俱进，通过法律来体现爱民。秦国正是通过如此法治，才取得巨大成功，一统天下，这难道就不是为天下谋？就是只对君主有利而不利于百姓？

    易先生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法家通过君主所立的法，是非法之法。因为没有通过人民民主立法，是君主的一言堂产物，所以非法。这个结论真是雷人！只是不知道易先生这个“非法”究竟是指非了哪家的法？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还是没有经过美国议会的表决？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来通过人民民主立法，否则便判为非法，真是匪夷所思。如此推论，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的君主都是非法的，因为都是没有通过人民民主的产物。

    读完全书，只感到满纸荒唐言。如此不负责任地在公众面前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是误导民众，蒙蔽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