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更具亲和力

改革开放使中国更具亲和力　　

贾作璋  黄萍　　

一　　

亲和力，原本是一个染料化学术语，是指能使纤维及其他材料着色的有机物质特性的一种定量表示方法，后来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结合成化合物时相互作用的力。如今，这个词已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意即个人或组织吸引、接纳、包容和影响其他个人或组织的素质和能力。在一个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里，亲和力是一种接纳、包容、影响、改造、适应和发展的能力。　　

国家亲和力可分为对内亲和力与对外亲和力两个方面。对内亲和力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个人和组织所具有的吸引力、凝聚力以及本国个人和组织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依恋感；对外亲和力是指一个国家基于其正义感、责任感和公信力而对国际社会所具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国家的亲和力是一个国家历史传统和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是否具有亲和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亲和力，对其自身乃至整个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并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达到的辩证统一的两大目标：既强大又可亲。　　

古往今来，同时兼具既强大又可亲这两大特征的国家并不多。纵观历史上的强大国家，绝大多数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对内实行专制主义、剥削镇压本国人民，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疯狂侵略扩张，它们所呈现的往往是咄咄逼人的独裁主义或霸权主义，真正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让其他国家感到可亲的并不多见。古代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二战前如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如美国和苏联等等。　　

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古代社会固然有古代社会的特有法则、革命与战争年代固然有革命与战争年代的特有法则，和平与发展年代固然有和平与战争年代的特有法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何时，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必然靠推行咄咄逼人的“霸道”得来，更不能靠其长久维持。纵观中国历史，但凡迷信武力、推行强权，只讲征服力和威慑力而不讲包容度和亲和力的朝代，往往并不久长。如我国的秦朝和隋朝。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尤其是大唐盛世，都特别注重与民休养、与夷协和，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国家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国泰民安，万邦来朝，都城长安是国际性大都会，唐太宗被各少数民族国家首领心悦诚服地尊为“天可汗”，西域各少数民族国家首领朝拜唐太宗的路被叫做“参天可汗道”。之所以能如此，当事人唐太宗做了这样的回答：“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由此可见，这样的局面不只是靠武力，不是靠唯我独尊和排斥异己，而是靠包容和亲和力而来并得以长久维持的。一个国家，强大而不失其亲和力，才是久长之道。如果凭借自己的一时强大而妄自尊大、忘乎所以而到处耀武扬威、推行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并妄图将世界多元性定于一尊，多元化归于一统，其道路必然会越走越窄。　　

二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4]！在这些历史性变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具有了更大的亲和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种日渐强大的亲和力源自于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这使我们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实践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依归，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检验标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人心、暖人心，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亲和力。特别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本质，以与时俱进为关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更保证和发展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亲和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秉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亲民爱民，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党和政府的亲和力。　　

第二，这种日渐强大的亲和力源自于我国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因其违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很难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使中国经济很难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接轨，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使人们的劳动潜能长期处于受压抑、待开发状态，由于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一方面又没有丝毫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所以人民群众对集体乃至国家很难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和依恋感，有的只是贫困和被压制、被束缚的感觉，以致国家对人民群众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的亲和力。同样，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和主体世界经济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中国经济长期游离于主体世界经济运行之外，无法与世界经济进行有效兼容和接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亲和力。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极大地调动了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财富和国家财富大幅度增加，使人民群众获得了“经济民主”，而且使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使中国的对内亲和力和对外亲和力从根本上增强了。　　

第三，这种日渐强大的亲和力源自于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邓小平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从此，中国才逐步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道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法治化水平是其文明程度、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依法治国一方面使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得到了可靠保障，一方面使政府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更自觉、更清晰，使其真正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为民、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道路。而这对增强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无疑具有根本意义。很难想象，一个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国家会对自己的老百姓具有亲和力。同时，依法治国也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亲和力打下了法治基础，更有利于我国同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我们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同时，也在大力实施以德治国方略。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6]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后我们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任务，这是我们党以德治国方略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实，对建设具有更强亲和力的现代“礼仪之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这种日渐强大的亲和力源自于我国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上“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的真正贯彻落实。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同样，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很难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和力，国家的亲和力与其国民素质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人们受教育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文明程度有了较大改进，这是社会亲和力的基础。还有，无论任何国家，其文化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氛围，是社会包容度、繁荣度和亲和力的重要表现。大兴文字狱、人们噤若寒蝉的封建专制时代和类似将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等文化专制主义时代，其社会的亲和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恢复了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按照“三贴近”的原则，努力推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曾经错误地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而大加批判、严加拒斥，在整个文化界形成了封闭萧杀之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文化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视人民为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化的开放度、包容度和人民性、亲和力大大增强了。当前，具有强大亲和力的中华文化像一条牢固的纽带，将全球华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文化以其特有的亲和力而成为国家经济政治交往的“先行官”，如当年中日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以及近几年中法、中俄之间互办“文化年”的活动。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提高的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先进文化在增强国家亲和力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五，这种日益强大的亲和力源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我们党对“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进行不懈探索，认识不断深化，逐渐使中国社会步入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尤其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宗旨，对调动民力、集中民智、改善民生、消解民怨，增强社会的活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具有根本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彻底否定和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为制造矛盾、人人自危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结束了不人道、不稳定、不和谐的畸形病态的社会状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始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使改革开放事业稳健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更是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更是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5年2月19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清晰勾画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壮美前景。尤其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特征，将从根本上促进和引领中国社会朝着更强大、更和谐、更具亲和力的方向不断迈进。　　

第六、这种日渐强大的亲和力源自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所做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关系。首先，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发展国家关系，而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7]；其次，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邓小平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9]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0]。这种主张的贯彻落实，对增强中国的亲和力、构建和谐世界意义非常重大。再次，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发扬民主、坚守正义、勇于负责，不称霸、不当头、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继承和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传统价值观，注重灵活而务实的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机遇，协同应对挑战；第五，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节能减排，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展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发展外交政策，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在国际上树立了具有亲和力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使中国以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民族。中国古代经典《尚书·尧典》中就提出了“亲九族，和万邦”思想。两千多年以来，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巩固，这与中华民族 “和为贵”“和而不同”“王而不霸”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有很大关系。早在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使我们的国家既强大又可亲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一九八七年确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二○○七年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强大国家的同时更加注重和谐社会建设、更加注意增强国家的亲和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将中国建设“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明确为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从此，国家的亲和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更加坚定的自觉追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必将更加和谐，中国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努力中必将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将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感召力和亲和力。　　

参考文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