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衔的魅力与尴尬

           为了得到一个“头衔”，明代有“纳粟补官”，清代有“出钱捐班”的例制；可见，以钱物易官是古已有之的，怪不得我们。袁世凯要称帝，太后因为他“平乱”有功，赐他“一等侯爵”，他又以此“逼宫”，要太后让最高军权于他，为日后“称帝”做最后也是最好的准备；这是一个典型的“头衔”能够起到的巨大作用。

          时光隧道进入21世纪，“头衔”还是很管用的。商人发了财，可以挤进官场，弄一顶乌纱帽，会更加如鱼得水；官员为了坐得稳，并且能够更快晋升，想办法弄一个文化人的“头衔”，比如教授、博导、或者院士更好。这二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的“含官量”大幅度增加引起全社会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很有代表性。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提到过一个叫王冕的人，说他没有做过官，也根本压根儿就不喜欢做官。可是，因为他有才，人们凭空送了他一个“参军”的官衔，真是哭笑不得。人们都说中国的文人很清高，甚至以做官为耻；其实是一个误读，没有的事。中国的文人绝大多数但是想做官的，真是绝大多数没有做成罢了。就是极少数做成了的，几个也不十分好；因为他们都不谙熟官场的大学问，在种种“考试”面前都过不了关，最后只有“走麦城”结束昙花一现的仕途。商鞅、杨修、杜甫、韩愈、苏东坡、文天祥、林则徐等等都是这样的。真正的文人入仕，有好结果的鲜矣！

          官员入“学”（学术）则是比较稳当的，不仅有益无害，而且如虎添翼。地市级官员弄一个客座教授、研究员、博导什么的；省部级官员弄一个院士什么的；再不济，也混一个在职研究生或者博士研究班文凭，目的在于把晋升的台阶筑牢靠一点。

          这几年信息坊间总不时有官员发雷语唬人，这种官员，只要你稍微一查，一定是“补”或“捐”来的。而且他们的“头衔”不少，这样的官他才容易犯“气粗病”。有许多“头衔”，也才更方便打法律政策的擦边球，拿一点“灰色收入”，谁也不好管，也管不了。走到哪里，比其他官员多了一些光鲜的色彩，既可以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有可以在文人堆里玩的有滋有味，这辈子真不枉自潇洒走一回！

         细考起来，自民国以后，就废除了“捐班”的成例；但是，“捐班”的实例仍然没有消除。中央组织部最新干部“高压线”规定“道德品质不好、为官不廉洁”的人不能提拔；其中自然包括了“买官卖官”在内。 一个官员，如果真有学问，退了修以后仍然有用武之地；在职位上谋职称，总给人有瓜田李下之嫌。我们提倡清清白白为官，老老实实做人；做好本职工作，善莫大焉！官员追捧学术职称，总是有一点不务正业。

         捞“头衔”，本质上总是冲着MONEY去的。明星指定比演员更挣钱；“名模”指定比“嫩模”更挣钱；“名嘴”指定比“主持人”更挣钱；XX长+教授头衔指定比单纯的XX长更挣钱。在中国，“头衔”还有一个隐形的魔幻卖点，“出名”是一种钻石级头衔；不管你出什么名，怎样出的名（包括潜规则），就成为一个全能冠军，什么场合你都是VIP；电视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

         中国有一句古训：“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就是“头衔”，有了“头衔”，就可以“摆谱”；老百姓看你摆什么“谱”，就能够反观你是什么“头衔”。就说“轿子”吧，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它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据《明史》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比如，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又《清史稿》亦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天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官员需按例而行，百姓有钱也不得逾制（坐轿子）。现在，“轿同车制”已经废了，老百姓只要有钱，可以买世界上最贵的车私用；官员用车大体上还是有一个不成文的“等级”区别的；低级官员如果想要坐高档车，只好搞权钱交易，这样的事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为此，官员头上的乌纱帽也被摘掉了。

         中国的文化人一旦有了更时尚更显赫的“头衔”，也是很会摆谱的；有二个依靠CCTV一夜走红的文化人不是也雇佣起“保镖”来了吗。“头衔”的作用，一是“摆谱”，二是“唬人”。中国历史上也有不买“头衔”的账的人，章太炎是一个，他就不买袁世凯的账；关于“立宪”的问题去找袁世凯理论，结果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袁世凯又摆谱每月发500大洋的工资给他，他还是不买账，还说要在班房里搞“击鼓骂袁”，袁世凯碍于他在社会上有许多“头衔”，只能对他采取“怀柔政策”，让他继续做一个“疯子”下去，以防小不忍而乱大谋，坏了自己的“皇帝梦”。

         美国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把“头衔”的社会功能写得淋漓尽致：一个贫困乞儿，一旦有了“王子”的“头衔”，呼风唤雨，八面威风！我们中国这二年出现过副职买凶杀正职的事，也是为了自己早日晋升正职的“头衔”；最近发生的为了一个人事安排，在党委会上正局长把副局长打成骨折，也是“头衔”大一级惹的祸。

         谁说人人能平等，要看头衔怎么样。

         虽有乌纱头上戴，六十退休亦无光。

         教授院士未有期，耄耋期颐响当当。

         狡兔三窟终为己，任上解决莫彷徨。

         我的看法是，“头衔”应当有，但必须是与自己“术业有专攻”的才好。权钱交易，挂一些自己并不谙熟的“头衔”，，宁做一个门外汉，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实在有“窃贼”之虞。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的很好，拿来作为本文的结语吧：“其后不能媚权贵，失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这可以算是对读书人想做官的告诫。事实上，现在的官员都是读书人了。韩文公又接着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又可以算是对为官者求学术头衔，为学术者求乌纱头衔者诫。为了坊间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为争一个处长空缺，三十六计都用上了，悲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