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印象（之三）“南洋姆”的前世今生.

　　　　　　　　　　        七十年代印象

　                （之三）“南洋姆”的前世今生.

题外的话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在机场看到几个老外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模样象中东人。这时从旁边走过一个貌似中国人的年轻女人，打扮性感。那个中东人瞟了那女一眼，脸上顿时泛起挑逗的笑容，同时一个英语单词从他嘴里吐出来：cheaper。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转头看我在注意他，便不再吭声。我当时虽然觉得反感，但也没往深处想。及至看了网上的一些贴子，才知国内繁荣娼盛的盛状已发扬到了国外。这是题外的话。

“依姆”者，是我们当地对已有些年纪的妇人的称呼。“南洋姆”名号的得来，是因她的老公“南洋伯”是东南亚华侨，她本人却是道地的本地人。前几年我在拜访三舅婆时才得知“南洋姆”得了老年痴呆症，整天检拾垃圾往家里藏。三舅婆已９０高龄，但仍然思路清晰。大杂院二十几年前即已拆迁，但老街仿邻居仍时不时保持联系。在世的老人中也就属她辈份最高了，所以逢年过节时，有些邻居或打电话或带着孩子去给她拜年，她对那些老邻居也挺有感情。那天我在她家里听她絮叨了一个上午，冬日的阳光通过卧室的门照进来，三舅婆家的客厅仍象往常般舒适。看到茶几上摆着几本相册，我随手翻了起来。三舅公生前是摄影爱好者，相册中的黑白相片有一大部分都是三舅公拍照及冲洗的。那些早期的已有些泛黄的照片中，有四十年代他们在上海及江浙一带游玩时的合照。相片中年轻的三舅婆婉约可人，身着旗袍，梳着四十年代流行的发型。三舅公则西装革履，颇有小资的味道。那些彩照无疑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拍的。在这二者之间的，则是那些颇为现在一些人所垢病的建国后前三十年时期的照片。其中不乏佩戴老毛像章的照片。但我在这些相片中找不到营养不良，皮包骨头，找不到阴郁，呆滞。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信，开心的笑容。尽管他（她）们发型变了，衣服不再光鲜，华丽。其中一张相片是三舅婆，二楼姨婆及“南洋姆”在“二七”罢工纪念馆前的合影。她们站在纪念馆前的台阶上，目视远方，表情自然。其中“南洋姆”更是一副劳动人民的打扮。我记得当时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

对于“南洋姆”，我是不会忘记她爽朗得近似于忘乎所以的笑声，以及吃饭时，手握筷子那种夸张得近乎好笑的兰花指。解放初，“南洋姆”就已孀居。七十年代时，她仍在某个糕点厂上班，“南洋姆”其实是她厂里的工友对她的称呼。我们一般叫她“依姆”。“南洋姆”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当时就她一个人住在大杂院一楼前厅西房。每天下午５点多“南洋姆”收工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急匆匆地洗菜做饭。大杂院后天井的四周分布着大杂院内八九户人家的厨房。每到傍晚时分，这里就是大杂院最热闹的地方。这时上学的，上班的都已回家，都正忙着做晚饭。“南洋姆”在她厂里的工作主要是揉面团，待到傍晚下班回到家时，早已是饥肠辘辘。所以她的胃口极佳，翘着她的兰花指一边“啧，啧”有声地亨用她的晚餐，一边大着嗓门和旁边的人说着她从厂里听来的笑话。也不等别人是何反映，说完后她先兀自“哈，哈”大笑起来。有次“南洋姆”正吃晚饭时，有人在她的菜里发现一只小手指粗的虫子，邻居们纷纷过来围观。人们在一阵惊讶之后，继而哄堂大笑了起来，在所有笑声中，笑的最大声，笑的最开心的却是“南洋姆”。

　“南洋姆”是文盲，她儿子写给她的信要由别人替她代读。然而她的儿子却是大学生。八十年代初，她儿子把她的小孙女交给她代为抚养。她的小孙女后来和我妹妹玩在一起，一天我妹妹和我到“南洋姆”的屋里找她小孙女时，我看到她们家梳妆台的玻璃底下压着几张“南洋姆”年轻时的相片，和平时看到的“南洋姆”形象颇为迥异，相片中年轻的“南洋姆”化着浓妆，梳着四十年代的流行发型，身着旗袍，显得相当妖艳。照片都是经过放大的特写镜头。后来我听邻居们偶尔说起“南洋姆”解放前曾经是交际场中的舞女。我不知“南洋姆”幸还是不幸，现在的一些创新理论有点把我绕糊涂了。她老公虽是华侨，但并不是很富有的那种，当她老公过世时，她不过二，三十岁，那时她的孩子也还小。如果没有４９年的那场革命，她或者可以重操旧业，如果这样，我不知她是否可以玉食，但肯定可以继续着华衣，而不必在工厂中辛苦劳作。我知道现在一些人对这看得很重。如果是这样的话“南洋姆”何其不幸。只是我不知“南洋姆”内心是如何想的。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大大咧咧但又热心肠的邻家“依姆”。一次放学回家时，我玩到书包丢到哪里都不知道，又不敢跟家里说。“南洋姆”知道后，是她沿着小巷挨家询问帮我找回了书包。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风风火火，常常在吃完晚饭后又急匆匆赶去加夜班的那个健壮的“依姆”，在我的印象中，“南洋姆”是那个常常把她的儿子挂在嘴边，心直口快又有点饶舌的“依姆”。

岁月不饶人，三十多年过去了，“南洋姆”现在已是八十出头了吧？我不知她的精神世界回缩到哪里。在她的梦里，是舞场里旋转的灯光，缠绵的舞曲出现的次数多些，还是在工厂里挥汗劳作的情景在她梦里出现的回数多些．．．．．．

七十年代印象

我们的记忆是否被人劫持？都说年岁大了后眼前的事容易忘记，而过去的事却记得倍儿清楚。我们的年纪显然没有老到那种程度，所以眼前的事不会轻易忘记，而过去的事却在慢慢变得清晰。我记得那时的天空是湛蓝的，我妈学校后面的小河是可以游泳的。通往学校的公路两边是整片，整片的稻田，金秋时节走在公路上可以听到风吹过即将收割的稻田时发出的“沙沙，沙沙”声。然而不久前，当我再次走在这条马路上时，我看到的是公路两边荒芜的土地，以及在上面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我妈曾经工作的学校也已荒废，学校后面那条清澈的小河不见了，在我眼前的是条污黑，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曾几何时起，我们的记忆被人劫持了！！从那时起，某几个人的叙说就鸠占鹊巢被整成了全民族的集体记忆。从此我们就生活在别人的历史中，从此我们就生活在别人编织的故事里面．．．．．．但是，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那都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故事。过去和我们没有关系，现在就更连一点边都沾不上。是的，我们醒了，那些被禁锢，尘封已久的记忆也在随我们一同苏醒。

{之一}三舅公的咖啡

三舅公是我奶奶的弟弟，奶奶有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三舅公排行老三；是庶出。但奶奶和他的感情却最好，按我爷爷的说法，三舅公很会“做家”。所谓很会“做家”，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说法，对他们老辈来说，其意思是不吃喝嫖赌，很会照顾家庭。三舅公退休前是当时一个土特产供销社的小职员。三舅公和三舅婆没有生养孩子，奶奶后来把我最小的叔叔过继给他们。

三舅公的咖啡并不是用速溶咖啡粉冲的，而是用咖啡豆现煮的。用专用的银白色铝质煮咖啡杯，还有专用的酒精炉。煮咖啡杯大小有大号搪瓷杯那么大，高度稍高，边上有个黑色的塑料把手，里面有过滤网及管子等一些部件，虽然三舅公高度近视加散光，但在煮咖啡这件事上却一定要亲力亲为，不要三舅婆插手。由于视力的缘故，每次煮咖啡，他都象是做化学试验般郑重其事。不管是往煮咖啡杯中加咖啡豆，还是用量具往里面加水，他都要先凑到眼前，仔仔细细看清楚。看他的样子倒不象是在煮咖啡，而更象是在认认真真地做一门学问。一切停当后，接着用小漏斗往酒精炉里加酒精，然后把咖啡杯，咖啡碟，小茶匙从展示柜中拿出来，摆好。等客人一到，就点燃酒精炉煮咖啡。三舅公煮的咖啡我喝过，那种味道不是速溶咖啡所能比的，是真正的清香，不带一点浊味。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的三楼，我家住东厢房，三舅公住西厢房。中间朝南的前厅是我家的饭厅，后厅是三舅公家的饭厅。前厅的前方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两边是左右两个大阳台，两个阳台通过前后两个走廊连在一起。后厅的后面也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两边是二楼的屋顶。站在后厅可以望见江对面南星澡堂屋顶树着的灯箱标语：“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由于三舅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小叔当时还在北边的山区当知青插队，所以平常的日子就他们老俩口，多少有些冷清。然而一旦逢年过节，三舅公家却亲朋满座，笑语欢声。特别是农历新年时，整个正月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三舅公，三舅婆都是爱交际的人。我奶奶那边的亲戚又多，各色人等，由于我爷爷不善言谈，所以那些客人往往给我爷爷，奶奶拜个年后，就都聚到三舅公的屋里，这时的三舅公就成了最忙碌的，然而也是最享受的人。那些天，他早早就把他的那些宝贝煮咖啡杯，酒精炉从储藏柜中拿出来，准备好。我那时着迷于他的那个精巧的紫铜酒精炉。当他煮咖啡时，我就趴在那里看。不同于我家的那个煤油炉，点起来后黑烟缭绕还有刺鼻的油烟味，燃烧的酒精甚至有淡淡的香味。同样是淡蓝色的火焰，酒精炉的比煤油炉的看起来也要温顺许多。用过的酒精炉几乎不用擦拭也很干净，不象煤油炉不管怎么擦，总是带着层油腻。当煮咖啡杯盖子顶端的那个中空的玻璃球充满水蒸气凝结的水珠及咖啡豆渣后，咖啡的清香就由淡到浓慢慢充满了整个房间，一杯咖啡就算煮好了。这时三舅公再次忙碌起来，依次往各个咖啡杯中加些白糖，然后边倒咖啡，边用小茶匙轻轻搅拌。再把冲好的咖啡一一端给客人。当时电视还不普及，三舅公家的那台唱片机就相当于现在的电视机，他收藏有一个矮柜的唱片，是那种硬盘粗纹；黑色的那种。有地方戏剧，歌曲，交响乐等。大家坐在沙发上边品茗咖啡，边聊天，边欣赏音乐，往日稍显冷清的房间这时充满了生气。我记得当时的常客有四舅公及六舅公，四舅公是我奶奶的小弟，后来爷爷跟我讲，四舅公解放前是伪保长，解放后改行当地方剧的编剧。四舅公外形有点象《渡江侦察记》中陈述扮演的国民党情报处长，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是很好。四舅公不喜欢咖啡，所以三舅公会另外泡杯茶给他。六舅公是三舅公的堂弟，解放前则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并参加过抗美援朝，六舅公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我依稀还记得他讲的那些有关朝鲜的往事。在他的描述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鲜的奇寒。对象他这样连下雪都很少见到的南方人说来，其感受恐怕来得更加深刻。但他始终用一种淡然，平静的口吻来讲述那些事，没有宣染，仿佛那都是别人的事。也许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超脱吧。不象四舅公爱用夸张的语气，来讲述他过去的那些风流韵事。当时还有一个常客是三舅公的连襟，是中学的语　文　老师。平常爱穿深色立领对襟的外套。他同样是三舅公咖啡的爱好者。他喜欢和三舅公谈些时事，现在回想起来，当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聊那些人名，“福特。。。，卡特。。。，田中。。。”时，真是别有一番韵味。三舅公有时也倒些咖啡让我尝尝鲜，不过说实话当时我对他家的那些上海果糖及小白兔奶糖更感兴趣。

多少年过去了，记忆如同在潜意识下面平静流淌的河流，我记得在三舅公的唱片中，我爱听的歌曲有：《马儿你慢些跑》，《剪羊毛》，《逛新城》等，以后每当我再次听到这些歌时，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印象仍然是当时的那些景象。长大后也喝过不少的咖啡，但总觉得带着点杂味。我再也没有喝过那么清香的咖啡。

                            (之二)老余叔

老余叔一家是我们在大杂院的邻居，他们家住二楼的西北角，当时大人都叫他老余，而我们小孩叫他老余叔叔。我和他家的老二余英是朋友。我是在很久以后的一个特殊场合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老余叔是解放军，当时五十多岁的光景，身材魁梧，戴一副黑边眼镜。在我的印象中，老余叔叔每天都军容严整，老余叔的那身军装是６５式，就是革命红旗挂两边，一颗红星头上戴的那种。我好象没有看到过他松开风纪扣的时候。老余叔每天上午都出门，但不是去上班，而是去菜店买菜。然后回来洗菜，做饭，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有时还会作各种各样的面点。邻居们猜测他在部队时可能是炊事员，但老余叔叔的军上装有四个兜，人们于是想他是炊事班长或司务长一类的角色。

当时大杂院内，除了老余叔一家，还有三户军属。分别是我家，二楼的姨婆家，以及一楼的老林家。我二伯是解放军空军一直在外省服役，我父母当时也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和我堂姐，也就是我二伯的女儿就跟我爷爷，奶奶住。那时每逢元旦，军属家庭都会收到一张反映部队生活的图画或照片的年历，以及一张“军属光荣”的红色奖状。我爷爷认为这是一件挺自豪的事，所以每次都郑重其事地贴在大厅的墙上。二搂的姨婆是我奶奶的姐姐，她的女婿也在部队。有次姨婆的外甥和我堂姐在一起互相攀比谁的老子官大，职务高。俩人说了半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没辄了，我堂姐就说，我二伯回家探亲的时候带着警卫员。姨婆的外甥听后自然不甘示弱，眼睛转了转跟着说，他爹不仅带着警卫员，而且警卫员身上还背着把驳壳枪，说完后还用手做手枪状比划一下。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之后谁也不再搭理谁。后来在翻看我爸的相册时，我看到我二伯和姨婆的女婿穿军装的合影，相片中他们身着５９式军服，配着武装带。肩章上都是一杆两个豆， 不同的领章，显示他们来自不同的军种。照相中他们都才二，三十岁的摸样，年青俊朗的面孔，配上那套军装显得英气勃发。

在平常的日子，大杂院内但凡年轻一点的，不是上班就是上学。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年轻人不上班呆在家里是要被人说闲话的。而留在家里的那些老人大都讲方言，普通话都不大灵光，老余叔平常就没了交流沟通的对象。于是我就经常在放学回家时看到老余叔军装毕挺，面带微笑地站在大门口或巷口等他家的孩子们。遇到我先回去被他碰到，就会被他逮着问长问短：今天考试考得好不好啊？等等。考得好的话，我都会告诉他。有次我考得不理想，结果回去时又被他逮到，情急之下，我就说：这是密秘，不能告诉你。他听完后一边呵呵笑着说：小弟也学会保守密秘了。一边伸手想抓住我。结果被我滋溜一下从他胳膊底下钻过去逃走了。

老余叔有三个小孩，两男一女。他老婆是我们当地郊县人。他们家的小孩和我们一样也讲方言。在那时，五十年代出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还是希罕物，而我小叔收藏有一些，但并不全，大概十几，二十本。平常并不拿出来。只有等他逢年过节回来探亲时才会拿出来，这时我就向他借几本，然后叫上老于叔家的老二一起看，他也好这一口。我们把这类连环画叫“古书”。常常看完后仍觉不过瘾，于是他拿了把竹扫帚当作关公的青龙堰月刀，我提了根竹晒衣杆当张飞的丈八蛇矛，就在我家的饭厅或阳台，照画中的招式“切磋武艺”。结果往往不是我家的窗玻璃碎了，就是三舅公摆在阳台的花盆破了。在大人们的大呼小叫中，我们赶紧堰旗息武，他把“青龙堰月刀”放回门后，我则把“丈八蛇矛”重新竖在墙角，然后溜回家中躲起来。但闯下的祸事却瞒不过去，早晚家里都会知道。于是我就被我奶奶打手心；罚站，他则被老余叔一顿教训。老余叔家平常动静不大。他们家就一大统间，大约二，三十平米。用布帘隔成两间。他家底下是我家，三舅公家，以及二楼老刘家的厨房。有次老余叔夫妇不在家，结果他们家两兄弟在家里闹得动静大了点，在楼下几家厨房的主人正煮午饭时，他们两个在他们家的木头地板上，上串下跳，拼命往人家锅里下“佐料”。傍晚老余叔回家时，就同时被几家人告了状，而且属于“民愤极大”。不一会儿，整个大杂院就听到了他们兄弟俩杀猪般的求饶声，以及皮带的抽打声。让人见识了平常和蔼可亲的老余叔叔的另一面。刚刚告状的人倒觉的过意不去了，忙叫老余叔的老婆去劝他。

老余叔虽是解放军，但并不常见和部队的人来往。平时只有一个穿便服的人不定期过来看他，帮他买点蔬菜。然后和他一起做饭，蒸馒头或包饺子。最后一起喝酒，吃饭。听那人的口音是北方人，比老余叔年轻。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老余叔只是偶尔问几句。

老余叔是在八十年代中的时候，搬到部队干休所。几年后，我在他的葬礼上才知道他的全名，我和另一个邻居作为大杂院的代表在军区医院礼堂参加了他的葬礼，也是在这时才知道他的职务是省军区参谋长，七十年代时因高血压，病休在家。那个穿便装常去看望他的人是他以前的警卫员，当时已退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