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印象（之六）外婆的晨祷

（之五）外婆的晨祷

外婆家在城市南郊的师范学院教工宿舍内，从我家走路过去，几乎要穿过整个街区。先要经过一座桥，然后沿着石阶爬上一座小山，接着穿过一个又一个弯曲幽长的小巷。小巷两边有上世纪初的红砖小洋房，还有年代更久些的或红砖或青石的教堂。小桥，石径，深巷，人家，如果再邂逅一位撑着把油纸伞，丁香般的人儿，是不由人不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可惜当时的我没有这般的心思，我总是嫌石径太长，小巷太深，一边在心里寻思着到外婆家后该怎样和表哥，表弟还有旁边邻居家的小孩到野地里打土仗，到池塘里捉蝌蚪，到学校后山上摘野果吃。

外婆和我姨妈一家住一起，姨妈及姨夫当时工作在师范学院内。外婆很年青的时候就已守寡，我妈是遗腹子，还有一个舅父在闽北山区。１９５７年做为县委委员的老舅因为在民主生活会上批评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生活腐化，结果在反右扩大化时被打成右派并下放到农村。本来老舅想把家安顿好后就把外婆接过去住，最后只好作罢。当时右派的帽子仍然纹丝不动地戴在他的头上。姨妈及姨夫是师范学院的讲师，在学校有套宿舍，所以外婆就跟她们住。

姨家宿舍那栋楼是上世纪初的那种西式红砖二层洋楼，当时还没有后来所谓的“教授楼”等。姨家的左，右两位邻居，一位是她们系里的教授，另一位是学校食堂的大师傅。当然教授宿舍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面积还是采光。教授家的孩子年龄也偏大，所以他的小儿子就成了那栋楼里十几个孩子的“孩儿王”。教授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般，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回。他老婆是师院附中的老师，他们家的事情都由他老婆出来打理。那时师范学院所在地是真正的郊区，学校的围墙外即是大片的稻田及菜地。隔壁大师傅的老婆也利用楼前的空地种了几行蔬菜。虽说是洋楼但我总觉得外婆家的光线没有奶奶家的好，显得有点暗。所以开始并不喜欢去外婆家。稍微大点后，由表哥带着到学校校园里疯跑，或到校外稻田里捉青蛙，爬树捉到“知了”后用湿的草纸包裹起来烤着吃，或步行两，　三公里　到附近的人民公园看师院附中的航模队训练．．．．．．。于是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奶奶家的全新天地，感觉天好广，地好阔，于是乐不思蜀。以后每逢寒暑假都要到外婆家玩一段时间。

前几年，因为有事到师院找朋友，才发现姨家宿舍那栋楼已被拆迁，只剩下斑剥的残墙断壁寂默无声地孑立在午后的斜阳里。那个再熟悉不过的木制楼梯悬在半空中，当年多少次当我们“噼哩啪啦”跑上楼梯时，教授夫人总是出来要我们小声点，再小声点。已被碎砖瓦砾大半掩盖的楼前水泥平地上是否还留有昔日我们玩跳方块所画下的白色线条？站在那，我的耳中似乎隐隐地仍可听到当时我们五六个小孩玩“踢锅锅”时的欢叫声．．．．．．外婆住的那个房间还剩下一角。当年外婆和表哥住一个屋。外婆是基督徒，每天的晨祷是她必做的功课。外婆耳朵背，她自己觉的是小声的祷告，但在旁人耳中却蛮不是那回事。有时邻居大师傅的孩子和表哥他们吵架，就怪腔怪调地学着外婆的口吻念念叨叨：“主啊．．．．．．阿门。”好在都是小孩子，吵得快，和好得也快。可能上午刚吵完架，下午又一起到野地里疯去了。我到外婆家玩时就和表哥住一起，多少个清晨都在外婆不止是喃喃的祷告声中醒来，“主啊，天父．．．．．．，．．．．．．，．．．．．．阿门”。外婆的祷告无一例外都以祈求保佑妈，姨及远在闽北的老舅一家平安作为结束。

外婆经历坎坷，三十岁出头外公就已过世。不久后外曾祖父也跟着去世。从此一家的重担就落在外婆的肩上。当时舅父及姨妈都还年幼，而妈尚在外婆的肚子里。外曾祖父是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老舅曾拿地方志给我看，上面记载着外曾祖父的名字，好像是擅长治寒症。年青时，外曾祖父也曾是一名愤青，跟着族人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时是颇有几位闽籍烈士，外曾祖父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化装成难民逃回老家。途中经过一地，当他向一正在耕种的农民问路时，农民看他裸露在外的双脚皮肤白晰，于是说他不是难民而是革命党，威胁要向官府举报。外曾祖父无奈掏光身上的所有盘缠贿赂他，方才逃出生天。回到老家后，外曾祖父不再过问政治，潜心学医，后来在行医过程中渐渐有了名声，家道也慢慢殷实起来。我曾在三舅公及六舅公他们聊天时，闻听了一些有关外曾祖父的一些趣事。据说在外曾祖父诊所的街对面也有一家中医诊所，但门可罗雀。这个诊所的老板平常大部份时间就无所事事地坐在那看外曾祖父给络绎不绝的病人治病。外曾祖父做事认真，常常给病人看完病后还亲自为病人抓药。多年过去了，那家诊所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善，而外曾祖父的诊所依然忙碌如故。但有一次外曾祖父自己却病倒了，他给自己开了几帖药，但总不见起色，家里人急得团团转，然而却无计可施。没想到对面诊所的老板在得知消息后就自告奋勇过来登门要给外曾祖父治病，而且他开的药方极其简单，就是一剂甘草。出人意料的是外曾祖父服完他的药后身体就有了起色，几天后就可以下床了。原来那位老板观察到外曾祖父在给病人抓药时，每每喜欢拿到鼻子底下嗅一下，俗话说是药三分毒，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导致慢性中毒。而甘草则是清热解毒，于是药到病除。有道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外公是独子后来跟着外曾祖父学医，不幸的是他们在相距不长的时间内相继去世，剩下外婆寡妇；幼子，家道于是慢慢中落。妈曾对我说，她小时候为补贴家用也到外面摆摊，有路人得知妈是ＸＸＸ中医的孙女，都不大相信。因为外曾祖父在世时不仅置有不错的房产，还有供使唤的丫环，自家还备有轿子；轿夫，以备他出诊时使用。我手里有一张已经泛黄的外曾祖父及外公的相片，外曾祖父是个面容清瘦的老头戴一副圆眼镜，身着长衫坐在花厅前的籘椅上，两旁分列着外公及三，四位外曾祖父的学生。上题“ＸＸＸ先生及诸同学留影”。

在外公；外曾祖父他们去世后，家里没了经济来源。作为昔日小康之家的主妇，外婆为生计不得不出去为人缝补衣服，以挣点生活费，然而所得究竟有限。好在外婆自己的父亲在南洋行医，时不时寄钱来周济她，使她还可以勉强维持家计。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日本占领东南亚后，来自南洋的经济来源也断了。故乡也先后两次沦陷。其中第二次沦陷，那些日本兵还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的残兵败将，可恨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就连这样的残兵败将都无法抵御，在放了几阵排枪后，就逃到内地去了。我爷爷对我讲，那些入侵的日本兵都已经累，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些日本兵就横七竖八地躺在离爷爷家不远的小巷里。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就有一些汉奸筹了粮食给那些日本兵，养回精神后的日本鬼子就开始祸害中国人。那些日本兵在桥头设立岗哨，凡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就叫他跪下来，先弹鼻子，再要你张开嘴巴，然后他把痰吐到你嘴巴里。日本鬼子也曾闯入爷爷家，爷爷；奶奶被迫带着一家子逃难到乡下。由于没了在南洋的外婆父亲的资助，加上兵荒马乱，仅靠外婆微薄的所得不足以维持家计，家里的生活逐渐陷入困顿，只好变卖家产，到最后不得不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才渡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老舅前段时间制作了有关外婆生平的光碟，特别要我们不要忘记在那段时间给予帮助的那些亲戚，朋友们。

尽管姨家早已搬到城里，但我有时仍喜欢独自一人徜徉在那些小巷里，后来我知道那些错落在小山上的各式小洋楼是清末被打开门户，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后，各国建起的领事馆。小巷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那些已近百年的建筑如同凝固的历史。当附近的几所学校放学时，在这里会形成学生的洪流，望着从眼前经过的那些有着青春脸庞的莘莘学子，不得不感叹岁月催人老．．．．．．。我有时也会看到美术系的学生在这里写生，在画布中，掩映在榕树气根后的红墙青瓦在光与影的作用下，更有一种沧桑感。外婆所在的教堂就在小山腰，教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恢复了活动。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接近中午时分，眼看着天就要下雨，妈于是吩咐我给在教堂做礼拜的外婆送伞去。外婆看到我很是高兴，跟旁边的教友介绍说：“这是我外甥，怕我淋雨，给我送雨伞来了。”我环顾四周，略显破败的教堂里挤满了老头，老太太。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外婆也已故去二十二年。前几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突然心血来潮起了一个大早，从城里赶到外婆所在的那个教堂。当我到达时，礼拜已经开始。被装饰一新的礼拜堂显得明亮，素雅，在我的四周是一张张年青，虔诚的面孔。身披白色罩袍的唱诗班成员正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唱着赞美诗，阳光从他们身后那扇高大的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尖顶窗户中照进来，使得白色的罩袍有一层金色的光晕。周围的气氛肃穆中透着点温馨。我坐在那有一点感动。外婆那会儿，牧师还是用方言布道，此时由于受众的变化，牧师自然改用普通话。然而我并没有坚持到礼拜结束，半中间我退了出来。可能由于外婆的缘故，基督教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神秘感。相对于其它的一些东西，我更愿意保持一颗自由的心，并暗自窃喜于让心灵自由放飞时的那种无所羁绊，那种俯瞰的感觉。

外婆在世的时候，经常在临睡前翻几页《圣经》。我记得外婆的圣经扉叶上印着“三自爱国教会”，什么“爱国”自然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但当时我却不懂什么是“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