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拒绝洗脑

　　一，对于传说的事情，不究其真实性就妄加表态，或咒骂，或传播，或讥笑。

　　比如，见到朝鲜队上世界杯，就流传着一条消息：“朝鲜运动员踢输了，回去就将挖煤。”

　　我们都忽略了至少两件事情：

　　１，这是真实的吗？
　　２，如果是真实的，朝鲜的煤矿工人是否如中国的一样悲惨呢，我们不能确定第二点，仍然不应该是鄙视的态度。

　　二，对于确实无法确定或者不容易确定的事情，往坏的方面想，并且认定证据已被坏人所消灭。

　　比如，认定共产党一定杀了七千万人，证据呢？证据早被共产党消灭了。认定毛左派人一定是想让天下大乱，重新大跃进，搞三年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证据呢？证据在未来，在假如毛左们得势以后。右派们一定都是卖国贼，证据呢？证据早被当权的右派们消灭了。岳飞被“莫须有”的惨案，今天真实地重现在我们中间，大家都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

　　三，只相信某组织的敌人的东西。

　　因为自小有过被洗脑的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着一个团体或者组织对我们的洗脑，对这个组织极端憎恨，进而不相信这个组织的一切，相信这个组织的敌人的一切。“俺们就只相信你仇家的话，谁让当初你骗俺们呢，这是报应！”诚然，对于骗人者，确实是罪有应得。但是，对于我们却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又被洗上了。

　　四，把自己的思维限制住，只思考自己喜欢的或者感兴趣的东西，不思考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进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没读过毛选，先骂他土匪出身，没什么文化，根本不会写文章，写也文笔烂到家。没读过资本论，先说马克思根本不懂经济，完全不懂经济，不明白历史进程是什么。没读过佛经，先说中国的佛都不念经了，想找念经的和尚得去印度。没读过圣经，先每天心里面默念：“万能的主啊，快来派美国大兵们开着战车来解放俺们全中国的人民吧！”

　　五，看客心理。对于所有的事情，一概不关心对错，不理解实质，就只是往热闹的方面推理。

　　比如看到有人跳楼，就认为一定是有内幕要说，被灭口了；看到有人落水，就认为一定是被人推下去的；看到有人上访，就认为一定是全家被杀，全村死光；看到有人下放，一定是高层有了新的动向，中国要起大波澜了，搞不好中国要迎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以上种种，或不完全，或有交叉，都是缺少思考能力的问题，都是我们被洗了脑的这一代或者几代人应该重视的问题。

　　思考力，是任何事、任何人从弱至强或者从强到弱的根本力量。

　　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思考力，或者根本没有思考力，他就会一辈子受人压迫，一辈子当牛做马并且还不被人说好。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好的思考力，或者根本没有思考力，他们就会祖祖辈辈做别国的廉价劳动力，祖祖辈辈做别国富欲生活的佃户，祖祖辈辈做别国压炸自己同胞的刽子手、帮凶，死了还会被人用枪挑着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那如何提高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力呢？至少有以下这些，需要我们注意：

　　一，从自身做起，养成遇到任何事情进行思考的习惯。所有事物，都由内因决定外因，外因又影响内因。我们自己先有了思考的习惯，就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它是前提。

　　１，坚决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心态去看事情。美国电台批评了我们，我们要听它批的是什么，听完了再论证，论证完了再表态。不能听说美国批评我们，就先坚定了与美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进而听到的内容都成了老美对我们下的战书，于是广播节目还没有听完，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要打到美国的本土去了。

　　２，坚决不能未经确认的情况下，就表态，就传播。任何事都要讲证据，没有证据的结论，我们不相信。比如你说右派卖国，得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的话，我们听到了就当没听到。并且，如果某些人总说这些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会对其提高警惕。

　　３，坚决不能对“丑恶”事情进行言语上的攻击或者不理智的行动上的攻击。

　　如果那样，我们就受了利用，成了“丑恶”的同类。比如见到有人挨打，应先拉开，保证人不再被打，再求证那个人为什么挨打，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见到几个壮汉打一老翁，就拉一帮兄弟去帮助老翁。人家要是拍电影呢？

　　言论上的攻击，亦如此理。我们应该以表达我们的观点，不会引起更大的冲突为宜。比如有人说希物勒好，我们不喜欢他这样说，或者喜欢他这样说，我们可以让他说具体一些，讲明白一些，看看有什么根据。如果有兴趣，反驳一些根据，或者补充一些根据，大家继续讨论。千万不能见到有人喊“希特勒千古”，我们就骂他丧尽天良，咒他不得好死，死后跟希物勒一个被窝，被希特勒老爷子暴菊。那样只会引起混乱，对于我们对这个人的思考，没有任何意义。

　　二，遇到资料或观点，先要知道他的出处。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观点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唯出身论，但一定要有出身论。在保证出身不带给我们先入为主观念的前提下，出身论是我们思考的一个方面。

　　比如这几年的长寿老人传说，说是此老人活了二百五十多岁，一生娶妻几十次，后代子孙无数。“民间关于这位奇人的传说除了他跟川军将领杨森的交往以及出生地、年龄等内容外，主要还有他的长寿秘诀。据说：一是长期素食，二是内心保持平静、开朗，三是常年将枸杞煮水当茶饮。”

　　结果，有个细心的网友，找到了这则消息在网络上的最早的出处，是云南某枸杞集团。于是，这则消息的真实性，被减了一分。我们虽不能确定其就是假的，但爱将枸杞泡茶饮的老人与枸杞集团，有更大的假的可能性。

　　同理，我们见到其它消息，也要问一问，它来自哪里，它代表了谁的喜好，它代表了谁的利益。我们所了解的国民党，是共产党口中的，还是日本人口中的？我们所了解的共产党，是共产党口中的朋友口中的，还是共产党的敌人口里的？有了这个出身，我们多了一分确定是否可靠的分寸。

　　三，遇到任何论点，注意它的论据。

　　经常有组织或者团体，发布出来的论文，不按套路来。明明是一个论点，几个细节，结果它其中一个细节或者全部细节都是用论点推理出来的。这样的证明过程，我们不接受。因为你的因果关系不明，说明不通，或者说证明过程不严密。比如，再在有一位老学者，他推出了一个某人是阴谋家的结论，而我们读他的证明材料，都是建立在这个他不喜欢的敌人是阴谋家的假想上的。我们不能接受！要么请他收回这个结论，要么等他用事实证明，我们坚决不相信因果循环、视听混淆的东西。

　　四，注意细节的真实性。

　　这一条原理，就纯粹是一条机械的判断原则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见证人是谁，当事人是谁，谁记录下来了，记录有没有被改过，如何保证记录没有被改过，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要知道的，都是我们要追究的。

　　先知道细节，再了解细节真实性。那个时间可能吗，地点允许吗，事情合理吗，见证人是什么“出身”，当事人的反应正常与否，记录的人有记录的能力吗，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知道真实性的，都是我们要追究真实性的。

　　再举个例子吧，有这么一个人，“生日那天，‘某某某总裁’这人邀请了100位会打高尔夫的朋友，还邀请了500名员工一起飞到青岛。生日晚宴上，他上台表演哑剧，扮演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大家玩得很疯”，这人说。

　　我们必须追问一下：

　　１，这是哪年哪月哪日，他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
　　２，这６００人（假如员工都不会打高尔夫或者不算朋友）或者５００多人（员工、朋友与会打高尔夫有交叉）是如何飞去的，用了几架飞机，每架飞机坐多少人，飞机是哪个航空公司的。
　　３，他演哑剧的剧场多大，坐５００－６００个人，后排的同志看得清楚不，有没有意见。

　　追问清楚这些，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真实性了。

　　五，注意交叉引用的交叉关系。

　　《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为监狱长造了一个不在在的假身份，用的方法就是身份确定机构的互相关系。我们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文后列了长长的参考文献，好像材料头头是道，确凿无疑。我们要查一查这些文献，它们里面的资料又来自哪里，最终确定资料发源地，确实发源地的是否可信。

　　假如，三个别有用心的人说煤是白的，甲说煤是白的，被多人证实过，详细的证实过程请参考乙；乙说白的东西里面，确实是有煤这个物种的，被多人证实过，详细的证实过程请参考丙、参考甲；丙说煤是白色，天经地义，肯定没错，证据请参考甲和乙。于是，我们读到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被它文后的参考文献折服不已。而事实上，全是子虚乌有。

　　我们见到其中一篇，决不能因为其有来源，有出处，有参考，就轻信。我们要看到这参考，同时也要如此地查证这参考。这源头的参考还有没有意义，这源头的参考还没有真实性。很多人不是说“宋要武”打死不少人吗，说的跟他们亲眼所见似的，并且有根有据，互相参考，互相引用。而事实怎么样呢？人家原始材料的作者早已承认资料有误，并做了公开声明了，于是剩下一大批别有用心的人还再做为根据信口雌黄着欺骗我们。

　　六，注意资料的代表性。

　　鲁迅曾在文章中写道：“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依据的，然而，岂不冤哉！”可惜，我们再在看到的这些资料，有多少不是这样的介绍别人的呢？我们要查一查，重新思考思考。

　　我们要了解手中的样本，也要了解这些样本的样本空间，不能拿起一根管子去看豹子，结果只看到一个小黑点，或者隔着门缝看斑马，只看到一个小黑道儿。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最喜欢用的给我们洗脑的方法。他说了个观点，你不信么，于是他又举了个具体的、传奇的令人神往的事件，于是你信了。可是，你没注意，他举的例子虽然是事实，可是不具有代表性。

　　比如某女权主义者，说男人都是变态，都是魔鬼。而且，她举了个男人做例子，一个像魔鬼似的虐待她妻子的变态男人的例子。可是，我们仍然不信她。为什么呢？因为她的例子没有代表性。这个男人只是全世界几十亿男人中的一个，他代表不了这几十亿情深意重的老爷们。

　　以上各项，是再在能想起来的方面，没有包括的还有很多，希望互相告之，共同提高。

　　下面，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请大家一起分析学习：

　　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幻想小说家，他写过大量的关于英雄人物的演义小说，在我们国家或者说世界上都非常有名。

　　但有一次他说：“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

　　下面我们看网上的朋友的分析，看看人家独立思考的经验，武装我们自己：

　　一，1974年这人并不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包括外交部、财政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他从未说过这一“典故”典出何处。

　　二，邓小平没有孙女，他最大的外孙女在1974年初还是个襁褓之中的孩子，吃什么巧克力?

　　三，我国在1971年10月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从这一点也可以想想当时经济到底是不是崩溃的连结，呵呵），从1971年到1974年4月的三年中，是中国在外交史上非常忙碌的三年，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长期拥有自己的一整套后勤系统，这个老头却全部视而不见。

　　对于这一段历史，更有大量官方的、非官方的记录，随便一分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代表团赴第二十六届联大之前（1971年），一个以高梁同志为首的三人先遣组已提前三天抵达纽约，为代表团安排住宿、饮食、交通、联络等具体事宜。我们的下榻地点是麦迪逊马路第四十三和第四十四街之间的罗斯福旅馆，这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朋友受我们的委托为我们预订的旅馆。每年秋季联大开会期间，各成员国代表团云集纽约，离联合国大厦较近的旅馆十分抢手，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到我们的电报之后，一两天内便给我们订好了这家旅馆，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罗斯福旅馆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区的东部，离联合国总部只隔两条街。我们的驻地在十四层楼，我们把这一层楼的七十余个房间全部包了下来，一部分做会客之用，其余每人住一间，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

　　而等到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已经是1974年4月6日的事情了。我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各项设备都已齐全，连新华社联合国分社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设备。当年常驻联合国从事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都知道：邓小平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到纽约，就住进了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那幢大楼（邓小平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在代表团的办公楼办公，在代表团的食堂吃饭，并在那个食堂宴请来访的各国友人。

　　这人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就有点拿我们当孩子耍了。

　　而如果我们总是发现这人说这样类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其其它言论的真实性了。

思考题：

从来没有发生抗日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