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之恋——国人对日绵羊观

豺狼之恋

——国人对日绵羊观

　1909年10月23日　，日本新任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访问东北，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举行了会谈。此时，日本自认为在日俄战争中为亚洲解放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巨大代价，以此为由积极攫取在满洲的特殊利益。锡良和程德全试图能通过伊藤博文说服日本政府，“不侵中国行政权及不妨各国均等主义”。但伊藤博文巧妙地将自己定位在“游人”的身份，表示他的言论“皆非日本政府和人民之意识”。　　

当锡、程二人对激进的日本民意进行批评时，伊藤博文说道：“若说道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想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这样坦率得几乎赤裸裸的直言，在中日交流的史料中并不罕见。1876年，为琉球和台湾事件，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侍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传“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日本人早已透彻地看穿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成为日本主流的民意。　　

可悲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但凡评价日本都有着一个奇怪的逻辑：日本在历史上所有的暴行和兽性都被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上，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主义”的贼船、被蒙蔽而已。除了“极少数”的“幕后黑手”外，任何具体的施暴者似乎都成了“主义”的受害者，被我们一厢情愿地同化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即使“主义”不再成为主流词，又迅速贴上了“人性”之类的“类主义”。这种伟大的同情和博爱，常常在感动别人（甚至别人毫无感动）之前令我们自己先行感动，如同在舔舐滴血的历史伤口时服用了一剂强烈的麻醉剂，将“耻辱”和“窝囊”（包括无力复仇带来的更大窝囊)的痛感幻化为了找到道义制高点后的巨大快感。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所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在电影《拉贝日记》中，那面庇护着中国生灵的巨大纳粹旗帜就是对这种“主义”原教旨观点的最好嘲讽。

日本百年祸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在历次对华战争中，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甚至战争发动本身，也是为了让这些“人民”能提高生活水平、拓展生存空间。甲午战争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海外作战，成功地在刚刚兴聚起来的日本推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而甲午战争也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经济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此后不断移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由武装平民组成的“满蒙开拓团”，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都在中国扮演着积极的殖民者的角色。　　

群居的豺狼

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以倾国之力获得了惨胜，已无力再战，而俄国却还可调动其更为强大的欧洲部队，媾和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正因如此，双方在美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时仅就满洲地区的权益进行了切割，日本没有对俄国提出赔款要求。消息传回日本后，民意哗然，主持签约的小村寿太郎和高平小五郎俨然成了“卖国贼”。签约当日（1905年9月5日），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了多达7-8万人的“爱国群众大游行”，要求拒绝签约，重新战斗。集会者高举吊旗，会场上到处是“呜呼大屈让”、“肝胆一剑寒”、“破弃破弃”、“吾有斩奸剑”、“死有余辜”、“风萧萧兮易水寒”等标语。

群众团体“讲和问题联合会”的代表河野广中在会上演说，号召斩桂太郎、刺小村、打伊藤、屠元老，将矛头直指政府当局。下午5点左右，集会者蜂拥到内相官邸，砖石横飞，护卫官邸的警察挥刀镇压。群众随后开始纵火，焚毁了内相官邸，并捣毁了袒护政府政策的国民新闻社。这一暴动持续数日，共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动乱波及日本全国，政府宣布紧急戒严。

这之后，民众暴动便成了东京一景，日本开始步入史称“民众暴动的时代”（the Era of Popular Violence）。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者，开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明治初年日本觊觎琉球、台湾和朝鲜，到昭和年间日本兴起征服世界的野心，日本外交官在谈判中惯用的施压方式，就是“日本人民”对此如何如何不满，所以除非对方让步否则难免一战。这绝非外交官的应景辞令，而是日本真实的政治生态。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并不能纵横草原，而只有团结一心的群狼，才具有最可怕的战斗力，即使率领它们的只是一只绵羊。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这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疲软的正义

中国人自古及今总有一个执著而定义模糊、更难操作的信仰：正义。同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没有任何实证验证的神话：正义必胜。

坚信正义必胜的我们，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既然我们手持那么多的“正义”，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蒙受了那么多的失败和耻辱而没有“必胜”？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挨打的前提就是“落后”，要想不挨打，便只有强大，总之与“正义”毫无关系。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一个政治宣传词汇。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满清的暴政。果然，兴中会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于广州乘时而起，在忙于应对北方战事的清政府后背狠狠地插上了一刀。

其实，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与“正义”毫无关系，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力量去获得“胜利”。胜利绝对不是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或许是有一些诸如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原则，但其核心就只有一个词：利益，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丛林的现实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国际社会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褪去炮衣，对准了长崎。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 “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作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

 “以德报怨”

因为对“利益”的迟钝，和对“道义”抱有宋襄公般的执著，我们在对日关系上，便呈现出一种“以德抱怨”的单恋，以为靠单向的宽容就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这种“以德抱怨”的事例，比比皆是：大到日本理应支付的战争赔款，因着内战的需要，而慷慨地一笔勾销，数十年后再让人家以所谓“援助贷款”的名义进来支援建设。自己应得的钱，非要变成仰人鼻息的贷款，天下似乎很难找出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小到《南京！南京！》之类的电影，在人家连基本史实都还在竭力否认的时候，急不可待地要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万岁”；即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本身，为了营造中日友好的虚幻情景，而长期被排斥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纵观国际冲突历史，放弃大笔战争赔款，基本是只有“善良的中国人民”才能做出来的伟大举动。而列强之中，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是所谓的法西斯国家，在有机会索要中国赔款时，从来没有客气过。美国曾经退回了部分庚子赔款，令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激涕零，以至于忘记了这本是人家浮收多算而应退的。至于日本，正是中国赔款的最大得益者：先是来自中国的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奠定了明治崛起的基础；随后是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对二战之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雄辩地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放弃对日索赔，从其历史基因来看，依然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并不领情。小小的以色列和一贯羸弱的犹太民族，却对纳粹战犯表现出了“虽远必诛”、“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用自己的执著，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什么是脊梁骨的大课！　　

英雄的绝唱

纵观中日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而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无用的悲情

我们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与悲情的眼泪同样滔滔不绝的，就是高喊“抗日”的口水。1895，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发给大本营的战略分析中认为：“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 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口水抗日”者，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

日本的镜鉴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筏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昔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 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 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甚至，颇为流行的“口水抗日”，尽管于事无补，但这种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年代。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燥。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在中日百多年来充满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注：以上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参考网络上文章整理，与原书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