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改革的理论选择和实践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拉美成了各种主要经济思想、理论和模式的实验地。各类本土的、外国的经济学家提出或左或右的经济改革思想，而拉美各国政府则不断地实践着他们以为可以解决近期或长期经济问题的改革模式。但经验教训表明，到目前为止，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有相当大的缺陷，同时，拉美各国政府的理论实践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归根到底，经济欠发达是一个比过去和现在的本土和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避免在寻找经济理论和模式时把经济现实问题过度简单化，在进行经济改革实践时过度地依照经济学家的意见而忽略本国的特殊国情。（注[1]）

过去50年，拉美各国经济发展主要选择了两种主要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模式：

第一，              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模式，是二战期间产生的凯恩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理论在拉美的实践。拉美经委会的主要理论是：1）中心-边缘关系理论；2）内向型发展理论；3）技术进步的角色理论；4）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5）积极的国家角色理论。这种理论和模式强调政府的中心作用以及与之配合的政府部门和政策。这个模式的实践使拉美第二产业和城市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步前进，可惜终归失败了。原因在于这个理论和实践在拉美各国普遍受各种私利集团的严重左右，导致极其严重的权力“寻租”、投机和腐败。既妨碍了市场效率，又激化了贫富不均。最终，因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该模式的实践走到了尽头，耗尽了近30年积累起来的一点优势，迫使这个经济的“异端理论”回归市场“正统理论”。

第二，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模式，是布莱顿森林体系催生的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改革。主要特征是一个核心三个关键：一个核心是去国家化，三个关键是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紧缩银根。体现在：1）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2）弱化激励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协调架构；3）国内各经济领域的垄断集团大幅提高了垄断程度，妨碍进一步的改革程序；4）无视收入和机会公平原则，缺乏改革失意群体和得益群体间的协调机制；5）放弃促进国家一些特殊的、重要的战略生产领域发展的措施；6）财政改革乏善可陈；7）不断削减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8）不断削减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使国家无法实行有效的，提高收入公平性的再分配；9）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加不可靠。该模式导致的最致命问题是拉美国家完全失去了长期的发展目标。国家缺失，发展缓慢和为此改革付出的巨大牺牲导致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拉美民众感到愤懑和厌倦，认为改革违法。（注[2]）

拉美各主要国家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普遍进行了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到了1997年，积极乐观的情绪在各国政界、金融界和经济学界蔓延，因为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各国经济运行都比较“健康”。恶性通胀消失了，大部分国家记录到了数十年来少有的一位数；财政收支平衡大幅改善了；增发货币来填补公共预算赤字的现象基本结束了；出口数量大幅增长，出口货物和市场也开始多元化了，多国开始积累了难得的外汇储备（注[3]）。在此有利形势下，大规模私有化的理论甚嚣尘上，人们常常听到这样非常乐观的说法：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是时候开始第二阶段的改革了（注[4]）。

事实证明这样的乐观情绪与拉美发展的“黄金时代”的乐观情绪一样来得太早了，原因是多数本土和西方官员和学者过度简单地理解拉美社会的经济以及政治架构问题，同时又过度简单地、粗放地推行关乎整个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西方经济学家常用的宏观经济模型对分析问题和制定政策贡献巨大。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价格构成、对外贸易等三个宏观经济领域的进步最具实质性和实用性。然而，在西方和拉美各国官员和经济学家中，明显地存在着为了整齐优雅的数学模型而不顾各国经济现实的倾向，也存在着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不顾社会现实的倾向。我认为，拉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设计者应该一切为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必须避免为了数学模型和意识形态而简单化和粗放化地设计经济和社会政治模型，以避免不顾社会现实而冒险地进行经济改革，或者不顾经济现实而冒险地进行社会改革（注[5]）。

从二战结束以来，拉美各国社会和经济的大幅震荡和社会状态的恶性循环，正是本土和西方官员和学者过度简单化地接受经济改革理论的演变和推行实践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这次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实践同样留下了很多问题：第一、为了取得价格、汇率、国际收支和公共预算等财政金融方面的均衡，拉美各国几乎完全牺牲了其他更基础的社会和经济宏观方面的均衡，尤其是无视收入分配公平和人力资源投资，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鸿沟，降低了国家竞争力，损害了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第二、在八十年代，拉美各国在外部高压下，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仅能利用的国家生产力的极小部分，造成发展停滞，到了九十年代，拉美各国又没能从外部涌入的巨量游资获得多少效益，造成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巨大的、难以持续的失衡；第三、无视收入分配、竞争机会和国民权利的公平原则，造成社会贫困人口进一步扩大，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所以很多本土和外国经济学家都大声呼吁，要重新认识拉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要对“改革进行改革”，要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的公平性，提高政治的民主度。（注[6]）

按照如CEPAL等批判拉美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刀切”的极其简单化和粗放型经济改革理论的国际机构和经济学者的说法，拉美各国必须对过去的“改革进行改革”（注[7]）；或者按照如WB和IMF等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改革”的国际机构和经济学者的说法，拉美各国必须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注[8]）。不管哪一个理论，其呼吁改革的最重要原因都只有两个：第一、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拉美各国经济增长近于停顿，不仅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更远远落后于亚洲新兴国家，导致人均产值与上述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更糟糕的是其增长没有太大的可持续性，这样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拉美所有国家在改善贫困人口和社会不公正方面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注[9]）。正是从这个新阶段开始，拉美主要国家的改革才真正出现了影响国家发展前途比较深远的，不同方向的改革。　　

新时期的改革，墨西哥基于其比邻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已经建立的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自由贸易模式，选择更多地放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金融自主权，更加彻底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经济体；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南美大国则基于前期的惨痛经验教训，随后建立的严格财政制度和自身的工业基础，选择摆脱美国及其国际金融机构控制，走自己比较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保持一定的均衡政治和贸易关系；智利基于本国小国寡民，金融稳定，初级产品资源丰富的特点，选择比较自主的基于初级产品产业和金融领域开放的发展道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则基于其没有自主产业而贫富悬殊，赤贫严重的落后国家状态，选择了重新国有化的发展道路。　　

拉美主要国家不管是对“改革进行改革”还是进行“第二阶段改革”，两者的关键目标都在于：第一、提高增长速度，缩短和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国家的距离；第二、改善收入分配和竞争机会的公平性，降低贫困率和贫困程度。这样，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将会影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拉美各国必须要搞清楚依靠什么理论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如果依靠“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这两个目标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首先，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和实践来实现公平分配，消灭贫困的；其次，全球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国，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理论和实践来实现经济腾飞的。所以，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就在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　　

机构在建立经济改革理论和推动改革实践模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拉美国家政府在哪种主要理论和实践模式中都非常关键。鉴于拉美的发展，美洲发展银行着重研究了近几年突出的“机构主意”思想，该思想强调各类机构在处理发展问题时的关键作用。

他们认为，拉美各国在以往的经济改革中去国家化问题严重，应该转而强化国家职能。国家的关键作用在于：1）建立可靠的、可信的司法系统，保证公私利益的平衡，使市场效率成为可行命题；2）刺激和提高关乎社会发展的生产部门的产能和技术创新；3）减少社会不公，消除贫困；4）建立新型的国家和企业关系；5）建立新型的国家和公民社会关系；6）决定本国的国际地位；7) 发展科技，弥补教育和技术创新的差距；8)组织对全球化的分析和研究，使国家可面对挑战和机遇；9）组织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分析，进行长远国家发展战略规划；10）建立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的国家发展共识。（注[10]）

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增大。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他们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那样去做大幅削弱国家的职能的实践。此理论的始作俑者美国，不仅没有像其推销的理论那样搞“小政府”，相反却在全球扮演“大政府”的角色。从美国和西方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他们自身不会实践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做实验的经济改革理论。所以，拉美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两次经济改革实践之后，必须从新认识两种改革理论的得失和经验教训。其中关键，还在政府与市场在职能上的分配。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对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避免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因利益再分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加剧，减少经济改革对社会的冲击，保持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