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趣与理想

 童趣与理想　　

陌生的农村的生活让我对过去的追忆更加迫切，那隐藏在心底某个角落的记忆常常伴着幻想触动起来，便勾起我对童趣的思念。印象最深的莫过让我最为狼狈的几件事。　　

记得是五岁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星期天十点左右，我穿着妈妈用两个大一点的手帕作的背心，拿着一根竹竿到沙河边上去采麻饽饽。走道麻地旁一边摘一边把背心兜起来放麻饽饽，摘有一大捧就向回走。当走道特务连时，只见一只狼狗一边叫一边冲着我咬来，我哪见过这个场面，妈呀一声就喊“救命啊”，拽着背心兜着麻饽饽的手一松，撒丫子就跑，麻饽饽洒在路上。我使劲跑，狗在后面使劲追，几秒的功夫那狗就咬到我的背心，只听哧的一下背心叫狗咬扯了，可恶的是特务连门前站着的几个兵看我这狼狈相在哈哈大笑。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突然站住挥起竹竿就向狗打去，那狗被我突然的举动吓坏了，它向外一跳躲过竹竿，而后站着不动就冲我叫，我刚想跑这狗就又想追，我见状心一横用胳膊一抹眼泪，拿起竹竿就向狗打去，我这一打狗就向回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追着狗打，这狗一溜狂奔跑到特务连那几个兵跟前，我到那几个兵跟前大叫道：“你们赔我的背心”，那几个兵一见我是家属院的孩子，怕我在外边把连里的干部嚷嚷出来就赶紧领着狗跑到营房去了。看看被咬坏的背心，我是胆虚虚地回到家。　　

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有的在二年级升学考试的时候留级了，老师说我“虽然年龄最小，但是学习成绩不错”，在选班干部时，孟晓军学习好，考试大多是班里前几名，班主任韩增顺老师叫他当班长。班长每天第一节课要喊起立、坐下，负责办理作业本的送发，感到当班长很气派。一次孟晓军有事叫我帮他把作业本给老师送去，我挺高兴地帮了这个忙。我收好作业本送到办公室时，正赶上田老师、郝老师、韩老师在一起，他们见我送作业本可能感到这个小男孩挺可爱吧，就问我多大了，郝老师发现我们俩一个姓就更是滔滔不绝，非让我写一下名字看看我的字，而田老师呢就开我的玩笑说“当个小组长愿意干吗？”，老师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说，我是一个一个的应付，听田老师一说，我赶紧说“老师我好好干”，我这一说把几个老师头的哈哈直笑。没想到第二天韩增顺老师在编排值日组时真的叫我当起组长来。小珍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就到我家告诉我妈：“阿姨，晓冬当我们组长了。”我听后沾沾自喜，妈妈听后却说：“天天贪玩，忘了做值日就得撤职。”没想到真的叫妈妈言中了。记得我是周三的值日组长，每到星期三就要擦黑板、做卫生，第一次还行没有忘记职责，到第二周放学时小伙伴叫我回家做游戏，一着急就忘了放学做卫生，第二天一上课叫老师批评一顿，我承认错误很好，说保证不再犯。没想到好了每一个月，就又忘了，组长瘾过不到两个月就被老师撤了。那天放学，我怕小珍学舌，就找她说今天和她玩，我一路讨好她，她说不告诉妈妈，到家后她放下书包就往我家跑，没进屋就大声叫：“阿姨，晓冬的组长叫老师撤了”。我一听，完了丢人到家了。　　

田老师平时在班上很喜欢我，有事没事就像一个大姐姐似的逗我几句，每当这时同学们就会把我围在中间，顺着田老师的话把我弄个大脸红，不过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那时比较封建，要是和女生搭腔，和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说话都会招来大一点同学的嘲笑。也正是怕这，我对田老师犯过一次混，那是下午最后一节课外活动，大家围好圈作找朋友的游戏，大家一边拍着手一边唱“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哇，笑嘻嘻呀，大家一起跳舞，再会”，没想到田老师找到我，她在我面前边唱边跳，这下我傻眼了，平时大家都说田老师喜欢我，这次做游戏找朋友又找到我，明天同学还不知怎么取笑我。我站起来感到挺害羞的，也没有跟着田老师做动作，大家看到我这样就哈哈大笑起来。田老师看我不做动作就停下来批评我，我感到委屈就哭起来。田老师见状不知如何是好，就拉着我的手到办公室去，我一看拉着我的手竟低下头要咬田老师的手，没咬到老师却弄得老师袄袖上都是鼻涕，田老师一看我这混样，就拽着我的衣领把我提到办公室。到办公室田老师没有批评我，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让我把鼻涕擦一下，尔后拍拍我的脑袋，就又组织游戏去了。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放学了，田老师一回来，就问我为什么哭，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师，只是说我错了。看着老师，这没出息的眼泪掉起来，老师见我这可怜相，没再说什么，她看天渐渐黑下来，有点不放心的说“晓冬，我送你回家。”我说自己回，田老师没说什么就跟着我走出办公室。我在前面走田老师跟在后面，走出前二沟村田老师就拎着我的手，开始她唱着歌，后来就给我讲起故事。我一边走一边不时地看看她，她的欢快深深地感染着我。过了沙河桥，就快到营房了，我见到妈妈带着妹妹沿着小路朝我们走来，见到田老师妈妈说：“听孩子们说晓冬要咬老师，你看这孩子太不懂事了。”田老师笑笑说：“男孩子调皮挺好的。”说完拍拍我的头又对我说：“回家听妈妈的话”，听了老师的话，我不由得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下来，田老师见我这没出息的样，蹲下帮我擦擦眼泪，带有爱意地说道：“没出息，不嫌害羞”，她在我脸颊轻轻地亲了我一下说“再见”。田老师回学校去了，看着她的背影，越发感到她是一个好老师。　　

1969年的夏天，山东临沂已是很热了，徐庆和、霍秋东说他们找了一个洗澡的好地方，水特别清，听他们一说我说中午到那去洗澡，于是几个小伙伴就来到这个大蓄水池旁，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没等他们告诉我水深，我一个猛子扎下去，到水中后两脚往下一踩才知水是深的，根本踩不到底，当时我就想坏了，不会游泳怎么办，我是一边两手扑打着水，一边想总这么扑打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寻找岸边，抬起头向四周看了一下，看到离岸边大约五六米的样子，我想扎个猛游过去，扎下去游了几下一抬头还在原地打转转，我看好方位就又扎下去向岸边游，虽然喝了几口水，但头脑十分清醒，最后终于游到岸边，等我脚一踩到岸边的石头，霍秋东伸过手来把我拉到较浅的石阶上，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岸是用石头砌成的台阶，一不小心就要滑到深处，是很危险的。我上岸后除了我和霍秋东感到没事了，徐庆和他们惊呆呆地看着我，过了好大一会他们像是从梦中惊醒，于是拉起我穿上衣服就灰溜溜的回家了。　　

童年的狼狈让我时常回忆，但每时每刻的困惑也让我难忘。上学了，不知道如何去学，每天的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完成，到家后只知道玩，有的时候作业做不完，到家也不知道做，偶尔想起来也是很不情愿，倒是在妈妈的督促下才不得不去做。当然，自己在寒暑假的时候，对老师留下的作业也知道去做，常常是找几个小伙伴，把营房家属院的空房子里的桌子集中几张，而后找几把椅子，大家就在一起看书，写作业，从形式上是学了，但是效果是不好的，往往是借学习之口，行玩耍之实，时间一长，被家长发现后我们就不得不在父母的管教之下来完成假期作业了。　　

有了理想要知道如何去追求，可怕的是不去付诸行动，到头来理想就会变成空想。我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上学，高玉宝的经历使我感到知识可以在工作中学的，也是我误认为上学就是识字，就是会写字，也就对上学产生了无所谓的心理，也怪父母没有对我的心理及时察觉吧，在他们好好学习的教导下，我只是坚定了我的看法。我所谓的好好学习，学会1+1=2就行了，我对所有的功课都没有表现出很多的兴趣，记得在音乐课中，我只是注意跟着老师唱歌；图画课中，只是按照老师的图案去描绘；在语文课中，按照老师的要求去默写生字、默读拼音；在算数课中，按时把老师留的作业完成。在不知不觉中我升到三年级，一起上学的同学有的留级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当向他们问起时，他们告诉我有的考试没及格，当他们问我考多少分时，我却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没留级那就肯定是及格了，至于分数我是不关心的，考试卷子发下来自己就把它丢在一边，即不知道看，也不知道把它拿回家。　　

小朋友在一起常常以出身炫耀，也可能我比他们都小，谁家是贫农、谁家是富农、谁家是地主，在那些大孩子都知道的，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他们总要与同学们划一下界限。因为外祖父的社会关系，我时常被他们称为富农崽子，高兴的时候，他们跟我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去玩，不高兴的时候就要划清界限，我们时常因此打起架来。一次，在上学的途中我和鲁国因为说我家的历史问题，两人打起架来，我用石块把他的头打破了。这件事在家属院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潘飞飞的母亲把我们这些小朋友叫到她家一起学习毛主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语录。打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只有这次是比较厉害的。　　

回想起来，我和鲁国是很要好的，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战友又是同乡，六五年他父亲由师医院调到团里后，我们就住在隔壁，两家的关系是很好。　　

那天晚上我很孤独，大家学习完语录就回家了，我却在营区的路上徘徊着，我和鲁国可以说是好朋友，一起住，一起玩，而且每天都是一起上学，只是为了取悦孩子头，没想到我的反应很激烈，他们不了解我，外祖父的历史问题在无时无刻地压在我心里，我生怕谁在我的面前触动他，这可是我内心的痛处。　　

妈妈没找我，晚上九点以后在外边再也游荡不下去了，我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在打衲鞋的绳子，姐姐在床边坐着，妹妹坐在妈妈身旁，他们见我回到家里谁也没说什么，我把打架的经过说了一遍，这次妈妈似乎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没有责怪什么就催促着我们睡觉了。　　

天亮了，当我起床吃过早饭上学的时候，在路上我碰到了鲁国，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就彼此向对方走去，而后不约而同的伸出手，我们手拉着手一起上学去了，昨天的打架在我们的心中就这样快地忘掉了。　　

读书无用是我当时的最大困惑，真的不知道学习的用处，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学，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停课了，也只能在学校里接受些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真正的文化知识没有学到多少。那时父亲在部队忙着支左，母亲在家属委员会组织随军家属排节目、学毛选，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眼见的一切仿佛都与学习无关，也就更感到学习无用了。　　

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了，但是读书无用的念头在脑海里形成了，上学也就不用心去学习，心里老是感到大学是给特定的人开的，要不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习考大学呢？　　

回到农村后，我隐约感到父亲的回乡并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虽然那时只有十来岁，感到父亲的离队是与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有关，这在1970年春父亲的战友，时任乐亭县武装部副政委的爱国成回村看望父亲时，我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爱国成长父亲几岁，和父亲是同乡，平分后同住一个正房，由于是对面屋住着，他们从小的感情是比较深的。爱国成是1947年参军的，随后父亲也参军了，都是在唐山解放军部队，1947年整编后父亲划为67军201师，爱国成留在了地方军分区，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他们的联系从没有间断过。　　

爱国成回乡看父亲的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整整一宿，清晨起来父亲和母亲就忙着做饭，爱国成就到小学去看望其他同学去了。因为他上午要回县城。饭做好了父亲就叫我到小学去叫他，当我来到学校他正与当时的校长薛瑞祥一起唠嗑，所唠的就是父亲与母亲的经历，因为他们都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彼此的经历是感兴趣的吧，所以当我找到他时他们正在谈论着，因为我还小，他们并没回避什么，但是当薛瑞祥问到母亲参军后为什么没有入党的经历时，爱国成看一下我，欲言又止只说了句“等以后回来再唠吧”，随后我们回到家。　　

我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他们谈话的表情与神态，当薛瑞祥问到母亲家庭情况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母亲是党员啊，但是母亲不是，这只是我的期盼吧，这次谈话我真是往心里去了，也使我感到与怀疑母亲家庭的社会关系了。由此也引起我对理想与前途的担忧，学习自然就感到是一种负担，一个难以打消的担忧，仿佛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里，但是在面对外边的一切，我又在极其强烈地想证明什么，我想告诉我周围的人，哪怕是父辈，那就是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而这一切又无不预示着我的心虚与胆怯。　　

无理想的学习是枯燥，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去学；有理想而不知道学习是可悲的，即便是那时开始批判读书无用论，也没有打消我对读书无用的看法，这是我们那代人最大的可悲之处吧。　　

当时我对学习的误区主要是在于当兵与学习好坏无关，用于支持我这一想法的就是我从当时的报刊、小说、电影里所看到的放牛娃也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当科学家，可就是没弄清楚人家也是在实践中、在战争中注意学习的。对问题的一知半解，又不想去付出力气，再加上投机心理，也就在学习上产生了懒惰，整日沉迷于当兵的幻觉中，自己还在无忧的陶醉着，竟不知这一想法对自己在以后的路上带来一生的遗憾。　　

当兵不需要学习，伴我走过了小学，又一同和我走过中学。大黑坨村有一个叫李保信的青年，当兵后因文化水平低掌握不了现代化装备，来信叫他弟弟好好读书。母亲知道后就天天告诉我这件事，以便引起我的重视，对于母亲的告诫我很自信，我告诉母亲：李保信是一个大字也不认识，我呢正在上学。但是我却忘记了，我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　　

我当时总想为什么不高考，百般不得其解，也就想国家不需要我们去学吧，需要的人才国家都定向培养，对于我们就是需要我们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就是需要我们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思考上的附着使我对问题的辩证弱化了，以至于产生不了自己的见解。从小养成的这一思维方式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把它就做顺势思维，也叫服从思维。我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他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从不把事想得那么坏，从不对上级的指示、要求提出疑问，哪怕是不对的，也不会提出一些疑问，以至于当我看到同志们对上级下达的指示往往因执行上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不解。　　

其实这是我的最大的困惑，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解答的答案，自己就把它归结到一个理想的节点，从而加以固化，并让自己去坚信他，其实到结果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欺骗，而这种欺骗一直在不断的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