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在表现，所以道德可以被抽象为无具象的个体性，但这种个体性却有着一定的社会标准。社会就像一张渔网，而人则是这张网子的绳结；这张网自身的震动会在各个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线上传播，而人的道德表现就如同结点面对网的震动时的反馈，尤其是震动来自邻近“结点”的时候。无论反应是灵魂共振激情如火山爆发，或者毫无反应冷静像石沉大海，我们都可以藉此了解这个人的一切，特别是内在精神世界，以及他或者她背后“人以群分”的那帮家伙，甚至整个社会。就像无论纵波与横波，我们都可以看到绳结的受迫以及它们之间的线和整个的网震动的特性一样。可是我们在面对刺激时候并不仅仅遵守物理定律那么简单，我们可以改变在惯性驱下总是去做着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的水准才可以伴随着道德困境的突破而提高，社会也才在这种主观能动的作用下发展。　　

道德如同光明，光明总是在黑暗的环抱映衬下显得分外珍贵，道德一定在道德匮乏时被认为弥足高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道德的困境应当叫做道德高峰才对，因为这时候不是如同盆地的样子一群高尚环绕唯一的低谷，恰恰相反，是由处那个独特之外的全部来反衬那个唯一的高山仰止。1:18证明了这种理论，但我在这背后推论出的原因可能比这个更加出人意料。孟子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一个正常的人是不可能面对那种情况而无动于衷，因为人是不可能没有情感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无论在多大程度上，理性支配感性，我们都必须首先承认感性是存在，然后再来支配它，但支配终究是支配，决定总归是决定而无可改变。所以我们才学习，从自发意愿开始，经过认识必然，最终实现“彼岸”的自由意志。我们都可以原谅孩子所犯的错误，因为那是正常的；但我们却都不容忍失败，因为只有不正确的错误才会造成失败。天下之大，没有比法律更加正确的，因为法律必须正确无误。法律的执行者告诉你：“既然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去救人？”那么还有什么比冷淡对待正常的事情更加“正确”的事情么？　　

正常必然是多数的，因为正常只能是多数的，否则就是反常；正确必然是主流的，因为只有主流才需要正确，而且必须是绝对正确。“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想那位杨武一定是个听老师话的老实学生，小的时候，我们总被告诉，见到坏人，“不要力敌，‘只能’智取，最好是先保住自身，再找警察叔叔”我们这位可怜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贯彻和执行了这一指导思想。可是结果是什么呢？不言自明。当然， 我绝不是想在杨武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无论这个人是可恨、可悲还是可叹……他终归是个可怜的人。听见有人大骂这个倒霉蛋不是男人，是太监，十分刺耳，但又无可奈何？反过头来，有人站出来替这个只会哭的大老爷们儿鸣不平，引起了我对自己的反思，对我们的反思。杨武不过是没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是旁观者，我们就可以责问他；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又该由谁来责问呢？首先这一事件中的“禽兽”是如何成为一名联防队员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力机构难道真的宽容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愚蠢到了如此地步居然用人民的潜在专政敌人来保卫我们这些普通人民，“养狼当狗看家难”的道理没有人给你讲过么？这位杨善利使我想起了人称“土地奶奶”刚刚被处决的原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土地局局长——罗亚平，她是如何平步青云从抚顺市郊区政府城建局团委的通讯员一变成为国家干部的呢?就是凭借自己“搞破鞋”的特长，为了前程，她使尽手段诱惑上级领导，最后终于将他俘获，随后大闹这对夫妻单位，如果这时上级领导果断出手（比如像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国会弹劾），甚至可以对着个连这个自己拉链都管不住的所谓领导干部一并拿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但她最终登堂入室，可以说与领导的默许甚至是许可分不开的，后来的事实也表明抚顺市委的全体陷落，无一幸免，可谓一丘之貉。但凡道德沦丧处，必有贪腐官，也必出贪官污吏，二者互补，无论是错误的法则还是对法则的滥用，在威逼之下人们的认知，教育，行为，评定等等所有的主观世界观、是非观必然混淆，从而导致社会失衡甚至崩溃。正常和正确二者之间在主观和客观的双重矛盾是造成今天社会之上道德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但这决不是双方的责任。道德对于社会的作用是上层建筑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它必然会被统治者采用。统治阶层对于天文数字的人民总是喜欢以自我存在为目的来发号司令，颐指气使是造成铸就这一高峰的背后推手。康德曾经在它的批判哲学里把道德律可以被表述为——你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愿意它成为一条法则的准则去行动 ，试想一下，我们在这使用一下总是被教导的换位思考，如果那个救人者就是这位法官，他或者她还是能说出“既然你没有撞人，为什么要去救人？”那我们只能佩服他的大公无私了。道德的特殊表现是必须以客观标准来认定。当然正确的道德理所应当的成为这个社会的标准，因为道德是其本身就是客观和主观同一的唯一的主体的实践行为，也就是人的能动行为。一昏王可乱邦，一正君可定国，此言不虚呀，何况乱国之相乃君所为？　　

社会的道德风尚受到现有政治体制和格局以及现行法制的影响是在所必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国家领导会通过引导，带领，监督，管理等各种方式将其精神传达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此过程中道德势必受其影响。所以以共产党员为我们的道德模范再合适不过，只不过现实之中的我们的党员大都处于地下状态，不在授奖之时绝不暴露身份，何谈楷模？道德君子是这个社会最为自由的人的社会才是理想的自由世界，这应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之一吧。孔子说过“见义不为非勇也。”非勇之人是什么人呢？懦夫。见义勇为被表扬从来都是被某些人带有一定目的来使用的，勇敢和懦弱就像正义和邪恶一样，二者之间从来就没用什么空白和衔接地带，向前一步是英雄，退后一步何止是孬种……　　

当然寄希望于特权阶层即事实上的统治者放弃自己的特权无异于与虎谋皮，痴人说梦。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历史的发展就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直接推动力来发展的了，那么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骗人的鬼话了。但英雄对于历史又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民才在近代开始民主制度，来保障人的权利和历史社会的进步相统一，如果我们在责问谁来为这样或者那样的事件负责是，而被告知这是体制问题， 那就如同杀人犯在法庭上辩称：“杀人的是我手中的刀，而不是我”一样卑鄙。所以通过类比可以看出造成杨武悲剧的就是这个世界，因为是这个世界造就了杨武，也是这个世界造就了杨善利，造就今天的社会阶层的官僚体制也是这个世界，而作为这个世界的精神脊梁和民族灵魂的知识分子面的我们这些在旁观的人对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的社会，我们无所作为难道不是“杨武”在旁观“杨武”的悲剧么？杨武可以说：“我怕他杀了我，我怕他杀了我老婆。”我们也可以说那不是我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能管得了的事。如果是杨武不是男人，那我们还是人么？　　

所以道德永远是道德君子安身立命的所在，就像人民共和国永远是人民的家园一样。人民共和国没有捍卫你的权益，那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你没有行使你公民的权利。一个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的所谓公民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个东西。如果我们不满今天的社会和社会上的道德困局的话，那就不要抱怨。杨武这个没有勇气捍卫自己尊严的家伙，其实在他忍受命运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羞耻的生活，而不是在她的老婆被别人践踏和蹂躏完，在媒体的曝光下再次受辱而失去人的尊严的。人只是人，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更不是什么错乱或者带有阴险目的性思想的容器，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决不可变更。　　

结论已经十分清晰：道德的问题是政治的结果，政治的束缚来自所谓的体制，体制可以被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改变的，拒不做出改变的原因是对于特权势力的恐惧，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在权利的争夺上，既然是民主的战争那就没人可以推卸责任。我们可以将道德的衰落归咎于领导或者干脆叫他们为统治者，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我们可以让政府背后的决策者，站出来为这一切负责；我们可以重新以党员为榜样，让群众来监督重新树立社会新风尚，但这一切谁又能保证不会在危机结束被下一群贪婪的个例所颠覆，不要忘记道德之上的意识形态也只是某些个体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