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心相通 等3篇

《论语·雍也篇第六》中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大意是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　　

用这个标准评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圣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汇编成书有几大本，内容丰富，然而最本质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毛泽东精辟的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12月30日，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上讲的。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在和平年代，世态清平，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说“造反”二有些刺眼。但是，在风雨如磐、暗无天日，豺狼当道，人民大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喊出“造反”的口号不仅不刺眼，而且很鲜亮，很有阳刚之气，很有生命的力量。“造反”的目的是举起真理和正义的大旗，与残害大多数人利益的罪恶集团作斗争，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公理。使社会的发展恢复到健康的秩序和轨道。　　

洪秀全有诗云：“斩邪留正解民悬。”这位农民革命领袖一语道破了“造反”的本质和目标，是清除邪恶的部分，留住正义的部分，将受苦受难的群众解放出来。　　

《国际歌》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道出了马克思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欧洲工业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本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丢失了道义和人性，真如癞蛤蟆喝了墨汁——黑透了心，不顾工人死活，疯狂榨取工人的血汗。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等一批革命家勇敢地站起来为劳苦大众说话了。所以，马克思的造反，是造不平世界的反，造黑暗社会的反。　　

毛泽东作为革命家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可以说，引发毛泽东奋起革命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个一个的世界强国入侵中国，甚至组成了“八国联军”。这些敌人和强盗，瓜分了中国的很多土地，抢走了中国的许多物质财产和文化瑰宝。在国内，腐败的清政府行将就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没有成功。军阀混战，祖国山河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疮痍满目。国破，山河亦碎，比杜甫所言的“国破山河在”更加凄凉悲惨。在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刻，需要对英雄的呼唤，需要一大批英雄的诞生。而毛泽东，就是这大批英雄中的优秀代表。　　

马克思和毛泽东面对的具体社会情况不同，因而革命的具体内容也不相同。但根本的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造不平社会的反，那就是站在大多数穷苦百姓的立场上，那就是用物质武装的手段推翻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剥削和压迫。当然，造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平的手段，一种是武装的手段。但对于极端自私的政治权力来说，和平的手段无异于痴人说梦，唯一的途径是采取强制的方法。　　

看来，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心底真是相通的。　　

（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上午抄）　　

　 　中国综合实力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很多因素，如各类自然资源，科技能力，生产能力，财富储存量，政治管理能力，国防能力，人的精神力等等。总之，不外乎人力与物力两大类。　　

去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个数据真实吗？姑且不说统计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很困难，就从中国一贯以“水分”报喜的恶习看，这个数据也会大打折扣。邓小平提倡韬光养晦，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养晦了呢？　　

就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其综合实力是不是到了第二位？不一定。　　

一个国家和地区，就算你富得流油，自然资源和很丰富，国库里有不少金银，生产的东西堆积如山，应有尽有，甚至供过于求，这样的国家是不是综合实力就很强大呢？也不一定。　　

我们看北宋，从它留下的文化遗产估摸，其经济十分繁荣，教科书上说它“积贫、积弱”当是晚期的事。如果从经济实力看，金国显然不及北宋，可是却被金兵打得落花流水，国破家亡，连皇帝也当了俘虏。　　

再看南宋，江南很富庶，而蒙古人“只识弯弓射大雕”，野蛮的草原文明却战胜了十分成熟的华夏文明。　　

又说明朝，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虽然弄得朝廷精疲力竭，但是从物质条件看，江南还比较稳定，明朝政府完全可以组织物力与侵犯的清朝军队一战。可是后来也落得江山易手。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尽管有诸多因素，但关键因素只有一个。如关键因素活，则其他因素活；如关键因素死则其他因素死。　　

什么是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关键因素？答曰：政治管理能力！具体说，就是管理国家那部分人的力量有多大。这个能力的具体内容是合理、高效的机构设置，管理队伍的道德素质和治政能力。如果管理国家的团队综合力量强大，它可以科学运用、驱遣其它各种力量。在全部国家综合实力中，政治管理能力是纲，其余都是目。也可以说政治管理能力是全部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决定作用。所以，政治管理实力活，则其它综合实力活；政治管理实力强，则其它综合实力强。　　

民心源于德政。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亦来源于康健强大的政治力量。政治力量强大，一呼群应，其势如洪如海。可以翻天覆地，日月异新。　　

前面说到的北宋、南宋、明朝为何败亡，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部位出了问题，即管理国家的各级权力人物道德堕落，腐败变质，只顾捞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利益。　　

例如北宋在平息了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继续实行腐朽统治。徽宗让宦官李彦继承杨戬当政。王黼、李彦相勾结，继续括取民田，严刑惩治控诉者，成千上万的人因而致死。王黼又借口军用，括境内丁夫，计丁出钱，搜括达数千万贯。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继续挥霍享乐，醉生梦死。这就是被金国打败的根本原因。　　

南宋和明朝一样，都是道德堕落，腐败变质断送了国家。　　

一个人是否健康，可以望其神气，听其语言，观其行动。气色好，语言清新刚健则身体好。一个国家是否健康，也可以望其神气，听其语言，观其行动。具体望哪些人的神气，听那些人的语言和行动，自然是看那些国家管理者的神气和听他们的语言及观察他们的行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吗？他们有掷地有声的语言吗？他们行为光明磊落、不贪不占吗？他们议论政治有文化的底蕴和明晰的思维与科学的决策吗？　　

想想中国国家管理团队里的腐败情形，看落叶而知天下秋，及事物之表而明其本质。这样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到底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明眼人心中自有答案。　　

（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上午草）　　

我国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是一个低级的错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内容的选择，关系着国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理科教材的编订是可以放开的，但也要有限度，同时要经过专家委员会严格评审。　　

文科教材的编订是不能放开的。一个国家，文科教材应该只有一个蓝本。这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教育的崇高与庄严。同时，文科教材关乎人的灵魂的净化，意识的萌发，思想的启迪，智慧的开蒙，人格的铸造。从深层次看，文科教材的编订关乎着政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这的确是天大的事，不可儿戏般等闲视之。　　

文科教材的编订，不仅仅是教育家的事，也是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事，应该体现我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的最高水平。只有最优秀的高等级人才方能编选出最佳的文科教材。　　

现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可以自己编订教材，水平参次不齐，思想鱼龙混杂，修行有高有低，可见想见，其结果是多么混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在任何领域都适合的，在社会生活之中，在文学等艺术生活之中，在学术研究和媒体的观点讨论之中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基础教育、传播主流思想价值，保证教育科学发展、健康发展这方面，是不能太随意化、太五花八门的。　　

当今中国，社会思想非常混乱，民族分裂主义并未销声匿迹；当今世界，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斗争比较激烈，西方不健康的文化思想侵袭中国异常猛烈。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无孔不入，在教育领域也难幸免。　　

在教材放开编订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编订教材的典型低级错例和值得商榷的教材内容。　　

第一例是温家宝总理发现地理课本中的错误。2009年9月6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35中学听课。发现地理课本中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尤其是将甘肃划入华北很荒唐，因为从地域、地理、经济等方面来看，甘肃都跟华北比较远，应该划入西北或者西部。这就是全国教材不统一，教育部又缺乏严格评审机制导致的结果。　　

第二例是北京高中教材选入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对于金庸的小说能不能编入学校课本，在媒体和社会和社会上有强烈的长时间争论。我的观点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宜编入教材，其理由是：（1） 武侠和言情小说产生于通俗和庸俗文化潮流之中，是对崇高典雅文化的压制。事实上，现在中国社会，低级庸俗文化已经形成潮流，极大的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选入武侠小说实际上是在助长低级和庸俗。（2）武侠小说以打斗为主要特征，情结引人，容易引发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无疑，选入武侠小说是一个误导。　　

据有的媒体报道，金庸的武侠得益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等人的“举荐”。据说孔庆东是一个武侠迷。假如他的先人孔子有灵，我想也是会反对后人喜欢舞刀弄枪的。张扬暴力和孔子的仁爱是格格不入的。　　

从文化、文明的观点看，金庸不值得提倡。数年前，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把金庸捧为座上宾是一个错误，昭示着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跌落。很快，浙江大学便发现了金庸不是媒体和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强悍而合作不欢而散。　　

第三例是最近看到，重庆西师附中将《圣经》纳入选修课范围。很多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负责讲授《圣经》的老师叫李涛，7月份即将从西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学的是文学理论。他提前应聘到西师附中担任高一语文老师时，恰逢高中新课改。学校提出开设一些符合学生兴趣爱好、有特色的、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选修课。老师根据特长申请选修课教学内容，由学校审批。李涛认为自己对《圣经》有深入研究，就申请开设《圣经》这门课，最终获得通过，每周一节。　　

李涛对学生宣扬《圣经》中的教义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些话，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并不新鲜，讲爱、谦虚、心平气和、追求真理、包容、忍耐等修身养性的话语比比皆是，并不新鲜，唯有《圣经》二字中国没有，所以青少年感到新奇。　　

至于“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话语，几乎在中国的每部家谱中都有。　　

李涛老师说，有人认为《圣经》是“神书”，在他看来，“神”就是“成道的人”。这样将“上帝”俗化何尚不可，只怕是西方人不答应，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神”的亵渎。　　

我读过《圣经》，说不上研究，读的感觉不好，文辞浅陋，故事荒诞，逻辑断裂，远远比不上中国传统经典和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那些哲学和文学著作。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涉及到信仰。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看，带有侵略的特征。也就是说，基督在中国的历史表现并不是像国外传来的佛教一样的纯粹，带有严重民族侵占意识。从现实来看，这种意识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剧烈。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基督教徒的文章，并非是包容、平和的心态，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心态，而是唯基督是尊，不仅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极力反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甚至也反对伊斯兰等文化。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异常迅猛，与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形成强烈反差，很不均衡，北京大学研究基督教的专家对此深表忧虑。基督在山东大兴压过孔庙且能容纳三千教徒的举动难道是偶然和巧合的事？　　

所以，不论从文化和国际政治斗争看，对于《圣经》的传播都要谨慎行事。不宜在青年学生中提倡阅读《圣经》，更不宜主张青年学生信仰《圣经》宣扬的上帝。　　

李涛这位青年教师传播《圣经》不知是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让学生信仰基督的角度出发，值得拷问。批准教授《圣经》的学校领导是不懂文化和政治的表现。这说明，中国在社会文化管理方面是多么苍白。最近，中央召开了加强社会管理的高级领导会议，是值得各级各部门重视的时候了。　　

教材问题公开报道虽然只有这么几例，但实际值得商榷的地方可能很多，值得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上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