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不可恕， “清官”尤可恶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简单到极致的常识。某君以为是故作夸张矫情之语，以期博眼球罢了；某君又认为是我闲来无聊，久居生病了：我猜大概是这样的。王阳明以来的心学讲了一个浅俗的道理，那就是小人眼里都是小人。东坡眼里的和尚是秃驴，和尚眼里的东坡是君子，所以东坡浅薄了。

闲话少说，还是说说我今天要说的问题吧。其实“清官”可恶这个意思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也算是早熟的缘故吧。可今天把《老残游记》看罢，原来刘鹗这个夫子早就把这个问题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再加上早些年读了点李贽的书籍，知道卓吾先生早就提出过“君子之治”不如“至人之治”，说过“儒生不可以治国”的说法，这里的“君子”“儒生”大概就是清官的“清”了。国人是最讲究“党同伐异”的，有此二位先生打头阵，那我就姑且卯足了胆量把这个问题再说说，顺带着唠点别的。

玩文学的都知道《老残游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述型到描写型的转变，而这大概最不被文学以外的人所熟识的。作为一个有点极端理想主义情节的人，我还是企图文学能够带来点什么的。这里我就不对其中的艺术特色再费口舌了，仅仅谈谈它最大的特色吧。

书上说这本书是首揭清官可恶的，两个“清廉得格登登的”的酷吏典型：玉贤，刚弼。一个号称自己辖区内是路不拾遗的，可揭开这层漂亮的屁股帘后面却是滥杀无辜，冤案累累；一个认为自己不贪钱，就可以刚愎自用，任性妄为，打着百姓的旗帜干着祸害百姓的事情。作者在这里是给我们揭示了原因的，这些看似清正的外表下灵魂深处是无限膨胀的野心和权欲。作家以罕见的卓识指出：“天下大事，毁于奸臣者十之三四，毁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之六七也。”

为什么，我先撇开这个问题，说点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们在社会上经常会发现某些官员经常站着人茅坑不拉屎，干着尸位素餐的事情。美其名曰的说自己一心为民，还敢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废话，像这类国家公务员没有功劳就是犯罪，还敢以苦劳作为政治资本来为自己谋取好处，简直是十足的不要脸也。而这些人往往还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原因无他，也就是人家忠厚老实，踏实沉稳吧。且不说国家每年支付给其的工资是对纳税人的侮辱，单单白白浪费这几年让老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的年景就该枪毙了。这里插一句废话，崔永元说：“我们天天说我们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却不说我们以20%的人口养活了世界60%的公务员。”而这样的后果我们过分拔高了清官带来的正面意义，没人否认这确实有一定意义，但长此以往，能人不再出现，全都是一帮口谈礼义廉耻的卫道士了，那样不就是明代了。可野史上说经常谈论礼义廉耻的朱熹后来是霸占了他嫂嫂的，不知是真是假，或许是谣言吧。

李贽说儒家倡导的“君子之治”是导致明代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最大原因，因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站在“君子”这个道德高地上为所欲为，认为道德是一切，道德好了就理所当然能力高了。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伪命题，可在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由此我们就知道曹操不管到的还坏靠能力选拔官员的魄力和远见了。而刘鹗假借老残之口也指明了这一现象的源头，那就是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其实在我看来，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厚实的儒者也就背叛了自己的祖宗了。春秋时期儒者把能力看的和道德一般重要，孔夫子仗剑走天涯，治国头头是道；后世儒者认为道德掌握了一切，口号一套一套，治国不懂皮毛。后世儒者从政大多是把道德看做尚方宝剑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百多年被西方人蹂躏的日子。

我想李贽认为的“至人之治”好于“君子之治”，大概认为是君子更是从道德层面要求，而至人则是多方面要求来讲吧。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这些官僚只要不贪财就是好官，恰恰忘了我们要这个官是干吗的，如果仅仅是不贪钱，那我们不如不要这个官，不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其次，我有时甚至怀疑这个清官给我们留给的表面印象到底有多少是作秀的成分，人们经常在某些官员倒台后大胜唏嘘，这个人以前可清廉了；或者在某些官员入狱后不仅惋惜，这个人可好了，和蔼可亲。如果不是这些人真的很好，真的是个清官，要不然我们不免阴谋论的怀疑这是隐藏，这是政治作秀，就像骆家辉。按照刘鹗的说法，这些人恰恰是有着无限的贪欲，不过所贪求不是钱财这类肉眼看得见的物质罢了，而是那些无限的权利带来的优越感和快感，而这恰恰是最可怕的。

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刘鹗，一部《老残游记》不仅展现了其高超的文学才能，更透露了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而我们也知道刘鹗本身是一个无所不通的全才，之所以没有在政坛上走得更远最后客死新疆，除了和袁世凯那不知真假的过隙外，可能就是其自身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了。

我甚至想，清官这个词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真正的合理性。就好比天皇这个词就不该由国人嘴里说出来一样（天皇是日本人对其皇帝像爹一样的爱称，干我们中国人鸟事，我们只能叫日本鬼子头）。清官是怎么就出现了呢？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知道“水”象征着纯洁，干净，进而上升到品德高尚了。这我就纳闷了这些明显是用来形容人的，咋就可以形容官了呢，难道是我们在选官的时候把这些当成最重要的条件。我不否认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正常的，要不然就可以说其不是人了。可这不是选官看中的，难道我们不是从人群里面选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该还有美官（漂亮的），走官（能走路）等等了，任何人拥有的都可以作为修饰词了。

我不敢过度揣测古人的智商，要不然在那些抱有“今不如昔”思想（我就是）的不满，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一个惊天的大秘密。那就是中国的古人不是笨到不明白这样才有了“清官”这个词，恰恰是因为中国古人太聪明了，玩了一把后现代主义。那就是中国古人已经对整个官僚阶级全都否定了，认为他们啥本事没有，只要有点人的基本道德诸如思想道德高尚就可以了，不能再做更高要求了，时髦点就是这个笑话太冷了啊。可这样一来就和那个抱着西方大腿打着“酱缸”招摇撞骗柏杨先生观点相左了，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是向来喜欢从政的。我只能说那还是饱学儒术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吧，至于老百姓谁知道呢。

最后我想谈点关于当下许多人把贪官出现归咎于这会制度的以至于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什么都抱怨看法，且不说他们盲目崇拜清官而不是能官的后果，上文已说；单单就这个问题我想说哪朝哪代都有，哪国哪地都有，这和制度有个毛关系啊。我们认为制度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就期盼制度改革能解决所有问题。至于贪官问题，我只能说这和思想，文化是有关的，具体怎么个关系我现在就不说了，以待他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