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上海

悼念上海　　

悼念上海，不是我的悲哀。　　

我出生的南市区，已不存在了。我家的位置属于法租界，法租界早已成历史。我家弄堂口原先有一条河，是护城河，民国年间填平的。父亲11岁来上海时叫民国路，1949年迄今叫人民路。南市这两个字，相当长的年代里只有两种含义：陋巷，穷街。南市一度乃至今天也是上海“老城厢”的代名词。民国路改称人民路，和另一条不曾改名的中华路手足相连，环抱着老城厢。我家不在“城”里，与老城厢隔“河”相望。从护城河到中华民国路，老城厢没有因为护城河的被填平而被夷平，没有因为民国路的易名而脱去穷酸的内衣外套，没有因为老城厢的资格而脸上增光；名闻中外的老城隍庙的袅袅香火，与缭绕里外的善男信女绿女红男，就像曾经城隍环城游街的庙会盛况一样，是这座城市到处都有的花纹，与所谓的文化有关，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准确阐释，是为“纹”；没有任何一个草民能真正融身其中、出神入化，是为“花”。一个陈旧的瓷瓶，碎了，留在某种记忆中的花纹，就成了文化。　　

　1999年12月31日　晚，我在松江同友人喝完酒回到宾馆，醒来太阳已撒满房间。打开手机，千禧年的祝福电话连连不断，我笑问对方也笑问自己，　1999年12月31日　与　2000年1月1日　有什么区别呢？有。在这个本命年中，我参与过规划的这座也被誉为“上海之根”的千年古城的改造，从这个龙年开始了飞跃。逼仄的南市区也在这一年我生日那天被并入了黄浦区。乞儿成了丫鬟，水果月笙削苹果水平再高，成了大亨也还是流氓。正对着我家弄堂口的那爿黄金大戏院，随着南市的式微、凋零而荡然无存。我读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没了。家拆迁了。于此组织领导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王若飞雕像动迁了。老城厢旧区改造大兴土木时惊现的一段旧城墙仅存几块旧砖，遂于此修建了庙宇，算是凸显了一处文化。

 我家不远处的另一条弄堂口，有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摊主陈老伯是震旦毕业生，他告诉我，近中华路和民国路交接口的街心花圃所在，最早是陈英士纪念塔，他还记得于右任的亲笔题词为“改造旧世界   建立新生活”，纪念塔为纪念这位光复上海有功者而立，塔身高达近30米，每逢“10.10”开放，1949年后拆除。抗战胜利时此地也是枪决汉奸的刑场。“文革”高潮中，各路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此焚烧“破四旧”战利品，我父亲就被反剪双手、颈挂倒写着姓名打上了红大叉的牌子押到这里批斗，凛冽寒风之中，父亲身着棉毛衫跪在撒有碎玻璃屑和小铁钉的水泥地上，那样一幅冬景永远定格在了我髫年的记忆中。纪念塔址背靠着的巨大船型建筑，前些年被推平了，包括沪上最早的日夜食品商店、左联书店旧址也无迹可寻。毛泽东去世，我和同学们在中华路常常的队列中头顶烈日缓步2个多小时来到蓬莱大礼堂吊唁。“四人帮”粉碎，我在人民路游行的人群里欣喜地跟随着12人锣鼓的大卡车不停的欢呼。国庆之夜，万人空巷，齐聚街心，坐到路中央，从人民广场腾空绽放的夺目的节日礼花尽收眼底。那个时候的我，怎么却不留恋家门前曾经叮当走过的无轨电车？怎么不可惜自己一度登台表演的黄金大戏院的拆除？当我和无数的人们一同愿意看到老城厢旧颜换新貌的时候，白云观没了，关帝庙没了，富有传统建筑特色的条条完整的石窟门里弄没了。高楼大厦与危棚简屋一色，抽水马桶和粪池痰盂并存，不伦不类的沿街绿化，是掩映还是遮眼？老城厢的尴尬比比皆是。　　

 二十年前我有过一个梦，护城河边柳荫处处，市声散逸小巷深深。不是清明上河图的喧嚣，也不是“街衢烛影侵寒月，文武珂声叠晓天”的电影镜头。二十年后当我走在京城拆旧复旧的前门大街，忽然我就想起了当年的这个梦。没有回不去的从前，只有抵达不了的境界。　　

说有1260年历史的松江是“上海之根”，源于当年一府领十县的辖权，上海这个码头曾经不过是它的一个县。我非常钦敬当下孜孜于挖掘史迹、采写掌故、编撰文库的那些海上文人。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没有也无需参考任何一本关于上海历史、关于海派文化的著述。我母亲娘家亲戚中的一位老长辈，从上海调北京直到退休、90高龄仙游，几十年不曾回沪，他原先住在卢湾区，我小时候有一年春节和妈妈接他去姨妈家吃饭，他出门对邻居说“我去一趟城里”，在我心底，这句话一如钤印，言犹在耳，宛若昨日。小时候猜过的一条灯谜直到今天我感觉仍然蕴涵着一种博大和深远：“船出吴淞口（打一座城市）”，谜底即是“上海”。上海，我生于斯长于斯苦乐悲欢于斯，在我的人生词典里它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至情，是乡愁。　　

 武康路的秋叶带走的是铅华落尽的上海么？南京路的霓虹摇曳的是无与伦比的上海么？“新天地”和“田子坊”的情调是上海滩诱人的体味么？是也不是。惧由心生，悼，事实上是种种的心忧；物不是人亦非，念，客观上是种种的不忍。我之谓悼念上海，因为惟有心忧和不忍的一切之一切皆能化入真正海纳百川的胸襟，上海的今生是它的前世也是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