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精神——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愚公精神　　

周绍强　　

一、从中华民族“郁结式的人文精神”说起　　

中国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它聚集、堆挤、屯积了地壳中的大量硅铝岩物质成为大山。大山是中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仅次于天地的第三大“象”。这种位次排列，在《易经》中就有反映：《易经》八卦，首卦乾天，次卦坤地，三卦艮山；六十四卦，首卦乾天，次卦坤地，三卦为屯。“屯”，《广雅·释诂》解为“聚也”，给人的意象是某种汇聚起来拔地而起的大块物质。应该说，这种大块物质就是大山。　　

屯之象如鸡肋，蕴含着某种纠结难舒的地缘气质。此种气质作用于中国人，缘成某种人文精神的郁结，或“郁结式的人文精神”。　　

   “郁结”一词表述的沉重的“剪不断，理还乱”意绪，在中国人中是很普遍的。这种意绪，与中国“屯”象般地缘环境紧密相关。　　

“人世难逢开口笑”。中国人中，薛宝钗那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万缕千丝终不解，任他随聚随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平和富贵良好心态，是少见的，倒是林黛玉那种“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忧伤，更能激起大多数人的共鸣。《红楼梦》开首一回说的林黛玉那种“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具有一种民族魂或民族命运的普遍性，从文明开始，就在纠缠着中华民族（《红楼梦》本名《石头记》，这表明，在表面的脂粉气背后，是曹雪琴一颗情系大山的心，一种大山般凝重肃敛的情结）：　　

《诗经·国风·王风》：　　

                        知我者，谓我何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忧忧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白居易《瑟瑟行》：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贺新郎·致杨开慧》：　　

                        挥手从此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　　

                   人有病，　　

                   天知否？　　

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以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经·启示录》风格，把地阴极重的中华民族大地母亲及其儿女苦难千古的悲惨命运和20世纪在此大地母亲母腹中孕育颤动着的这个民族苦难无比、动乎险中的大希望，作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表达和启示：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曲，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颤动……辐射若太阳光……　　

    鸡肋般的中国地缘环境，千万年来，在华夏民族中形成、屯积、郁结着某种需要排解却难以排解的东西。“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句话的真理性，就在于此传统不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历史活动创造出来而后又故意要保持它并用它来折磨自己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有一股让你无法不如此的天命地生般的力量。　　

二、周秦以来至19世纪愚公精神的潜伏增缘　　

《易经·屯第三》：“屯：元亨利贞……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屯”为山象，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生存压力和挑战是巨大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大压力大挑战中，在“挑战——应战”的大山改造事业中，“动乎险中”的孕育着中华文明光辉的、前所未有的“元亨利贞”远景。　　

一种地势，必然生出一种精神。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宜于就近引河水灌溉、雨量充足或较充足的平原地区，生出“实用理性”的儒家中庸精神；在平原与大山结合部的丘陵地带，生出入世的鸡肋情结和出世的道家“仙人”趣味；在从未开发过的万年沉睡的高山荒漠区，孕育着一种20世纪以前从未真正展现过的愚公精神（大乘佛教精神乃愚公精神的变形）。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中国的高山，在给中华民族的生活带来大艰难的同时，也生成了一种其他国家地区罕见的愚公移山精神。此山在，此种精神就永在；这方土地上的大山大水一天不能改造成为通途康居，此种精神就一天不会失去价值。　　

    在大山大水的逼压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知作出多少努力牺牲，不知有多少“为有牺牲”的死者未能超度，不知有多少灵魂企盼着一声地动山摇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安魂曲。　　

    有史以来，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中，仿佛永不消失地流淌着一首忧伤的《江河水》。这心曲唱到20世纪初，悲切到极点。郭沫若在《女神·湘累》中借“水鬼”歌喉如是诉说：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　　

    沫若先生在这里是企盼着某种东西的。这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愚公移山精神。正因为如此，沫若先生才会在他那看似动摇不定的一生中的大的关键选择中，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代表这种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死时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埋在20世纪中叶的移山英雄——大寨人——的土地上。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所受的地缘环境压力太大和生产力水平的历史性限制，中华民族本（大地之本）有的愚公精神，虽曾一度闪现过，但后来，却像孙行者被压在五行山下样地被地缘和历史的种种因缘给压住了，只能曲曲折折、变换形态地表现着自己，保存着自己，以待利于自己全面展露的新的大事因缘亦即那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大神咒把自己唤起。　　

    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愚公精神，当在大禹治水之后出现，因为大水患相对缓解的直接后果，是在原来水患严重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区生出就近引水灌溉的农业经济，此时，突出的矛盾由原来的“流水”变为“高山”，先民们发现要在华夏这块土地上根本站稳脚，就得把高山治理好。但是，应该说，这种“治山型”的愚公精神，只是愚公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正如中国的“流水”是从“高山”猛冲下来造成危害一样，治水者与治山（移山）者的事业在根本处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愚公精神其实早在大禹治水的壮举中就显示着了。　　

    大禹，这位华夏第一王朝的开启者，是社会型的帝王，更是自然型的华夏第一位著名于世的愚公。《韩非子·五蠹》形容作为最高权势者的他：“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若于此矣”。　　

    大禹之时，当有诸多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治水英雄；之后至春秋战国，亦当有诸多继承其事业的英雄。但这些英雄，因上古时代的人们觉得他们的事业太自然了，用不着“书之竹帛”，所以大多湮没无闻，留下的是西门豹、李冰父子等少数几个英雄的名字。　　

    大禹之后，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华夏先民对治山问题关注起来了，“愚公移山”那寓言，当在此背景下产生。但是，治山所需的人力财力，毕竟太巨大了，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担当不起的。因此，寓言《愚公移山》的形成年代，应该同时也是华夏先民渐渐在大山面前感到挫败的年代。再后来，随着在大山面前的逐步退缩，华夏先民们渐渐变得保守软弱起来，只得把精力用在大禹及其后代的治水英雄们治好的宜于就近引水灌溉的土地的争夺上去。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盯着这些土地的争霸战争开始了。与此同时，愚公精神也发生了变形：此时的愚公精神，更多地显示出社会层面的内容。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墨子。　　

    古今儒家论者，大多以为墨子“义”得过分。但是，应该理解，以墨子那种不畏任何艰难困苦、求实到家的精神，假如不是地缘和时代的限制，要是生在20世纪的今天，墨子一定不会把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社会性的“义”方面，而会用在愚公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治山治水、改造自然的事业上。　　

战国之时，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原来开垦不了的土质坚硬的某些平地和半山区得到了开垦，愚公精神又闪现了一阵光彩。在理论上，它表现为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当时的人们普遍觉得，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再次有番大作为；在实践上，它集中体现在秦始皇一生的事业上。可以说，在秦始皇在位的短短37年中，中华民族在自己国土改造事业中所挖掘的土石方总量，不在以往几千年的总和之下。秦始皇一生操劳，常年奔波于国家的统一开发建设事业，很少享受个性修养意义上的休息，至死方休。从这点上看，算得上是大禹之后又一人。如果说他的事业是失败了的话，那么，根本说来，打败他的，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中国的大山大水。在这个对象面前，他所凭借的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巧力以及几千万农业人口，无论主观气魄如何大，力量还是显得太小太小。　　

    秦始皇之后，无人再敢提自然改造（隋炀帝也许是个例外），愚公精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挫败。然而，挫败并不等于消失，因为此山此土在，此神必不灭。　　

那么，从秦王朝灭亡至20世纪初，长达两千来年的时间中，愚公精神又转化、隐蔽、保存到那里去了呢？　　

答曰：它主要转化为大乘佛教精神，在大乘佛教的形式中隐蔽保存着。甚至可以说：侠肝义胆、以艰苦奋斗为荣的墨家巨子们，在东汉以来的两千来年中，从未绝种，而是在那时以来新的社会环境中，转到东汉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门下，“转世”为后来大乘佛教中的诸高僧大德。　　

    大乘佛教的地缘根基，历来以大山为大本营（时至20世纪，世界佛教的中心，正在信奉大乘佛教最虔诚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的西藏）。大乘佛教的寺庙，大多建在中国最高大险峻的山峰和山区高原上。大乘佛教的高僧大德，历来具有不畏任何艰难困苦、最能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大乘佛教高僧大德心中，千古不灭地存在着一种情系大山的“大山情结”。　　

    大乘佛教大山情结的“信物”，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可见，这就是广泛分布着的以一座石山或山崖为坯料的石刻、石窟等人文景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大同石窟、洛阳石窟、乐山大佛、泰山经石峪等等，不过是这类人文景观的星星点点。　　

    本文作者第一次见到这类景观，是在几近三十年前的昆明西山龙门。当时的感觉是：简直不可思议！世界上竟会有这么一些人，把自己一生精力乃至全部生命用在这种没有目的、没有止境、没有多大用处、也没有谁人来摧逼自己、奖赏自己的艰苦工程中；他们似乎那儿也不去，一批人死了，又有一批人接上，父亲死了，儿子接上，就这么一年年地凿着山崖。作者当时抱着初到省城的年青人特有的想法，认为人生来是要去闯荡世界的，这些被阴沉沉的石头把心栓住和阴森森的石洞把身笼住的和尚、工匠们，他们价值观，与此格格不入，简直不叫人！他们的行为，与蚂蚁打洞毫无二致。另一方面，又觉得其中有某种命运般的大力量，不仅左右着这些和尚工匠，而且也威逼左右着我，令我恐惧，我只想逃避。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仿佛存在于远方地平线之外的那些虚幻目标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破碎，作者的价值观，与和尚们的价值观，在一个方面发生了衔接和共鸣，这就是：知止即行，只有立足于脚下根基，一锤一锤敲打出来、一步一步完成的东西，才有广泛的普遍性和经久的延续性，才有最高的价值。　　

    当然，和尚们的凿山崖，并不是预先有了这种价值观才这么干的，他们这么干，是为一种不能排解、也用不着去排解的大山情结所规定，自觉不自觉就这么干了的。他们在这种不计工时、不计报酬、不计功用的劳作中，把自己由大山缘成的情思一缕缕一痕痕地结刻在这些大山上，因为他们是大山的儿女啊！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排解自己那种山象般的心理郁结和显示自己本来的大山品性。　　

    所谓“大山情结”，本质上是一种爱山对它又有所要求、离不开它又想改造它的执着与坚持。秦始皇之后，在改造大山的事业中受到大挫败的愚公们，除了以和尚凿大山的方式来显示、排遣、证明、保持自己的大山情结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反过来说，在和尚凿大山的“痴傻”行为中，不是可以看到寓言《愚公移山》中那个“年且九　十”　，挖山不止的愚公形象吗？　　

高尔基在随笔《文学写照》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有一天托尔斯泰当着我称赞契诃夫的一篇小说，我相信，就是那篇《宝贝儿》吧。他说：“这跟一位贞洁的姑娘编织出来的花边一样。古时候这种织花边的女工，她们是些‘老姑娘’。她们一生编织花边，把她们所有的幸福的梦想全织在花纹上面。她们用花纹、图样来幻想她们所爱的一切；她们的全部纯洁而渺茫的爱情，她们就把它完全织进花边里面”。托尔斯泰非常感动地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在古代，贞洁纯情的妇女们把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织在布上，贞洁纯情的和尚们，则以中国男人的方式，把自己的理想幸福“织”在大山上。——这是“历尽苦难痴情不改”的古代愚公们某种特殊光大的“转世”之“业”啊！　　

三、长征的意义和评说“千秋功罪”的毛泽东　　

    19世纪后半期，在鸦片战争的余烟中，本质上是用来改变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在欧洲那温室一般的地缘环境中培养出来并且茁壮成长的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这种传入，起先中国人是被动接受的，但到了20世纪的五四运动前后，就变成主动的“拿来主义”了。　　

    受五四运动影响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诞生，被称为“开天劈地”的一件大事。这种评价的真理性，恐怕只有生在这方土地的中国人才能深刻领会。　　

    然而，在中共历史上，　1921年7月23日　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房间召开的那次会议，其实是很平常的，类似规模的会议，古今中外的政党团体不知开过多少次，假如没有中共后来的成功，这次会议就会如同大海中的一个泡沫，很快消失得无影无综，没有谁人还会记得它。在中共历史上，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不是这次会议，而是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长征途中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在中国西南山区遵义召开的那次会议。　　

    长征是平凡的，因为它不是哪个天才人物想入非非的结果。然而，长征又是一件“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未有过的人类壮举。二万五千里，从中南而东南，从东南而西南，从西南而西北，所经地区，都是汇集着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最激涌的河流、最复杂多变的气候的地区。当然，类似的经历，唐代的黄巢农民军也许有过，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也有过；但是，在社会的层面上，黄巢的农民军，面对的是一个气数将尽的对手，成吉思汗的军队，有一个极为强大的北方政权和根据地作自己方方面面的依托，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除了依靠自己的科学唯物主义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念外，几乎一无所凭，它的政治对手的强大，是黄巢和成吉思汗的对手不能比的。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无论黄巢农民军还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因为缺乏一种在近现代的人类历史上才出现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因而不可能有一双功利尤其是审美的眼睛并用它来观赏对待所经之地的大山大水大自然，这样，他们的经历，就不具史诗般的功利和审美价值，对后来的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熏建，影响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则是在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在一双双功利和审美的眼睛的注视下发生的事件。长征，是最高超的人类浪漫主义精神与最踏实的人类现实主义精神结合得恰到好处的最完美的人类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史诗。与它相比，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不过是儿童的游戏，它们虽然也许更有情趣，但在激活人类最远古的自然情怀方面，在打动人类最深刻的道德情怀并因此而摧人泪下方面，它们是无法与长征这部史诗相比的。　　

    还是《易经·屯第三》那句彖辞：“屯：刚柔相交而难生”——在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自然改造的需要的结合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在这样的阴阳结合、刚柔相交的过程中，体现这种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遭受的险恶万分的艰难困苦，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动乎险中，大亨贞”——也正是在这种险恶万分的艰难困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决心，把自己科学的唯物主义信念如种子一般地播撒在中国的万水千山中，从此，沉睡了千百万年的这些山水苏醒了，隐蔽在这些山水中、阴伏了几千年的愚公精神仿佛听到了它所企盼的那声大神咒，被唤醒了。当然，唤醒愚公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就是愚公。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政治上的坚强稳固的领导地位和道德上无与伦比的威望，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奠定的。在它的政治对手——帝国主义和围剿它的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和中国的执政舞台以后，它所召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唯物主义科学信念，更是成为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支柱。长征，不仅具有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层面内容，尤其具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关系、经济关系层面内容。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层面说，是一把直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利剑，在它的进击下，帝国主义和中国不合时宜地宜的政治上层建筑被扫除了；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说，它是一副划开中国万水千山的犁和把唯物主义的科学种子撒在这些被划开的土地上的播种机这些种子后来就生了根、发了芽、结了果。通过长征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向被征服、被压迫、历来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反抗的态度对待征服他、压迫他的人（统治者）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贫穷落后的人们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知音，是与他们共患难的“阶级兄弟”，是一股值得他们信任的有着远大前程的新生力量，是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地盼了千万年的“救星”、“菩萨”，这些救星菩萨和他们一样，是大山的儿女。通过长征的壮举，中国共产党人“四体不言而喻”地告诉了全中国全世界：既然中国共产党有本领战胜长征中的种种千难万险，那么，他们同样就会有本领带领中国人民把中国的山山水水改造好、建设好。通过足迹深入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在由五十几个民族组成的中华大家庭中赢得了前人未曾赢取过的民心。如果说欧洲人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外在的物质手段方面不分种族、地区地把全人类联系了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则在内在的心灵方面不分种族、地区地把全人类联系了起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的遭遇、经历、感受、体验、信念，在第四纪的寒冷气候中进化发展起来的人类，只要他的寒性智慧种因和道德种子不灭，谁能不受感动？谁人不能理解？谁人能不表感佩呢？　　

遵义会议之后，随着红军足迹朝着有着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的中国西部地区的深入，毛泽东，这位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党和红军的最高领袖统帅舵手，这位“法自然”的中华大地生出的“真命天子”，这位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直觉地悟出“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真理的独步古今的时空巨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社会自古及今所有问题的地缘答案看得更清楚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自然改造事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社会改造中具有的价值和所能发挥的作用，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并抱有坚定的信心，差不多已经说出这样一条大真理：人类的不平等源于自然的不平等，自然的不平等源于地球表面有些地方地势高，有些地方地势低，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冷，有些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有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有些人霸占的自然资源过多，有些人拥有的自然资源过少；因此，要消除人类的不平等，除生产资料（资源）的合理分配外，最根本的，要发展生产力，改造大自然。当然，这一真理，长征中的毛泽东，是用一种浪漫主义的诗词语言讲出来的，在长征途中完成的《念奴娇·昆仑》中他写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春色。战罢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光大的愚公精神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擘摇。　　

    不愧大山的儿女，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地坚持履行着自己在天地人心自然历史前发下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大誓愿，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着，使古代的愚公精神，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　　

     ——1951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期尚未结束和抗美援朝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等不利条件下，毛泽东却为淮河流域水灾寝食难安，毅然决定：“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50年代初，毛泽东题词：“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历家寨是一个好例。”　　

     ——1963年，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　　

     ——1964年，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1969年，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之前，还有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有一系列的题词、号召，总着眼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一长远大计，它与中华民族隐忍着的千古愿望阴阳合和，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愚公们，向大山大水开战：　　

     ——1958年大跃进中，中国农民发自心底地喊出了几千年来一直想喊但不敢喊的如是声音：　　

                        要叫高山低头，要叫河水让路。　　

                   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　　

     ——铁人王进喜，在大庆油田的开发过程中，发出誓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并有诗曰：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力量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六七十年代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农民“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事迹，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六七十年代的河南林县人，用简陋的工具，在岩石叠成的太行山上修起大小渠道数千公里的“红旗渠”。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成昆铁路建设者，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在“要叫机器飞过山哟！嗨咗嗨咗”的四川号子声中，蚂蚁啃骨头地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它之所以举世闻名，是因为其地质条件之复杂至少是世界其它同期铁路所不能比的）。　　

     ——1960年代初的大寨人，在陈永贵这位中国农民引以为骄傲的村支书的带领下“三战狼窝掌”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　　

建国以后，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阳刚风气感染下，一切“后庭花”、“雨霖霖”之类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战士加诗人的郭小川，他的所有诗歌，都在讴歌这种时代精神，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其热情之饱满，说“叹为观止”并不为过；其中任何一首的功效，要在当今某些专门生产“壮阳药”的厂家一年的产品之上。在《投入火热的斗争》中，郭小川对青年发出如是呼吁：　　

我们伟大的祖国，它无比壮丽，但又困难重重啊！　　

它的土地上的每一块沙石，都在跃动；　　

它每时每刻都在召入你们投入火热的斗争。　　

命运把你们的未来早已安排：　　

不驯的长江，将因你们的奋斗而绝对服从国务院的命令；　　

混浊的黄河，将因你们的双手变得澄清；　　

北京的春天，将因你们的号令停止了黄沙的飞腾；　　

大西北的黄土高原，将因你们的劳动变得和江南一样遍地春风。　　

记住吧：祖国需求于你们的，比任何时候都多；　　

你们贡献给它的越多，你们的生活也越光辉、越广阔！ （注：原诗为“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阶梯诗”）                                                                                                            　　

    毛泽东去世后，1980年代以来，国家建设重点由内地向沿海倾斜。在积极的改革开放建设中，消极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风气也抬了头。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作攀比的风气影响下，许多青年人不再以艰苦奋斗为荣，而是以享乐消费赶时髦为荣。曾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称呼上变为“布尔乔亚趣味”，孔雀一样堂而皇之地到处显耀自己那些轻飘的热带羽毛。此时的愚公们，很像徐悲鸿那幅“乙亥端午午时写于成都”的钟馗画：那钟馗，被诸如“科学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鬼，你这职业，纯属多余；你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假如没有你这类由‘民族劣根性’生出的纯属虚构的‘观念’、‘文化’，中国人何曾会是现在这样”等摩登时髦理论说得一无是处，一副难以在这些时髦理论家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和职业开口辩护的苦涩样；但是，一听到鬼叫声，注意力就本能地集中起来，——但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在猫腰提刀的同时，幽郁深沉有些浑浊的目光向这些被鬼叫声吓得半死的时髦理论家们斜射出有力的一瞥，然后蹑手蹑脚地朝着鬼叫处摸去：照样一副天使般不辱使命忠于职守的打鬼行家派头。——同样，1980年代以来的愚公们，其存在价值虽被某些时髦理论家们贬得一文不值，其光彩虽被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生出的这样星那样星盖住，但他们的“移山”业绩，一如五六七十年代；他们那份千古难灭的治山治水痴情，并非几阵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时髦萎靡风气所能蒙蔽；他们的阳刚之气，并非几个在五光十色的舞台舞厅中手舞足蹈、大呼小叫的浮嚣小生所能压倒。当然，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风气干扰下，他们的心头，也增添了几分沉重。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事迹才更令人感佩，才真正地显示了它那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重的崇高”美。比如《中国青年报》　1994年11月22日　1版报道的“新疆乌鲁木齐县七道湾乡卡子湾村的一位农民，一位已被人们淡忘，至今仍留居在这里的最后一位老三届知青”、名叫孙学敏的女子，她及她全家那种“痴心不改欲罢难休，人生无悔情系荒丘”的事迹，是天地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掉泪的。而类似的人物事迹，在当今的中国这方土地上，像天上的星星，难以数清。　　

鸡肋般的中国地缘条件，缘成中国人的“鸡肋情结”。鸡肋情结有两面，一面是“河曲智叟”们的小聪明，另一面是“北山愚公”们的大智慧。秦汉以来，因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改造中国中西部的大山大漠，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方方面面取文明优势的，就只能是河曲智叟们，他们占据着中国最富庶、风水最好的河曲地区，对河曲上游大山中生出的愚公精神，是难理解的，甚至“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山区这么难在，为什么不搬家呢？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河曲智叟的后人们还在某次国际华人大学生辩论演讲比赛中，煞有介事地主张：愚公不应搬山，而应搬家。这真是“汝心之固，固不可彻”啊！然而，这种经济上、文化上“河曲”控扼“北山”、“智叟”凌驾“愚公”的封建地缘历史格局，在20世纪，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和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改变。早在鸦片战争前，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报春燕子龚自珍，就预感到了这种划时代的转变，他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无独有偶，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这种农民觉醒的万有引力，也许会把人类事务的中心从遥远而无人知晓的海岛地区移到……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某个地方”。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看，龚自珍说的“山民”，汤因比说的“农民”，指的都是生活于中国中西部和欧亚大陆核心地带大山区的人民，他们将起来，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辅助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做出一番新的文明伟业来。　　

中华民族的鸡肋情结需要解结。为此，需要“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意志，需要对“吃得草根，百事可为”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的坚定持守，需要“打掉牙齿和血吞”的硬骨头精神。如此，古来中国圣贤们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世”才有客观的依据和实现的手段途径。不这样，模仿什么“贵族派头”、“白领气味”、“欧美感觉”、什么“逍遥”、“潇洒”、“消费主义”、什么“中产阶级的形成”，如此等等，只是穷措大作富贵诗，叫花子穿绸裙，必见笑于大方之家，用不了多久，必受中国这方土地严峻的自然环境的惩罚！                                                                                                               　　

愚公精神，与中国山河同在。　　

（本文摘自2001年完稿的《中国之命运》并作了些删改。基调是乐观的，现在写来，可能就要沉重多了。但无论如何，这基调在“中国之命运”中，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