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理论思考

《学海》2007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依附论者便对导致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悬殊形成与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很有特色的分析和研究。60年代，一些依附伦者又以拉美地区的具体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70年代以后，依附论者已不再满足于仅以拉美地区的资料来说明问题，而是从整个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亚洲、非洲殖民地的资料来进一步阐明他们的观点，并对南北经济关系存在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推动现代化理论和殖民主义史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依附理论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欠发达

　　作为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附理论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观点和看法对我们更好地从事现代化理论和殖民主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对依附理论进行了一些评介，但仍缺少一个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在依附理论所认为的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方）经济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认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依附理论新的发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了解依附理论的研究价值，本文根据近几年所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就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的理论思考做了系统的阐述和探讨，力图在加深人们对依附理论有进一步把握的同时，为推动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
　　就南北经济关系而言，依附论者持明显的悲观态度。从整体上讲，依附论者都认为：从16世纪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以来，“南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与“北方”的宗主国之间所进行的经济交往中，很少获得积极的经济效益。“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发达，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为代价。这些国家的经济剩余已经被剥削去了。”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南亚、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广大非洲国家和地区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但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变。相反，它们的贫困程度和对北方国家的依赖却是有增无减。在依附论者看来，“只要它们仍受西方经济帝国主义（也即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它们的贫困就将持续下去。”②这主要是因为“殖民帝国只是把统治权移交给他们所统治的土著仆从，也就是经常被称为‘买办’的那些人。他们虽然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事实上仍效力于他们的海外主子。因此，非殖民化后，殖民地的经济虽在短期之内有所起色，但很快就会停滞不前。殖民地贫困依旧，债务缠身，人们对‘土著精英’普遍不满。只有通过一场革命，使殖民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脱离国际经济体系，这样才能使它摆脱‘欠发达的困境，获得真正的发展’”。③
　　一般均认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激进主义派别，依附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早期的代表人物有缪尔达尔（G.Myrdal）、巴兰（P.Baran）、普罗维什（R.Prebisch）等人。此后，弗塔多（L.Furtado）、弗兰克（A.G.Frank）、沃勒斯坦（I.Wallerstein）、艾曼纽尔（A.Eammannel）等人都为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使人们对探讨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贫富悬殊存在与扩大的原因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其主流观点认为：一是注重对外部因素的分析，强调帝国主义、国外控制势力及新殖民主义等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二是认为中心与外缘之间的经济体系有害无益，北方国家并没有因此帮助南方国家发展经济，而是凭借这种联系进行经济上的剥削。三是由于南方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的地位，它们的经济发展会更加落后。不仅达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而且会有可能走向最终的破产。
　　在西方学术界，不少人把1957年当成是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里，缪尔达尔和巴兰都分别就此问题各自出版了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其共同特色在于：他们都不认为“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由于“北方”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输出的结果，同时又都力图从新的角度来阐述“南方”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欠发达的原因。
　　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缪尔达尔在他所写的《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一书中，并没有特别地强调欧洲列强的资本输出导致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处于贫困境地的作用，而是着力描述了最早实行工业化的国家和其它国家和地区之间逐步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并运用了制度的、动态的、演进的方法，研究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贫困的原因。缪尔达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联系和影响，互为因果，呈现一种循环累积的发展态势，即一个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的相应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着原先的因素发展，这种发展关系是不均衡的。④
　　缪尔达尔还指出：假设两个地区开始时的发展水平相当，由于一个外部的冲击，使得某一地区的发展过程比另一地区快，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状态，而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力量常常倾向于促使有利的一方以牺牲另一地区为代价，来推动本地区的发展。并使不利的一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加恶劣，发展十分缓慢。结果更进一步强化了最初形成的不平等的状况。“由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技术的巨大差距，使得（北方）的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剥削欠发达的国家。例如，它们可以通过廉价的进口货摧毁殖民地的手工业；可以通过在政治上控制权，将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到宗主国；它们还可以改造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殖民地的经济部门处在外资的掌控之中，并以被人为压低的价格向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提供必需的原材料。”⑤在缪尔达尔看来，由于存在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穷国实际上很难有获得真正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除非它们通过改革权力关系，土地关系以及教育体制等，使收入趋于平等，增加广大贫困人群的消费，从而更好地吸引外资并增加储蓄，促进资本形成，……才能从低收入和贫困的循环积累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运动的过程。”⑥
　　20世纪50年代初，巴兰还基本上是个传统的马列主义者，就南北经济关系而言，他还是认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打断了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扭曲了它们的社会经济形态，并通过廉价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变成为了北方工业国家的原料基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从而使得北方工业化国家更加富裕，而南方的众多国家和地区陷入贫困的状态之中。但到1957年时，巴兰已改变了他的看法，如在当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一书中，巴兰对发达国家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悬殊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观点，以及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看法，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样的几个基本概念，即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在发展经济学形成之初，人们并未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加以严格的区别，但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演进和发展经济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便对这两个概念予以了明确的区分。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仅指产品的增加，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良性变化，具体反映在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一般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模式、教育、健康卫生、群众参与、环境生态等状况的变化。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能设想没有增长的发展，但是确实有没有发展的增长。（北方的）发达国家可能是从不发达（undevelopment）经济演变而来，但并非从欠发达经济演变而来。欠发达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亚非拉的殖民侵略扩张所造成的，是它们原有的社会经济形态被外来的商品和资本所扭曲。这是第三世界共同的经济特征，也是第三世界依附性的经济根源”。⑧
　　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巴兰认为在对亚非拉欠发达地区所进行的经济控制和掠夺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那些当地的、由外资控制的贸易公司，而北方发达国家从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资本输出中并未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事实上，许多欠发达的南方国家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吸引外资的能力大打折扣，只有很少量的来自北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入这些地区。巴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赚取的资产，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严格意义上的输出资本，大部分则是它们利用获取的利润又在当地进行再投资的结果”。⑨而这些在海外获取利润又在当地进行再投资者，便是那些由外资独占的贸易公司。它们利用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占有的优势地位和当地有产者所无法比拟的资本，凭借着本国政府和所在国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的支持，控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常常能够在不用做出太多付出的情况下，便能控制当地的经济发展。当然，首先是控制该国能够产生'经济过剩'即利润的部门，并把这些利润运往国外。”⑩这便是造成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独立后，经济上仍处于欠发达状态的主要原因。
　　同时，巴兰还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是与过剩资金的合理使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经济计划来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过剩资金的经济价值；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些资金可以按市场运行规律自由地进行投资。然而，在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和地区，本来就所剩无多的有限资金却未能充分合理的使用。除了一小部分资金还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外，大部分资金并未投入当地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从而使得贫困依然如故，经济上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欠发达的经济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究其原因，巴兰认为主要体现在这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过剩资金要么是被外资公司所攫取，要么是被当地中、上阶层和土地贵族们在购买进口奢侈品时挥霍掉了。总之，这些资金并未花到那些能够促进有自生能力的持续增长和全面整体发展的经济部门中去，结果形成经济上欠发达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由于当地需求有限，劳动生产率低下，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工资水准十分低下等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不论是外国的资本家还是本国的有产者，都缺少足够的兴趣在当地进行投资，从而缺乏促进经济增长必要条件。
　　此外，巴兰还指出：即使对这类国家中已经存在的那些经济部门而言，不管它们是属于外资公司或本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它们都具有着很大的垄断性质，都能够得到国家通过关税和其他一些措施来加以保护。这便使得国际垄断资本不必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维护一个有形的殖民帝国，以确保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堡垒，从而使这些南方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不断贫困下去的境地中。在巴兰看来，“它们只有摧毁国际的或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苏联式的国家，以确保过剩的资金得到合理与正确的使用，才能使自身从贫困之中摆脱出来”。［11］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与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使第三世界的经济存在着‘结构上’的弱点。使‘欠发达’成为一种潜在的、永久的状态”。［12］
　　二
　　巴兰的著作问世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他的论著中缺少大量的南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资料，他的理论也难免有几分空乏之感。在《增长政治经济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一些研究拉美问题的学者以及一些大量使用南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资料进行研究的理论家，在巴兰提出的“欠发达”和“依附”等观点的基础上，对南北之间经济差距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
　　拉丁美洲之所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曾作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独立之后，经济上有着一个较长时段自主发展。这一时期，拉美的某些国家和地区曾同一些欧洲移民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处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却陷入了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因此，摆在这些学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拉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又将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阿根廷的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就曾认为：在世界市场长期形成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分成为了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中心部分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所组成；外围部分包括所有从事农业和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的欠发展国家，整个世界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的基础上。”［13］
　　所谓的“二元结构”，按拉美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L.弗塔多（Furtado）的看法，即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楔子’，嵌入一个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之中，使得只有那些适应中心国家需要的部门才能得到发展，如矿山、种植园、交通系统和银行机构等，而其它经济部门和整个社会却未受影响和得到改造。“由于这个‘资本主义的楔子’对其他的经济部门没有任何影响，又由于这些拥有的‘楔子’的资本家常常将他们所获得的大部分利润都转移到了国外。结果在总体的低水准程度上，形成为一个‘混合机构’和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这一‘结构’或‘状态’的受益者们并没有兴趣对它来加以改造，从而使得这种模式日趋僵化”。［14］同时，弗塔多还指出：在拉丁美洲，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上的受益者并非只是那些外国的资本家和商人，还包括那些与他们进行合作的当地人，特别是那些土著的工厂主、政治家和大地产的所有者。这些既得利益者沆瀣一气，使得拉丁美洲“既未能抵制资本主义的影响，又未能因此过渡到更高阶层次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形成为具体的、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欠发达’状态”。［15］
　　拉丁美洲学者的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得到了许多激进主义者的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的依附论者A.G.弗兰克。1967年，弗兰克出版了研究专著《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他认为：欠发达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美洲随着欧洲人殖民扩张活动的进行，它便已经出现。“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进程，导致了欠发达的状态在那些经济利益被占有的外缘的卫星国中所产生。而占有这些利益的中心国家却在此过程中大大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这种状态还会继续存在下去”［16］。同时，他还指出：“经济上的发达与欠发达并不仅仅只是相对的，也不仅仅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它们之间既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经济结构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并随着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而发展”。［17］
　　1968年，另一位著名的依附论者桑托斯（T.Dos.Sautos）也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题为“发展理论的危机和拉丁美洲的依附问题”。［18］在桑托斯看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它的存在既不允许也不会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充分发展，而是使拉丁美洲的经济建筑在奴役性的劳动或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因此，依附实际上是南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的殖民化阶段被稳固化的结果，是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分工使得一些国家的工业得到发展，但却使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停滞不前。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即便这些增长又都是顺应与屈从中心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存在的。对于南方国家和地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经济的真正发展。因此，“它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像中国那样与资本主义世界断绝联系，走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改变其内部经济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与现代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形成对立的过程。”［19］
　　随着依附论自身演进，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以拉美的资料来说明问题，而是从整个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亚、非殖民地的资料来进一步说明他们的观点。
　　1973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内伊(P.P.Rey)就以他长期以来在刚果所收集到的资料，对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更全面的概括和阐述。内伊认为，在许多南方国家和地区，欠发达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地的社会性质相联系的。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中，封建主义之所以能过渡到资本主义，与上层封建主中的许多人不反对的态度密切相关。但在南方的国家和地区中，西欧式封建主义并不存在。当一个社会通过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之后，其结果却会加强当地统治阶级的控制力度，也加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扩张的抵制行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最为明显的结果便是阻止了他们统治之下的民众成为无产阶级的进程。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所吸收的外国资本，也主要是用于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热带产品的生产方面，而不会、也不可能用来改造本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结果使本国的经济成为死水一潭。同时，这也使得欧洲的殖民帝国在非殖民化后，也能通过与当地统治者的结盟，妥善地保护好自身的利益。因此，内伊指出：“对于一个处于依附地区的国家来说，走出死胡同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革命，砸烂当地的阶级结构，推翻资本主义，并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20］
　　三
　　在推动依附理论的深入发展方面，I.沃勒斯坦无疑是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从70年代起，他便开始发表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论著，把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也即全球分裂与南北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来研究，并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派。在他看来：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发达的中心国家、外缘国家和半外缘国家。“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心国家最早实现了工业化，并对世界其它地区形成优势的支配地位；外缘国家是那些适应中心国家需要而存在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由于中心的干预，它们不可能获得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真正的发展；半外缘国家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一些国家，它们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整个体系的形成是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也是将财富从外缘转移到中心的过程。”［21］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沃勒斯坦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即我们所指的中心、外缘和半外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因而更有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中获利也就不平等。”［22］他
　　还认为，这个世界体系一直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十六、十七世纪，它的中心区在西北欧地区，外缘虽已扩张到美洲等地，但亚洲和俄国都还处在其界限之外，半外缘区也主要是在欧洲。所以此时只能被称之为“欧洲的经济体系”，充其量可称为“大西洋经济体系”。
　　但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这个欧洲的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以及一些的周期性的震荡。不过，这个体系自身也具有着调解机制，使它能在500之久的历程中度过了多次的危机。然而，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这也必将导致它的没落。正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导言中特别所提到的那样：“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我们并非处在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23］。因此，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必然要被具有更高效率和更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新的世界体系所取代。“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将引起政治和决策层的重新整合。这将构成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24］不过，对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或者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沃勒斯坦本人也没有确切的把握。他只是笼统的认为：“当二十一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看到活动来影响其结果”。［25］
　　在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探讨南北关系的同时，另有一些学者以罗莎·罗森堡的观点为基础，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南方国家和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的原因。其代表性著作有艾曼纽尔（Arghiri Emmaunel）所写的《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阿明（Samir Amin）所写的《世界范围的积累》，以及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和欠发达》。他们虽都接受了沃勒斯坦提出的由中心、外缘和半外缘所组成的世界体系的理论，但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却是：在这类结构性的劳动分工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李嘉图提出的相对有利原则所期许的结果，反而形成了中心与外缘在经济上所形成的永久性的巨大差距?
　　在艾曼纽尔等人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与北方发达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交换”的状况。南方国家和地区为获得等价的进口货物，必须付出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例如，A国利用先进的技术生产了一台汽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1000小时，其国际市场价格为10000英镑。而在西非的B国，为生产国际市场价格为10000英镑的可可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则高达20000个小时。当A国用这辆汽车同B国交换等价的可可时，即意味着A国是用1000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换取20000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果在在此交换过程中，西非B国的19000个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被A国占有了。同时，又由于这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B国创造财富的真正来源。如果它们不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为A国所占有，那么就可以被西非的B国用来增加自身的财富。［26］因此，艾曼纽尔等人认为：“当今世界所存在的贫富悬殊并日益扩大的状况，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的交换’所造成的。于是全球因此被分为两个经济区域，即高工资、高价值的经济区域和低工资、低价值的经济区域。前者对后者的剥削，并非是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贸易的手段所达到的。结果造成了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并使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7］
　　艾曼纽尔等人还认为，这种状况对南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在短期之内是难以改变的。“发达国际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旦形成，欠发达国家很难从与发达国家所建立的经济联系中得到任何好处。它们之间的贸易并不能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财富由中心向外缘转移，而是一种永久固定这个差别、并使富国不断从穷国得到好处的方式和手段”。［28］同时，他们也像大多数依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良方就是自力更生。艾曼纽尔指出：这也有两者方式。“一是穷国放弃国际间的贸易，尽可能改为穷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或扩大内需。以便在不平等交换这一不断出血的创口上，绑上一条止血带。二是欠发达国家之间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以限制出口和实行垄断性价格（就像OPEC在1973年之后对石油实行统一协调价格）等方式，来人为地提高自身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力图改变‘不平等交换’所造成的经济后果”。［29］
　　纵观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的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独到见解：
　　首先，
　　依附论者基本上都对南北经济关系持深切的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北方的发达国家利用它们在这一体系中所占有的优势，使南方国家和地区处于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和欠发达的状况。“欠发达并不仅仅是缺少发展，而是缺少马克思所认为的西方资本主义所要体现出来的那种功能”。［30］
　　其次，
　　在中心与外缘所进行的经济联系中，由于作为外缘的南方国家和地区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所以这种经济联系不仅未能使南方国家从中受益，反而会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困境。这也正如有些依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和投资只能使穷国的发展速度减慢或停滞不前，陷入贫困和依赖他国的困境”。［31］
　　再次，
　　依附论者都认为，南方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这种依附地位和欠发达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从中受益者是北方发达的工业国家。这将使它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来换取足够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那些受到它们支持的跨国公司，更是能够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最后，
　　至于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依附论者大多认为只有切断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联系，改变本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走适合自身经济发展要求的道路，才能使南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新的依附论者已不再那么强调还要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了。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就提到，“由于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工业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外国公司的利益与依附国家的国内繁荣可以同时并存。”［32］也许，这代表着依附论者对南北经济关系的新的理论思考。
　　
　　①②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5、55页。
　　③［31］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310页。
　　④［32］韩纪江、胡星主编：《发展经济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7、69页。
　　⑤⑩［11］［12］［14］［15］［19］［20］［21］［27］［28］［29］［30］D.K.Feildhouse,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Oxford,1999, p.56, p.57,p.57,p.58,p.59,p.59,p.60,p.61,p.60,pp.64-65,p.66,p.65,p.61.
　　⑥燕晓飞：《发展经济学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⑦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1页。
　　⑧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页。
　　⑨P.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1957, p.179.
　　［13］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16］［17］A.G.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York,1969,p.3,p.8.
　　［18］该文的英文版被收于H.Bernstein等所编的《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Harmondworth,1973)。
　　［22］［23］［24］［25］伊·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6、2页。
　　［26］A.Emmannel, Unequal exchange: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 pp.367-368.

　　作者简介：高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