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颂》的缺憾

《延安颂》的缺憾　　

观《颂》剧之后，感到中心内容是讴歌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对庞杂史料的精选和艺术加工，都围绕在这一主题上，效果不错，不少老干部看后说真实。但也有不少缺憾，其中最大者，是对“西安事变”的产生：这是张学良、杨虎成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影响的结果，还是张学良自身就有抗日的思想所产生？《颂》剧给人最后造成的总印象却偏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违背了历史的真实：　　

当时的情况是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下经过了长征，于1935年10月来到陕北，实际是节节败退到陕北，在这时虽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却也元气大丧，而敌人却又调兵遣将，展开新的“围剿”，使的红军到陕北还没站住脚跟，早在直罗镇又布下新的战局，结果红军胜了，但红军并没趁胜追击敌人，而是物色人才，设法去和前来“围剿”红军的前沿部队——东北军与西北军进行密谈，因为毛泽东早做出决策，于是对前去密谈者说：　　

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以达到两败具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成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成，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成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这个决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在当时形势下，以实现西北大联合为突破口，达到联将抗日目的，等打走日寇，再建新中国。　　

这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上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被曹操围追堵杀，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所献的联吴抗曹决策很相似。　　

说它很相似，因为这两大决策都是使处在绝对劣势下的军队走上了成功之路，而且一出世，一个产生了不凡的西安事变，一个取得了世所少有的赤壁之胜。不同之处，从结局看，毛泽东的决策内容在后来全部实现，而诸葛的决策，在后来实际只实现了一半，即完成了进川建立根据地，形成三国鼎立局面，但在和曹操作战中，不但没有消灭了曹操，结果反被曹兵所灭。　　

虽然如此，由于在后人的文艺和文学作品中，如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诸葛的隆中献策的描写，首先用艺术夸张手法，写刘备三顾茅庐，以衬托这决策的不凡，以后在对各种事态的描绘中，也都围绕着这一决策展开，比如，赤壁之战前，东吴抵抗派也有主张联刘抗曹的，但在《演义》的描写中，只是当作诸葛亮实现联吴抗曹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当作决定形势的一个决策。这既突出了对刘备识人用人和诸葛亮料事如神的描写，也不失对各种人物的不同主张与斗争，及在斗争中因各自才干与个性的不同，产生着对激荡时代的不同碰撞与作用，如对周瑜的刻画，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刘备遵照诸葛亮隆中决策去直接做东吴的工作，东吴不抵抗派的气势就会加大，结果不是降敌，就是坐失战机，像周瑜这样的帅才，也就失去发挥才气的机会；同时又说明，如果没有像周瑜这样的帅才，两家联合了也难取胜。但取胜之后，刘备的势力得以保留和发展，这个发展，迟早又会代曹操成为东吴的强敌，成了前门打狼,后门进虎的局面,面对这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现实，在作者笔下，既把周瑜刻画的英才盖世，生龙活虎，成为赤壁胜利的关键人，又刻画出周瑜不容诸葛亮，一心要置诸葛亮于死地却又始终实现不了的痛苦心情。因为他最怕保留和发展刘备的力量，可自己所做的事恰正好是起着这作用。这虽是周瑜最不愿做的事，但结局又不能不这样做。这既突出了周瑜对东吴的大忠，并在此基础上显的更加英俊，却又衬托出诸葛亮的不凡。既写出赤壁鏖战的激烈，又不是把赤壁只当作一次由少胜多的名战役来写，而是把它当作诸葛亮实现决策的一个奇峰来写，尽管当时正面的主战场是东吴抗着，但他们再勇敢，再威武，再神计妙算，也都成了诸葛亮棋盘上的车、马、炮，成为诸葛亮实现决策的具体执行者，这不仅使故事的发展更加起伏跌荡，余味无穷，而且突出了诸葛亮对全局的贡献，使的赤壁的胜利，成了在诸葛亮领导下的胜利。因为在《三国演义》中突出着这一点，就使的人们对三国的看法,像井下观天跃到井上观天一样，造成人的视野顿开，感受不凡，正因如此，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像赤壁这样由少胜多的名战役，可是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只有亦壁之战能成为千古称颂不衰的故事，看来奥妙就出在这里。这既不失历史的真实，又显出了艺术的高超和力量，使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高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而《颂》剧在这方面就差了：　　

第一,对毛泽东在陕北的决策，不仅没有像《演义》那样有“三顾柔庐”的艺术烘托，而且根本没有提及，这就像《演义》不写隆中决策，只写联吴抗曹，写的再好，也只能是一次由少胜多的成功战役一样，同时对诸葛这个能驾驭时代发展的人物的刻画，也就会大为减色：如果再把东吴一些人的联刘抗曹主张的分量加重一点，足智多谋的诸葛形象，就会再—次大减。若真是这样，后人再提到赤壁之战，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谈的津津有味了。　　

第二，《颂》剧中出观了中共与张学良的“反蒋抗日”与‘‘逼蒋抗日”之争，像是说西安事变的产生，是张学良的“逼蒋抗日”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受共产党影响和中共对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这就不像《演义》中把东吴联刘抗曹的主张,当作诸葛亮实现决策的条件来写那样高了，既破坏了对人物个性的丰满刻画，也不符历史事实。　　

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在直罗镇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战争一结束，也是在这11月，毛泽东当即就做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才有全国大联合的决策，并开始实践，派特使设法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去联系。还是在这11月，张浩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战线政策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内容，于是在这11月的28日，毛泽东又为红军起草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接着到了12月，中共在瓦窑堡正式召开会义，把毛泽东的西北大决策内容正式在全党确定下来，叫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在这12月，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见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李杜，开始郑重要李杜帮他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西北决策对东北军的分析推断的完全正确。在行动上，当李杜电告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时，中共派出的特使却已和张学良见过了面。而且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也是为落实西北决策的精神)，紧接着在1936年1月，对围困在甘泉城内70余日一千余人的东北军，当时他们已经粮草奇缺，把马匹都杀光吃光了，毛泽东教下令停止攻击，并烧水送饭，让开大路，列队两旁，唱着歌进行欢送，这行动感动的他们都热泪盈眶，当即就发誓再不来打红军，后来毛泽东又亲手与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写信说；“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们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正是经过这样的种种努力，在事实上也就使的东北军、西北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起初因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全力剿共，这实际就由他“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蒋介石就成了这营垒的代表人物，不反对他，就会助长国内的卖国气焰，所以在毛泽东起草和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及召开瓦窑堡会义时，提出的口号是联合—切反蒋抗日力量，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上中共反蒋抗日力量的促使，就使的国民党中的亲英美派开始和中共接触，于是到1936年1月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2月起，正式决定改变反蒋抗日的策略方针，把重点放到“逼蒋抗日”上，所以到7月分时，中共代表刘鼎从张学良那里回来后说张学良说：　　

“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起干。……”　　

毛泽东听了这汇报对刘鼎说：“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浪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口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我们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承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丢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逼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绝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要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当中共代表刘鼎向张学良汇报这内容时，还没等刘鼎说完，张就连声说：“对!对!懂了。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的幡然省悟。”进而又像发誓似地表态说：“既然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要我这么办，我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l，“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的，而《颂》剧中说是由张学良提出的，若真是张学良提出，他就不会说拉一部分人马出来和红军一起干，他既这样说，就说明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共产党所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思想上，而毛泽东不同意他这样做，说明共产党已在为实现“逼蒋抗日”而努力。所以“逼蒋抗日”不会是张学良提出。　　

2，如果“逼蒋抗日”是张学良提出的，毛泽东对刘鼎的指示，就会从肯定张的这个主张谈起，而不会只说这是南京政府转变而使共产党将政策的重心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毛泽东既然只这样说，就说明张学良当时还没有这个思想，正因为这样，才教刘鼎做张学良工作：“不要和蒋介石闹翻……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显然这就是要使张学良的思想和行为也能上升到“逼蒋抗日”上来，而且也告诉他，能做到这一步，没有更大的斗争是不能实现的。而且这个更大的斗争，目的是逼蒋抗日，不再是反蒋抗日的行为。后来张学良能做出西安事变的不凡之举，既是张学良受毛泽东这思想影响的产物，也是对毛泽东这思想的一大验证。这一切事实，都在证明着，这逼蒋抗日的思想，不可能由张学良提出。　　

3，张学良拉一部分人马和红军一起干，说明中共和东北军的联合基本实观，下—步就是要实现全国大联合的问题了。然而怎样实现?毛泽东把希望寄在张学良身上,教他不要和蒋介石“闹翻”，就是因为闹翻了不利于由他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按毛泽东的先实现西北大联合，再实现全国大联合的战略部署在向前扎实迈进。　　

4，毛泽东对张学良是信任的，正因为是这样，才使张学良产生了“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的思想，也才有了“逼蒋抗日”的勇气，说明他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即“逼蒋抗日”的行为，正是受共产党影响的结果。　　

5，同时也说明，正因为他和蒋介石交情很深，所以蒋介石才不特加防范，敢来西安，亲督剿共。毛泽东也看到他们的这层关系，才把实现“逼蒋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　　

6，就个人交情来说，张学良和蒋介石比和毛泽东深厚得多，但从国家和民族大义考虑，正义在共产党一边，不在蒋介石—边，所以在蒋介石督他剿共的紧要关头，张学良能断然站在正义—边，做出大义灭亲的决定，发动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这也正是张学良所独有的超凡入圣之举和对历史做出卓越贡献的表现。毛泽东能选准这样的人来完成“逼蒋抗日”的任务，又正是毛泽东慧眼独具之处。　　

以上六点说明，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品质和才干确实功不可没，没了这一切，就没了西安事变，也就没了能使共产党很快出现转危为安的局面；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张学良的品质和才干不凡的表现和对这历史的作用，却又正是毛泽东西北决策的结果，没了毛泽东的西北决策和对张学良的影响，张学良同样不会发动西安事变。但不能为了加大对张学良历史功绩和英雄气概的描写，就把“逼蒋抗日”说成是出自张学良之口，这和《三国演义》相比，《三国演义》紧紧围绕隆中决策处理人物，就把驾驭三国局势的形成与发展，自然落在了诸葛亮身上，而《颂》这个效果就差劲了，这不能不说是《颂》剧的一大缺憾。　　

不过在历史上，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经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也以《三国演义》为例，成书前，早有评书传世，而《三国演义》作者也正是吸取了前人的有关精华，才写出了像《演义》这样伟大的巨著，而《颂》剧却正起着为更好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开了个很好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