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说书店
清初,北京的书店集中在广安门慈仁寺(报国寺)附近。每逢进香的日子,这里更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据史料载,那时候的大学问家如顾炎武,朱彝尊也常去,后来迁往厂甸。乾隆年间,厂甸已经初步形成了“书店(文化)一条街”,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我在30岁以前,因为常常是囊中羞涩,都是在沿街的“古旧书店”或者“地摊”上淘书;只要十几元钱一套的金装《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也买不起,因为,如果买了,肚子就会提抗议;于是,只好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办事:先解决温饱,再图发展;此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宛如昨日。那时候买书基本上是几分钱至1--2角钱一本;三五毛钱就可以买一部几十万言的名著大部头了。90年代,出差上海是,还地摊花二元钱淘到一本任祖镛先生编撰的《板桥对联》,书中附有郑板桥的多幅影印字画书法作品,回到宾馆,即刻在扉页上写下一路上心拟的一副对联:“商市沉浮撒千金得小惠 书海漫游付一文取大雅”,足见喜爱之至。
在中国,书店作为公共文化的一个场所(基础设施)时间并不久远,严格的说,应该是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因为过去的书店并不是为大众开放的。过去书店和老板是为了自己谋生,只为一小部分人服务;新中国后,书店是为大众服务,是一种社会文化服务工作,并统一都叫“新华书店”,由毛泽东题字,各个城市都有,保持至今。过去的新华书店,都设在城市中心区;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都被挪到非中心区去了;城市中心区都被一些赚钱的商业行业和金融业霸占了,书店在地理位置上已然退居二线了。当然,一些私营的书店(包括电子音像--数码读物)却与时俱进的挤进了城市的闹市中心区,读者群也不主要是知识分子,而是中小学生和刚刚踏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打工仔”们。现在的书店,传统的名著、经典鲜见了,绝大多数是对年轻人工作、求职、社交、发财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时尚书刊。首先是求新求异,能不能起作用,其多大作用倒是在其次。
市场经济以后,许多人把自己不再需要的“藏书”论kg在社会上交易;虽然有损斯文,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好处----进行文化交流。我一直很少在书店买新书,因为比较贵;喜欢在私家旧书店和地摊上淘书,往往比收藏古董字画“捡漏”的几率大许多。自从有了网络,读书更加方便;一来省钱;二来查资料省时便捷许多。钱可以集中起来淘购那些自己需要,而又难得在一般的书店里得到的书籍。
说到书店,北京西单的图书大厦和比较的书市都是会跟有名的。说到书店的上线出版业,辽宁出版集团在中国是首家政企脱钩的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地方出版业的佼佼者。中国的图书在世界的份额也得到很大的飙升;至于读书,有一个不容忽视,也不必讳言的事实,每年中国图书的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图书质量堪忧---不是印刷、装帧质量,而是“内容--社会效益”方面的质量,内容质量之精品被数量淹没了,盗版图书及市场也很厉害!各种书刊林林总总,琳琅满目,鱼龙混杂,真正可心的书实在是不多的。当下出现了一种论kg卖的图书市场,就销售而言无可厚非,但就图书质量而论,不禁让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出版业最时髦的口号是什么,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口号:“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好”中一定会蕴藏着“多”,,“好”是“多”的孵化器,这个辩证法一定是能够成立的。
现在,也仍然有偶尔去书店逛逛的习惯。年轻人多:有买书的,有找书的,有不想买或者买不起,蹲在书架边看书的;有的书店还专门设置有“迷你型阅览室”;年初,杭州图书馆发布允许“乞丐”前往阅览新举措,我曾有专文赞扬他们这种文化传播之人性化、包容性之壮举!中国从农耕时代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都在于实现“耕者有其田”;进入21世纪的知识、信息、经济时代,实现“读者有其室”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最高目标之一!
书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电影院、居民小区自发的文化学习娱乐团队,是一条全民文化学习的生态链;应当互相沟通,交流;各级政府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应当对大众文化建设进行引导、指导、帮助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网络;这对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不亚于各级学校。这,就是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一翼!
当今中国,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被老年人合法的占领了;要想建设文化强国,应当让年轻人也占领应该大幅,那就是大的学校,星罗棋布的公共图书阅览室。为此,我建议,各类文化书刊应当降价!出版业只能是一种“微利行业”,尤其是面对青少年学习、求知用书!这方面,国家要投入、要补贴,不能一刀切让出版业都搞什么市场化。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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