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的教训

孟买的教训

中新网12月1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11月30日发表社论《曼谷与孟买的教训》指出，很难想象，两个在亚洲最繁华排行榜名列前茅的城市，曼谷与孟买，仅仅在过去一周内，就迅速沦落为观光客急于逃出的城市，成为投资顾问近期全面看空的城市，甚至也成为所有政治风险机构在近期内持续看坏的城市。当现今世界多数城市，都在为全球性的萧条埋头拚经济之际，这两个城市却还陷入政治动乱，等于是搬石砸脚，所提供的残酷教训也极其简单易懂：永远别低估政治风险对一国政治竞争力的破坏。

社论摘录如下：

发生在泰国的这场政治动乱，其实已经延续了几个月，它的形态颠覆了不少我们以往对泰国政治的刻板印象，譬如这回军人就几乎都隐身幕后未见介入，泰皇迄今为止也未见表态，而在街头上各以黄衫与红衫对立的两派民众，更是摆明着“有你无我”的态势。自八月下旬以来包括电视台、教育部、运输部、农业部、财政部甚至总理府等都被民众先后占领过，曼谷市区数个道路经常陷入瘫痪，这星期所进行的“最后战争”，群众不惜占领国际机场，造成数千旅客滞留机场进退不得，终至酿成全球性的事件。

这场冲突截至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要退让的迹象，但却已经很有效率的造成了对泰国经济的致命性摧毁。特别是观光与进出口相关产业，先前已经遭到全球金融海啸的拖累，如今再受到这波政治动乱的冲击，已经让泰铢跌到近二十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泰股更是急速下跌，根据官方非正式的统计，如果当下的抗争持续无法收场，泰国最起码将蒙受近三十亿美元的损失，最直接的就是以观光为核心的旅游业，譬如将近一百六十万的游客取消酒店预订，就凭空损失六百亿泰铢，乘客取消机票的损失就达两百亿泰铢；商务部的估计也同样惊人，曼谷机场每关闭一天，泰国就损失八千五百万美元的贸易额。可以这么说，泰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确定将因此风暴而大幅下修。

至于印度这次所遭遇的连环恐怖攻击，已经被媒体形容是“印度的九一一”。多达十六、七起的袭击，已经造成一百多人死亡，九百多人被送往医院，伤亡人数总计超过千人。最受到瞩目的是，这次的恐怖袭击是刻意选择欧美人士与印度政府人员为对象，而且地点更是特别指向全球知名的泰姬玛哈酒店与奥拜罗酒店，等于就是刻意要引发全球的关注。

可想而知，这桩恐怖袭击事件对印度经济的冲击。今年以来印度的经济已经陷入罕见的窘境，孟买Sensex股票指数自一月以来已经下跌了66%，同时期印度卢比对美元贬了15%，是今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之一。如今再遭遇这桩恐怖袭击，不仅立即造成二十七日当天股市紧急休市，货币、外汇与债券市场也都停止交易，其所衍生的效应非常严重。先不谈观光业，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暂时取消了商务行程，甚至直接关闭在当地的办事处。在这些冲击之下，印度今年经济表现的各项数据，可预见将会比去年更难看。

要知道，泰国长久以来就被视为东南亚中政情最稳定、最适合投资的新兴市场，福特与丰田汽车都选择在当地设厂，已成为东南亚的生产基地，仅去年就获得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之往年可谓是大幅成长，绵长的海岸线一年就可吸引一百五十万的观光客，这次被占领的机场，九月间才落成启用，由于在区域转运上的枢纽角色，被视为将引领泰国航空运输业迈入新纪元，如今这一切梦想都暂时终止了。同样的，做为印度的第二大城，孟买一直有“经济首都”之称，不论其工业、金融、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相当发达，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如美林证券、摩根史丹利、汇丰银行等在印度的分支机构都设在这里，印度最大的影城“宝莱坞”亦设在这里，著名专栏作家佛里曼所撰写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一开头取材的例证正是孟买，如今显见佛里曼确实见到了印度孟买的“机会”，却低估了这同一座城市里的“风险”。

曼谷与孟买，甚至今年上半年之前还是许多专家眼里的希望之都，如今都沦为风险之境，主政者能不戒慎恐惧吗？

孟买事件是印度的一场内战

作者：庄礼伟

　　先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级别。多个地点的火力持久对撼，连孟买的反恐部队司令都阵亡，这至少算得上是一起公开的武装冲突了。

　　再说这起事件的冲突双方。从袭击者的公开声明来看，他们属于印度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声称对孟买恐怖袭击负责的“德干圣战军”来自印度的海得拉巴，那是一座由穆斯林建立的城市并长期是印度伊斯兰教的文化重镇。袭击者在公开文告中表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回应印度教阵营对印度穆斯林的暴行与侮辱，他们也要求印度政府军停止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的屠杀，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印度穆斯林武装分子。

　　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是印度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那么，为何印度官方坚持认为袭击行动具有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军事组织的行动特点？推测如下：首先，他们要用基地组织对西方的仇视，来掩盖印度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掩盖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教群体和印度政府的仇恨。其次，把巴基斯坦搅和进来，有助于印度在印巴关系中获得有利的道义位置。

　　不过从一些迹象来看，袭击者确实得到了来自跨国专业恐怖组织的帮助和指导。后者需要通过袭击西方人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而印度穆斯林激进分子也需要通过袭击西方人来要挟印度政府停止对印度穆斯林的不公平政策。世界政治、跨国政治与国内政治，在孟买11月26日的这个深夜交汇到了一起。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印度有许多表扬，包括表扬了孟买，认为做一个生长在孟买或者上海的精英，比做一个生长在纽约州的普通人更有价值。但如果弗里德曼在这个恐怖之夜身处孟买的泰姬玛哈酒店，他可能会修改他曾经下过的这个断言。

　　世界不是平的，印度也不是平的。尽管有一位主持印度核试验的穆斯林科学家在2002年当选了印度总统，尽管印度首富是一位IT界的穆斯林，但这些极少数案例不能证明印度两大教派之间的世界“平坦”了，相反，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社会裂痕和心理隔阂。由于印度教徒在印度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两大教派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总的来说，印度穆斯林中的贫困人口比例，要大于印度教徒中的贫困人口比例。印度穆斯林学者还披露说：穆斯林在印度总人口中占13%，但是在全印度各领域的主导岗位上，穆斯林所得席位不到2%.贫困化、边缘化，是印度穆斯林的普遍生活状态。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作为一个弱势而又愤怒的少数群体，他们的人口至少有1.3亿人，这是一个令人骇异的数字。而在历史上，穆斯林曾经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印度独立后，处于劣势的穆斯林阵营长期以激烈的方式对抗占优势的印度教阵营。可以说，印度国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烈度，不亚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

　　印度非常不幸地拥有了复杂的族群矛盾、教派矛盾，同时也非常不幸地继承了复杂的历史仇恨。印度宗教圣地阿约提亚据说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那里原先有一座供奉罗摩的印度教寺庙，16世纪穆斯林的莫卧儿王朝建立后，拆毁了罗摩神庙并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莫卧儿王朝覆灭后，特别是印巴分治之后，印度教激进势力不断制造事端，试图把清真寺拆毁，再重建罗摩神庙，这下轮到穆斯林民众不答应了。围绕这个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大教派间发生了连串的血腥仇杀，总的来说是穆斯林落在下风，伤亡惨重。

　　绝望的人更容易、更倾向于选择暴力，暴力则制造新的暴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阵营中的激进分子彼此循环复仇，流血冲突事件常年不断，与1993年孟买教派冲突的死亡800人这个数字相比，这次孟买事件的人员伤亡程度并不算惨重，只不过由于有西方人伤亡、有高级酒店被毁坏而成为国际级的新闻。

　　此次孟买事件还有一个根源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克什米尔问题。印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希望从该地区分离出去，遭到了印度政府军的武力镇压，这当然也加深了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教阵营、对印度政府的仇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教派对抗成了印度某些政客捞取选票的血腥票池，通过对印度教激进势力的表态支持，这些政客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在此次孟买事件之前，穆斯林村落被焚毁、穆斯林被杀害、穆斯林被迫逃离家园的事件屡屡发生，尽管印度政府对印度教激进势力有所约束，但鉴于后者在印度政治中的影响力，这种约束只能是不坚决的。在大格局上始终处于下风的穆斯林激进分子不得不采取血腥恐怖袭击的策略，以求得一种平衡的对抗。同时，由于外部伊斯兰教势力的介入，也使得印度穆斯林获得了继续与印度教阵营强硬对抗的勇气和资源。

　　不过，穆斯林激进分子制造的血案只能反过来强化印度教阵营对印度穆斯林的疯狂报复。此次孟买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政府非常紧张，担心印度教激进分子对印度穆斯林展开报复。印度的印度教阵营绝不会天真地认为孟买恐怖袭击是针对西方人的，他们明白，这是他们和印度穆斯林之间的事情，与外人无关。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

印度的政商家族

　　繁华背后的无常 印度的政商家族

　　文/项婷婷 林耀国

　　亚穆纳河缓缓流淌在落日的余辉中，浩瀚的水面没有一丝涟漪。广阔的恒河平原在夕阳下充满难以言喻的宁静与肃穆，与对岸的新德里遥遥相望。一日将尽，这座赶在全球化浪尖的城市终于在飘渺的祝祷声中暂时平复下来，重新沉浸于同恒河一样古老的寂静之中。

　　这表面的寂静下，却藏着连绵不尽的暗涌。权力的更迭，财富的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明争暗夺，在业已徐徐升起的幕布背后轮番上演。迟缓了千年的国度里，巨变正在悄然发生。

　　在舞台的中央，就是那些个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印度大家族。他们左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承受着命运对他们的操纵。

　　甘地家族：在权力的巅峰与厄运共舞

　　自贾瓦哈拉•尼赫鲁出任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以来，甘地家族就一直主宰着这个国家的政坛：以甘地家族为核心的国大党在绝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印度的执政党；尼赫鲁之后，其独女英迪拉•甘地、长外孙拉吉夫•甘地先后出任总理。然而，英迪拉和拉吉夫先后遇刺，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拉吉夫遗孀索尼亚选择对政治敬而远之。

　　甘地家族来自婆罗门贵族，虽与圣雄甘地渊源颇深，却并无血缘关系。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贾瓦哈拉•尼赫鲁及其父莫蒂拉尔、其女英迪拉追随圣雄甘地，为印度的民族独立及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直到英迪拉下嫁费罗兹•甘地后，家族才冠上“甘地”这个伟大的姓氏。费罗兹•甘地本人与圣雄甘地亦非亲非故，且出身低微，不过他与英迪拉的结合，无疑为本就显赫一时的家族增添了新的政治资本，让不少人误将甘地家族同圣雄甘地的后人等同起来。

　　英迪拉•甘地两度入主总理府，主政十六年间政治方针硬朗，立场坚定，赢得“印度铁娘子”的美誉。然而，她虽尝尽俗世极致的荣华，却也经历了一个女人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早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她的母亲在她19岁那年即过世，从一定程度上造成她不苟言笑、难以亲近的性格。她与费罗兹的婚姻在短暂的甜蜜后，终因政治立场不合走向分裂，并且以费罗兹的病逝为终结。她有意培养为接班人的次子桑贾伊，在盛年一次飞行事故中机毁人亡。英迪拉本人则在第二任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下令攻打锡克教金庙，被她的锡克教保镖枪击，身中二十枚子弹而亡。七年之后，相同的厄运在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身上重演，他同样在就任总理之后，死于政敌的刺杀。甘地家族的地位和悲剧，与美国肯尼迪家族何其相似。命运在尘世挑选戏弄的对象时，总是不加捡择的。

　　大概是亲身经历了接连发生的惨剧，目睹至亲之人死在自己怀中，索尼亚•甘地一直试图远离政治的漩涡。

　　早在拉吉夫身亡时，索尼亚便以“悲剧使我无法接受重任”为由，拒绝出任国大党主席。之后的国大党，群龙无首，内讧不断，江河日下，人民党趁虚夺取了政权。这样的局面，使索尼亚无法承受，她在百般无奈中，于1997年加入国大党。2004年5月18日，在多年苦心经营之后，索尼亚带领国大党赢得大选，从人民党手中夺回政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本该走马上任的她，却断然拒绝了总理的职位。一时间，国大党群情激愤，有人甚至以死相谏，希望索尼亚回心转意。索尼亚只是淡然回答：“权力从来就没有吸引过我，(总理)这个位置也不是我的目标。”她称，印度当务之急是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而她对此力不从心。

　　也有人认为索尼亚的决定乃是出自自知之明。她从意大利远嫁印度，还未能完全融入印度的社会生活。外国人的身份让她缺乏独当一面的自信；退居幕后，恰恰是为避免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误断送甘地家族第四代传人的前途。

　　于是，国大党二号人物曼莫汉•辛格出任总理一职。三年后，甘地家族的故交普拉蒂巴•帕蒂尔成为印度第一位女性总统。这两人都对国大党主席索尼亚毕恭毕敬，因为他们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皆离不开“甘地”这个共同的名字。

　　索尼亚本人在权力前的却步，并没有影响其子拉胡尔和其女普里扬卡的政治雄心。二人在政坛联袂亮相，迅速成为印度上下关注的焦点；所到之处，民众无不像对待皇室后裔那样致以敬意和鲜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桑贾伊•甘地的遗孀马内卡携其子瓦伦加入了人民党，公然向索尼亚宣战。习惯了簇拥和权倾朝野的家族，怎能忍受退出权力中心的寂寞呢？这种不甘心，也终于将家族内部的分歧彰显为众目睽睽下的分裂。谁也无法预言，有一天，会不会出现人民党的甘地家族与国大党的甘地家族剑拔弩张的对决局面。

　　这是大厦将倾的征兆，还是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的小小波澜呢？

　　财富新贵：纠缠在政商关系之间

　　传统的贵族正在分裂，而印度的新贵，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业家族则是无可争议地如日中天，他们把持着这个国家从石化、钢铁、汽车、电信到快速消费品的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并且在世界刮起一阵来势汹汹的印度旋风。2006年7月，钢铁帝国米塔尔集团以332亿美元收购了欧洲最大的钢铁集团阿塞洛，年产钢量一跃成为全球之冠；2007年1月，塔塔家族旗下的塔塔钢铁集团又以120亿美元收购了欧洲第二大钢铁集团Corus，成为全球第五大钢铁集团。同样是塔塔家族旗下的塔塔咨询公司(TCS)，作为全球IT外包服务的典范，被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反复提及，视为信息时代的先锋和赢家。

　　如果说印度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

　　在印度，经济和政治这一对密友，向来都是形影不离，在此消彼长的纠结中不断壮大。在宏观的层面，印度家族企业的发家史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密不可分；在微观的层面，他们同样面临着立长还是立贤之类的家庭政治难题。

　　印度本土第一家跨国企业比拉集团，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在海外投资设厂，如今总资产达120亿美元，分公司遍布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五个国家。其创始人冈萨亚•比拉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结识了圣雄甘地，之后便成为甘地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带领整个家族为独立运动提供资金支援。他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投资赢得了丰厚回报。圣雄甘地的“财产托管”理论实际上重新界定了富人的身份，使得冈萨亚的家族企业成为顺应神意的存在：富人是人民财产的托管者，他们让财富增值从而回报整个社会。

　　在这块曾经行走着无数粗布素食的苦行僧的土地上，在这个以实现人生的亲证为追求的国度里，财富终于不再是圣人弃绝的对象。古老的智慧经过现代的阐释，居然毫无罅隙地嵌入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基础的商业社会，并且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与甘地的关系为比拉家族赢得巨大的声望，也促进了家族与新任政府的往来。印度独立后实行配额式计划管理体制，尼赫鲁总理亲自为比拉家族颁发特许经营执照，赋予比拉集团合法的垄断权利，同时还有效阻止了国内竞争对手的出现。比拉家族很快便成为把持印度经济命脉的名门旺族。

　　不过，随着印度政府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许可证管理制度走向终结，许多如比拉家族一样从该制度受益的家族如今都站在了早就应该面对的竞争者面前。谁也不清楚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他们还会面临怎样的政策变数。

　　从政治投资中受益的还有阿巴尼家族。由该家族控股的信实工业(Reliance)是印度企业的龙头，整个集团占孟买股市SENSEX指数权重的12%。1977年，英迪拉•甘地下野，德鲁拜•阿巴尼坚定不移地支持英迪拉东山再起。至1980年英迪拉果然重新上台，德鲁拜立即开始游说印度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助于自身扩张的经济政策，并在短短数年中迅速控制了全国50%的纺织业市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鲁拜之子穆克什和阿尼尔兄弟二人，在父亲在世时和睦相处，承载着家族关于续写辉煌篇章的全部希望，却在父亲逝世后反目成仇，陷入争夺家产的豪门恩怨中。弟弟阿尼尔娶了一位宝莱坞女明星为妻，却没有在美色中消磨掉斗志，而是站出来指责兄长操纵股价，并有欺诈之嫌。最后在母亲的调解下，二人终于和平分家，分别掌管家族旗下的不同业务单元。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兄弟，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庸俗的道理，在被现代化撕裂了传统的印度，一遍一遍重演。

　　也有的家族似乎与一切负面消息绝缘，比如塔塔家族。家族年收入占印度GDP的近4%，旗下的塔塔钢铁、塔塔汽车及塔塔咨询服务构成印度三大产业支柱，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先锋。塔塔集团不仅平稳实现权力的代际交接，建立起现代化的企业控制结构，还投身于教育和慈善事业，深得印度上下拥戴。印度前往西方国家深造的学生中，1/4以上都受塔塔奖学金资助；有印度MIT之称的印度科技大学乃是塔塔家族出资建设；塔塔钢铁总部所在的城市以该家族商业帝国开创人吉姆舍提命名，并且塔塔钢铁一直负担着该市逾四十万居民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印度政府曾数次尝试将塔塔家族部分纺织厂和钢铁厂国有化，都遭到工会和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塔塔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吉姆舍提之子道拉布吉在担任董事长时说，塔塔家族的财富不仅属于塔塔家族后代，更属于印度人民。他们做到了。道拉布吉本人在弟弟兰塔逝世时成立了兰塔信托基金，将弟弟的全部财产用于支持教育、慈善、工业支援及国家建设，随后又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出，成立道拉布吉信托基金。在这一系列布置之下，1932年道拉布吉去世时，家族没有出现任何危机。

　　目前塔塔家族的掌门人为小兰塔，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成归国以后，在家族企业中从底层小职员做起，由于表现不俗而受到第四代家族领袖贾罕吉的青睐。贾罕吉在1981年将家族核心子公司塔塔工业董事会主席一职让与小兰塔，此后便重点培养，历经十年之后，将塔塔集团董事会主席的位置传给了他选定的家族接班人。斥巨资收购Corus钢铁集团，便是小兰塔的手笔。此前，这位塔塔家族的第五代传人已大刀阔斧地对家族产业进行了重组，在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地融资上市，并成功完成了对英国Tetley集团、韩国大宇汽车重卡部、新加坡Nat钢铁等一系列跨国并购案。

　　两百多年来，塔塔家族都坚定不移地遵守吉姆舍提立下的家训—“忠诚”。对家族忠诚，对民族忠诚，对事业忠诚。百年基业，由此根深叶茂；或许也因此，这个家族至今一直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这些家族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融入印度重新崛起的现代史中。他们是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缩影。

　　这个以灵性为数千年文明主旋律的民族，如今在物质世界里沉迷；曾经带给这个民族无数屈辱的西方文明，如今却回过头来，希望从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得到对一切现代性问题的解答。

　　迎接过无数出生与死亡，见证过无数帝国的兴衰，目睹过无数家族从发迹到没落的恒河，对这一切默不作声。

　　它只是继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