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问题”的读书笔记

关于“三农问题”的读书笔记　　

“这些年来，正因为认识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长期性制度约束，我们才反复强调中国需要调整的并非仅仅是‘农业结构’而更主要的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战略进行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结构’作全面调整。多年来我们都寄希望于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发展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亦即：放开对涉及农村经济的流通、金融、加工等领域的垄断控制，以完全免税政策鼓励农民建立股份合作组织在这些领域开展规模经营；只有把这些可以开展规模经营的领域产生的利润转而反哺农业，我国农村经济才可能可持续发展（我们知道即使真打算这样做，也会由于已经失去机会而困难重重……）。”

引文摘自温铁军：评《黄河边的中国》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76/page-1.html

以上所引用的这段话，对我国现在大力推广发展合作经济应该有一些启示。温铁军教授认为我们农村因为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约束，所以只强调农村内部“农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济于事的，盘子就那么小，把里面装的东西再怎么拨弄，也改变不了总量。因此要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特别是农村经济结构，具体来说，就是把所有涉农领域中还能有利润的环节，包括金融、流通、加工等都放开让给农民，并且让农民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来运作。

现实问题是，这些涉农领域都已经被政府特权或者资本所垄断。我们在几个合作试验的农资联合购买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正是各地的县农技站、植保站、供销社，甚至农业局，都在垄断经营农资，他们还有国家的资金扶持。反观合作社呢，除了集中大量资本直接从厂家进货之外，别无他途。问题是，合作社怎么能给集中大量资本？如果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这个问题无解。

“结合这段基层干部的话，约略温习历史，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常识：中国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使得任何政府如果直接对付亿万农民，都必然会遇到‘交易成本’过高的矛盾。因此，乡绅自治本来就是维系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官府横征暴敛、赋税徭役过重的情况下，乡绅自治才演变为‘劣绅驱逐良绅’，然后当然就导致农民‘痞化’，亦即良绅干不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要么‘退出’、要么演变为劣绅，只有劣绅才在以官府名义横征暴敛的同时中饱私囊，把农民逼成‘痞子’造反。可见，历史上长期实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实行乡村自治是迫不得已的、能够最大化地节省交易成本的政治制度。此外，上层统治者起码懂得‘轻徭薄赋’、‘抑制豪强’的道理，基层矛盾如果一再尖锐到动摇皇权的程度，那就得由‘中兴英主’实行抑制豪强、‘均田免赋’的自我改良政策，万一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皇帝改制失败，则必致战乱、然后就是改朝换代了。”

引文摘自温铁军：评《黄河边的中国》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176/page-1.html

对温铁军教授这段关于中国乡土小农社会的历史叙述，我是有一些疑问的。这样一个“常识”，我觉得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小农社会的变迁历史，这个“常识”恐怕要受到挑战。由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小农村社经济，社会剩余又只能靠农民自下而上的逐层提取，并且人们的剩余（此剩余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很少，主要是先维持村社共同体自己的需求，多余的产品才被提取出来。所以说，乡绅自治这种内生性的并以儒家中庸意识形态维系的制度体系，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常态，谈不上稳定不稳定农村之说。历史上的中国还不照样农民暴动不断，谈不上这个制度有什么稳定不稳定的说法。

对小农社会的这种社会学的分析，在重点上明显不同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对小农社会的观点看作是简单的阶级分析论，然后加以所谓社会学式的“解构”。现在的社会学家往往静态的看待民国时期的小农社会，用一套形式化的框架解读，试图找出其中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形式逻辑。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此时的小农社会面临的是和古代大不一样的外部环境，谓之千年未有之大变，小农社会已经从属于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对立矛盾现实之中，那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为主要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到来。毛泽东的分析恰恰就是从这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更高的层次历史的看待当时的小农社会。

那么，这种所谓的稳定制度体系是什么原因导致其解体的呢？温铁军教授说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过重的徭役赋税，将良绅逼成了所谓的劣绅，于是劣绅将农民逼成暴民。这的确是其中原因之一，但远不是根本性的原因。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将农村纳入到了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的市场体系，将乡绅变成资本家，将社会剩余大量转移城市或者国外，伴随着农村儒家意识形态的崩溃，从文化上进一步瓦解了小农村社经济共同体的纽带。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打破了中国农村社会村社共同体内原有的社会分工。特权和资本共同起作用，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但主导的却是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对小农村社经济体的解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商业资本的历史一章反复论证了这一人类历史必然要发生的解体变化。

有意思的是，温铁军教授在其名著《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分析》一书里，通过详细的数据明确的说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民的剥夺远胜于地主的地租剥削。可是在这里，他似乎将小农村社经济解体的根本原因说成是官府苛捐杂税所致，难度是为了论证他提出的改良就可以缓解农村社会的崩溃吗？因为改良就可以在农村重新打造“良绅自治”的体系，再一次来维系农村社会的稳定。

依据温铁军教授的观点进一步推论，现在农村不再有收租的地主，农民也不用向国家交租，唯一的制约就是资本对剩余的独占。官府和资本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一个资本家拥有100万的资本，同一个官员有权处置价值100万的土地或者厂房，这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货币形态的资本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之间的长相差别。也因此，必然就得出他所说的，只有放开农村涉农领域中的有利润的经营环节，让农民自己来经营，就可以缓解三农问题。结论很好，但实际上通过改良几乎是做不到的。

事实上，把人多地少作为我们农民贫困的制度约束，还不如说得直接些，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因为农民虽不是无产阶级，是小生产私有者，但是你占有的生产资料太少了，几乎为零。农民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不是古代中国乡绅自治下的贫困，那个时代早就解体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旧中国小农村社经济体系被解体的原因，也就理解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的必然性。又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所以我们更应该理解毛主席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目标是什么，绝不仅限于土地革命的胜利。至今，中国及其农民还在享受着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十七届三种全会后，各级政府当前正大力推广的土地流转，注定将成为一个笑话，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将农民的剩余价值剥夺干净了，并且这种小农经济为资本提供利润的效率远高于机械化大农场，那又怎么可能通过土地流转而为资本创造更大的利润呢？当然，我这里所说效率高，为资本提供的利润率高，是为那些直接控制小农经济的大量中小资本，每个中小资本得到的利润绝对数额肯定是不如欧美大农场的；所以说，有本事政府将中国农民都移到火星上去，然后大资本才有可能建立机械化大农场。如果我拥有一个大数额的资本，那么我会选择用这个资本去千方百计的压低价格收购小农户的产品，再高价到城市或者国外去卖，而不是傻乎乎的要圈地然后引入机械化耕作；哪种情况利润高风险小，前面分析得很清楚了。这里也说明，中国农业要想现代化，就必须是政府计划所为，私人资本无论如何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的，有哪个私人资本强大到可以消灭中国几亿农户？找死嘛！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当中国农村这种小农户经济体被纳入到世界贸易的市场经济体内时，很多人都会想当然的认为农民的贫困是因为他们的劳动产品的价格太低了，而其他日用工业品价格太高。要是农产品好卖，价格又高，那么我们农民就不会贫穷了。这种看法是安全错误的，是以一种小资本家的观念来看问题而产生的奢望。

小农村社经济体系因为其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而解体，这是自然规律。在中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发生的农村市场情况，是地主、奸商通过欺骗、趁人之危等手段在价格上残酷剥削农民，其实现在我们依然能给看到商贩是怎样玩弄价格游戏的。现实生活发生的是到处都类似的悲喜剧，农民与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会斤斤计较于产品的一分一毫的价格。市场价格总是千差万别，那什么是农产品的真实的价格呢？在还未解体的小农村社经济体内，农民是知道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价值的，他们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在交易中吃亏，表现在价格比例上，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公平的，谁也不吃亏。一旦当农民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内，特别是旧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地租特权的剥夺，高利贷债务压迫，他们在讨价还价上是弱势，商人则利用一切手段压价。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社会中农民在价格上吃亏，总是交易双方博弈的结果，而农民很弱势而已。现在的农民，当他们没有那么多“迫不得已”时，吃亏上当就会少些，他们是能够尽可能的高卖低买。很显然，农民也是一个资本家，他的逻辑也是资本家的逻辑，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也是资本主导的逻辑。农民很弱势，是因为他们的钱很少，资本很少，或者没有资本，那点钱还算不上是资本呢。（从钱到资本也是要经过量变到质变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关于商品市场价格与其真实价值的关系，在农民的头脑中发生了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是与商品的生产价格尽可能的趋向一致，而生产价格就是由商品成本价格+由资本所调节的平均利润决定。简单点说，农民虽然像资本家一样，希望尽可能的把产品价格提高一些卖，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资本，所以农民必然是跟着市场价格被动的转。农民也不再像他们古代的先辈那样，在长期的狭隘区域内交换中能给知道自己劳动果实的价值，现在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价值呢。一句话，农民贫穷是不是因为他们劳动产品的价格低，相反，是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他们劳动产品的价格就注定低。

农民拥有的土地太少，农民现在投入到农业劳动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几乎都依赖化肥农药和小型机械，他们产品的价格除了能补偿这些生产成本之外，还能有多少价值呢？其实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价格让农民吃亏了，有这样的观念的人，是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毒太深。

因此，当温铁军教授说，旧中国农民遭受到更甚于地租剥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资本的残酷剥削，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千万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就是因为价格的原因，价格也是表面的现象，根本的就是官僚资本家对贫苦农民的赤裸裸的剥削，市场价格应看做是他们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农民要想控制涉农领域的那些有利润可图的生产经营环节，如加工、流通、金融等，只有当农民掌握控制资本的权力，即农民要掌握社会的政权，无产阶级要专政，才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节制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