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永远不会被修正

                                              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永远不会被修正

                                                                         农奴戟

    出于政治、外交、经济需要，司徒雷登的骨灰被中国共产党杭州市政府堂而皇之地下葬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于是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们和和今天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又兴风作浪，趁机歇斯底里地篡改美国的侵华历史，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并且攻击毛主席著名的反美檄文《别了，司徒雷登》。

    发表在新浪上的《司徒雷登的形象终于被修正了》[附后面]就是这样一篇翻案文章。正告博主们：百年来，东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历史永远不会被修正的！！！
    博主太会看风使舵了、文过饰非了！你既然是高中语文老师，怎么对毛泽东文章的所指对象的理解能力这么低！
请问：
     1、毛泽东在《别了......》一文中的司徒雷登，在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还是美国驻华大使？是以学者身份还是以外交家的身份留在中国？是代表中国利益还是代表美国利益？当时的美国政府是站在即将胜利的中国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即将灭亡的国民党政府一边？
    2、毛泽东在在《别了......》一文中的“别了”，不是“别了”司徒雷登这个具体的人，而是别了他代表的美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和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中国封建主义旧制度。这么浅显的修辞学中的“借代法”都不懂 ，你的确是在专业知识和思想内容方面都在误人子弟。
    3、在毛泽东的《别了......》中对司徒雷登这个具体的人，没有妖魔化，而是通过他，表达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你如果在讲解中仅仅把司徒雷登这个人当作一个孤立的美国公民妖魔化了，责任自己负！那是你极左，如同你今天一个筋斗又翻到及右一样。你永远在进行政治投机。这也充分证明：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和教育者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楼主是这样，司徒雷登更是这样！
    4、国家外交从来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朋友，一切以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为准。楼主等怎么能够用60年后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去非难毛泽东呢？更何况，今天的缓和是毛泽东主席在1972年奠定的，绝对不是那些文过饰非的事后诸葛亮和数典忘祖的右棍们奠定的。
    5、我们可以多角度、全面分析司徒雷登这个具体人，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修正”业已发生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以来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国的侵略、掠夺历史——即使今天中国强大了一些，他们也只不过换换手法而已。毛主席教导的对帝国主义本性要“放弃幻想”，永远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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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写在司徒雷登魂归故土之际 (2008-11-18 14:06:42)
标签：杂谈   

王学进：写在司徒雷登魂归故土之际

   司徒雷登的遗愿终于实现了。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一片肃穆，此刻，正在举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11月18日《钱江晚报》）
    从1962年先生临终前立下遗嘱，要求将骨灰安葬在杭州，与父母的亡魂相伴，到而今实现他的遗愿，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这不是我等外人所能知道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番长达半个世纪的“艰难”回归，见证了中美关系由敌对到紧张再到缓和直至友好的历史里程，由此我们在为先生的遗愿终得实现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深感庆幸。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司徒先生是个敏感人物，因为当年高一语文教材开篇就选了毛泽东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众多学生对其担任美国驻华大师时最后一刻的形象记忆犹深：1949年的南京，国民党统治垮台了，“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笔者当年在教这篇课文时，总是按教材要求，将司徒先生当作反面人物来教育学生，此公是多么虚伪，多么坏，从来不提先生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听过我这一课的学生，至今都保留着妖魔化后的司徒雷登形象，其实，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司徒先生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很糟糕的。
    故此次杭州市政府用这么隆重周到的礼节完成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不仅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圆了先生魂归故土的遗愿，也极大地修正了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完成了驱魅的任务，这对于加深中美友好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也许，司徒先生的墓园会成为西湖的又一旅游景点，但笔者关心的是，人们到此瞻仰所为何来。窃以为，在先生留下的与中国有关的众多精神遗产中，最值得为今人所牢记和汲取的是他的办学理念。毫无疑义，作为传教士、神学教授，他的成就和影响并不突出，作为外交家（做过三年驻华大使），他是失败的，唯有作为教育家，他是成功的，卓越的。这不仅因为他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更在于他为中国教育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
   司徒先生被人誉为“燕园之父”，在于他确立的“燕大精神”，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后来蔡元培确立的“北大精神”，他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办学目标，他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目的很明确，就是强调教育服务于“现在的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给燕京大学确立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在他执掌燕大的27年里，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凡是有本事的教授，不问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一概照请。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他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有论者认为，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诚哉斯言。今天，我们重温先生的办学思想，对当下的中国教育不无裨益。让我们记住一个教育家的司徒雷登。
    司徒先生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常说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今其骨灰已安放在他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西子湖畔，可以无憾了。司徒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