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窖洞对”

重温“窖洞对”

文刀         

所谓“窖洞对”，即1945年7月，毛泽东同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一间窖洞里的一段著名对话。68岁的黄炎培先生在参观了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未来希望的延安后，对毛泽东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若，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52岁的毛泽东听后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窖洞对”，它的核心是谈了历史的“周期率”问题。关于“周期率”问题最近《南风窗》杂志记者郑作时先生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提周期率”的文章，写得很好，鄙人反复拜读后    颇受启发，现在学习该文的基础上谈点补充看法。
1、 发自肺腑的期盼和真诚的承诺
作为一位真知灼见，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代表，坦言向寄予厚望，且将执掌中国未来政权的政党领袖毛泽东直陈一部历史演变的过程、原因、结果与未来的期待，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恳切愿望；而作为一位一心为人民，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奋斗了2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一种特有的使命感和一种忠于人民的情怀，严肃而坚定地作了回应。两人的真诚对话，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新政”如何跳出周期率舆论及其实践的序幕，而且此后他们两人，都是在为着跳出“周期率”而不懈地探索着，实践着。如黄炎培先生曾几次拒绝国民党政府请他从政的邀请，而解放后年过七旬的黄炎培先生欣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出来从政。而毛泽东呢，却是终其一生，在为中共执政防止“周期率”重演而呕心沥血。请看毛泽东在新政权建立后到他1976年去世止，所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除持续不断的警示教育外还有：
1．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强调的著名的“两个务必”和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警示；
2．1949年毛泽东率其他四大书记进驻北京，即五大书记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
3．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的信，特别强调，希望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1951年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对党内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处决。
5．1953年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
6．1957年3月毛泽东在那次全党整风运动前夕，分赴各地向党员干部大讲“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其中有一段非常发人深醒的话：“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不要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以上这些话是毛泽东在济南和南京对中高级干部讲的。
7．解放后20多年里的多次整风，几乎每次都要整顿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还多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特别强调提倡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
8．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社教运动和六十年代中期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党的干部蜕化变质，防止“周期率”在中国重演。
……
也就是说，解放后，毛泽东除了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颠覆，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外，就是不断地呕心沥血，企图阻止“周期率”的重演，并且不断取得进展，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终因文化革命的未果毛泽东就去世，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被全盘否定，而使得之前一系列防止“周期率”重演的工作前功尽弃！
2、 文化革命后的二十多年里为何大小“李自成”如雨后春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随着党的基本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被废弃，再有了李自成似的的人物作精神支柱，再加上1988+1年，为大小李自成的保驾护航，等于给了大小李自成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政治气候以及速效“肥料”。随着执政党基本理论的被否定后所派生出来的，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贬斥，而代之以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先富论”和“猫论”的泛滥。也就是一个“否定加贬斥”和“一个泛滥”，就等于给大小李自成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政治气候和思想土壤。于是，首先使那些僵而未死的大小李自成（即被文革风暴打了一闷棍的走资派）迅速复苏，起死回生，甚至进行猖狂反扑。这些货真价实的“李自成”一下子就腰杆直挺，威风凛凛。他们不仅自己获得新生，而且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和壮胆效应。于是一些虽然只是沾染了一点官僚主义习气但尚不是走资派的“李自成”苗子，有的有如久旱逢甘露，便很快成长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小“李自成”。例如像北京的陈希同窝案，上海的陈良宇窝案，湖南郴州的李大伦窝案，还有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窝案，并在全国纵横交错且呈泛滥之势，有的甚至猖狂到连中纪委都不放在眼里，给现任中央领导治理腐败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因历时长久，自然地惯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无法补救”。如果黄老先生今天还健在，他肯定会说：“这次又被我言中”。如果毛泽东还在同黄老对坐的话，也会说：“黄老，很遗憾，马克思不该过早地把我喊了去啊！”，黄老又会说：“马克思这回也犯了错误了，怎么把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喊走了，而把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留在那里害人民”。
有些文章说，现在官场腐败屡反屡盛，是因为公权力进入市场所致；也有说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所致。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笔者认为从人的因素的角度来讲，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市场也好，体制也好，对于一个人来说，都属于外因，它只是条件而不是根据，即如石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孵出小鸡的道理一样，人无贪腐之欲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贪腐，例如说毛泽东、周恩来，像古巴的卡斯特罗，他们有无限的权力，为何他们能始终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出污泥而不染呢！又如此次四川大地震，一个乞丐能将自己多年积攒的170多元钱，全都捐给灾民了，可至今还没有看到几个高干子女富豪出来“慷慨解囊”。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执政的领导干部是太重要了。（这里我丝毫没有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之意）。
其实讲到跳出“周期率”的问题，关健的是执掌领导政权的官员，他们大小系着一方老百姓的利益，他们有着非同一般老百姓的责任，就是把老百姓带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要担此重任，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其一必须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方向和信仰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否则，必然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其二必须具备有吃苦在先，多作奉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上述两点是跳出“周期率”的根本保证。而中国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之所以成为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就是由于“先富论”和“猫论”的影响；他们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不懂得人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且具有载舟、覆舟的双层属性；故而缺乏一种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3、 防止“周期率”重演的对策
“周期率”的问题，表面看来确是一个历史顽症，但按理说，即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来讲，应该是可以治的。可现实又无情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即“周期率”在一幕又一幕地重演着。为什么呢？抽象地讲，无非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为了避免漫无边际的空谈，我们不妨先把时间和空间定格在中国的范围内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100年（即到2050年左右）内，（并非科学计算，只是设想而已）。具体地说：
中国当今的社会和政权，是一个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重大山（帝、官、封）的基础上，于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是一个在国内外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人有充分的理由敢否定这个客观现实。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就必然会反映到执政党的内部来，并千方百计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这在理论上是必然的，而在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如解放初期天津市委书记、专员刘青山、张子善，文革后的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陈良宇等，还有一批部、省级的党员干部纷纷落马，而且有单干演变成高案的特点。至于这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所产生的原因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阻止这些“周期率”元素（即大小李自成）的膨胀。
1．我赞成一些文章所讲，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制衡公权力进入市场后的腐败，这只能算一种一般性的常规措施，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这些“对策”者们是不需要培训的，都是一些自学成“才”的“精英”，且这样的“人才”各级都不缺。先不讲内地，就拿台湾的陈水扁为例，他是所谓精通法律，“崇尚”法律闻名而爬上顶峰的，可他在所谓“总统”机要费贪腐案中，他成了钻法律空子、寻找逃案对策的无赖，体制照样制约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陈水扁本人就是一个受了“精”（即贪腐欲）的贪腐“蛋”。再说，外因的作用是有限的，再以台湾为例，即陈水扁的腐败已令绝大多数台湾百姓咬牙切齿，故才有了百万民众的静坐、游行、抗议的倒扁风潮。结果怎么样？陈水扁可以置之不理；又如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使那些顽固的走资派的外在压力确实很大，甚至有灭顶之灾的感受，但因文革未果毛泽东就去世了，于是又出现了“怒火烧不尽，妖风吹又生”的灾难性结局。这就是外因有限论和内因（走资派）决定论的典型例子。
但是如果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法制社会，又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那么“外因”就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完善的监督机制，如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其中的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而特别是群众监督最为重要和有效。因为，其一，群众同贪腐官员之间天然是一对矛盾，所以群众对贪腐的监督具有天然的本质属性；其二，那些贪官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视线之内，群众的眼光有如一台立体扫描仪，什么深处的“病灶”都一目了然，只要给群众以监督的权力和条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政务公开等，效果将会很好；其三，如果使群众监督再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那将是如虎添翼，那将有一种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插翅难逃的环境；而且有一种使腐败分子“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恐惧心态。以上仅对贪官而言。但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本身就不是一种和谐的关系，甚至还会逐渐积淀一些社会矛盾，当然这在阶级社会是难以避免的。
2．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对执政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处以上的领导骨干，进行必要的理论和思想武装，特别是理论的武装是根本性的，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是执政党跳出“周期率”的根本保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的逻辑关系来证明理论的伟大意义，而这个理论的焦点就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基本理论上，就从这里进行逆推和顺推，即：
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它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局面和后果呢？
如果能坚持“继续革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和效果呢?
只要是不搞新的“凡是”和继续坚持“真理标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回顾到毛泽东去世后，就是通过否定“继续革命”并批判了“继续革命”理论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于是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派（即当今的贪腐官员）从此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完全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接着就有恃无恐地搞私有化（如解散人民公社）搞官商勾结，卖批文，搞走私、贩私，追求先富、暴富；由于批判了“继续革命”，共产党的干部就可以不要再密切联系群众而改为密切联系奸商了；就可以不要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改为同奸商泡夜总会了。一言以蔽之，即只需一心一意追求先富，追求个人享乐了……就这样一级看一级，一级带一级地腐败泛滥开来，这才逼出了1988+1年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学潮；才有了此后的腐败更加有恃无恐泛滥成灾！
那为什么要坚持“继续革命”，它有什么伟大意义呢？它首先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其一，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武器，它告诉人们，人类将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二，它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即解放全人类，共同进入共产主义；其三，它源于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需要十几代以至几十代人的连续奋斗；其四，这个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完成。所以共产党才有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的党，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坚持“继续革命”的党及其成员，才有可能成为先公后私的人，才可能成为“先人民之忧而忧，后人民之乐而乐”的人。例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刘志丹、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些人的“内因”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他们这些人，即使没有“外因”的压力和监督，也能自觉地拒腐防变。所以，一个想真的跳出“周期率”的政党及其主要骨干，就必须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这些理论在毛泽东的著作当中比比皆是，他的所有关于整党整风以及建军建党方面的讲话、文章多是讲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可以断言，只要执政的中高级干部，能坚持“继续革命”的理念，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加上科学的完善的监督机制，跳出“周期率”的怪圈是完全可能的！

二00八年八月八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