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伤痕文学派”--第二课

解剖“伤痕文学派”--第二课

作者：严正玛  提交日期：2008-3-264:40:00

1979年，《河北文艺》发表了一篇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评论，文章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该文提到：

。。。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全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结果《“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阎纲的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一时间，《“歌德”与“缺德”》引出的风波越闹越大，引起了胡耀邦的重视。

此前不久，1979年5月9日中宣部例会交谈文化界情况，胡耀邦插话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口号不要强调了吧，也不批评，但不宣传”。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歌德”与“缺德”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立即批示应予重视。在胡耀邦的倡导下，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9月4日和9月7日，在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中宣部邀请了河北文艺界的一些负责人和这篇文章作者，以及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人和在京的文艺界理论评论家约20人参加。

胡耀邦指出，《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而吸取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5日，第9期《河北文艺》编发了冯键男等人的署名批评文章，编者按说：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我们的毒害很深。为了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要排除“左”右干扰，特别要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

由此，对“伤痕文学”的质疑和反对在整个八十年代消散了。伤痕派在80年代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其实老伤痕中本身很多就是体制内的文人，如刘心武、梁晓声、谌容、叶永烈等，在文革期间都发表过作品。剩下的一些，如张贤亮、叶辛等，搭着“拨乱反正”的东风，也纷纷被提拔重用，全部收编进了体制内，当时的时尚话语叫作“知识分子的春天”，老话就是“文而优则仕”。收编以后，各有造化，总的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卢新华，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就从《文汇报》辞职下海经商，随后赴美，据卢新华自述他在美国的经历：

“1986年我到美国之后，先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读书。这期间我一边上学一边踩了两年三轮车（虽然学费全免，但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挣），靠踩三轮车赚到的钱，我把太太和孩子从国内接出来。我也开车帮餐馆送过几个月的外卖。

1988年我拿到硕士学位后，到洛杉矶的一个书店做与中国内地文化有关系的图书发行工作。

1991年年底，我开始办公司，作金融，结果亏掉了一万美元；后来做期货，又被别人骗掉一万多块；再后来又将七千块钱交给一个很好的同学让他代我去做股票，哪知道当年十块六毛一股，搞到后来已经是两毛五分钱一股了。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把钱全部弄光了。

我只好再去打工。1992年我到赌场去做发牌员，这份工作收入不错。到那里干纯粹是为了养家，我到美国后又增加了两个孩子。”

卢新华在文革中的人生经历是：1969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72年参军入伍，随后进工厂当工人，进入伤痕派的时候，是大学生。他自己说，当初他写《伤痕》的时候，还大哭了一场，这当然是为他此前的工农兵人生经历而痛哭了。的确，对一些才子佳人来说，当一个普通工农兵是件很痛苦的事，所以，当初他的作品，也得到了不少自认为的“准才子佳人”们的共鸣。但是，卢新华并没有把他的伤痕精神坚持下去。在他自述的美国经历中，踩三轮车、送外卖、被骗、赌场发牌员这些业绩，无论如何也不比在文革中当工农兵更高尚，尤其是那个什么赌场发牌员。然而，在卢新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很理性很甜蜜的看待这段不短的生涯：

“在美国做发牌手，要读专门的职业学校，拿到资格证以后才能上岗。工作轻松，且收入不错。”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补回损失。“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我，初稿中曾说我去赌场发牌是为了丰富创作阅历。我说这不对，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但我的确喜欢从赌桌上看人生。民间有句俗语，叫‘赌桌上选女婿’，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品性尽管平时不容易看清，但一到赌桌上，因为有切身利害冲突，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每个GAME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

原来赌场发牌员对于中国赴美打工者来说，是个颇不错的选择，在网上搜到的人才网上，甚至有这样的介绍：“怎样成为美国合法赌场的一名发牌员？是目前华裔社区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美国任何一间赌场中细看一下，可以发现，其中中国人占了很大比例，为什么这麽多中国人在赌场中工作，因为在赌场中当一名发牌员，报酬高（年薪在3万5到5万左右）；待遇好（最好的医疗保险，退休基金，员工免费食餐）；工作轻松）每天工作8小时，每小时休息20分钟，共8小时，每星期休息5天，1年后有假期）；门槛低，如果你有合法工作资格（如C8、C9、A5、绿卡美国公民），略懂英文，年龄在18到65岁，这就具备了赌场发牌员的基本条件。”

卢新华认为自己在中国当工农兵充满了“伤痕”，而在美国当一个赌场发牌员却蛮不错。

这样的心态当然不独他一个人有，在作了这么多介绍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90年代发迹的新伤痕派了。

经过80年代的伤痕轰炸，人们已经开始了审美疲劳，再有经济上的“闯关”和动乱之后，甫一进入90年代，伤痕派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受欢迎了。90年代初民间突然出现的一阵“毛泽东热”，把文人们集体搞晕了菜。这时，留美归来的王小波出来拯救了他们。

人民大学教师王小波1984年被公派到美国留学，他本来很想在美国拿个洋学位镀一层金，然后回国找个好工作。但来美后困难重重，原定目标很难达到。王小波会C编程，也懂汇编语言，学过硬件课程，作过统计项目；他在人大学的是商业和经济学，他又喜欢自学，数学和统计学的功底比经济系一般学生强，然而在美国联系学校却因英文差而屡战屡败，后来想读数学又因没有数学背景被拒之门外。奖学金无望于是放下身段为拿洋学位去中餐馆打工，每天累得“屎尿横流”也交不了几天学费。百般无奈之下，王小波虽然百般看不起国学，但最后却只能在匹兹堡大学东亚系拜华裔教授许倬云为师，靠老祖宗留下的国学拿了洋硕士文凭。

在美国留学期间屡屡碰壁，受尽了洋人的冷言冷语，气得王小波说“美国人都不是好东西”，“美国WAITER是猪”；感叹中国太穷，”让我在美国盖不住脸“；生活环境恶劣，一条街上20多个中国人被打被抢，他急得要去学泰拳，恨不能把抢劫的洋人“打出屎来”……。而且，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在美国拿了博士，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最后被黑人打死在底特律街头。小波的姐姐公派去美国，处心积虑要在美国留下来，好把儿子带过去，按照小波的说法，”我外甥他肯定是要去美国找出路……”尽管小波在美国受尽了气，弟弟被美国人打死街头，可是到下一代，还是”肯定要去美国找出路“。。。这，就是亲美自由派王小波的美国经历。

尽管在美遭遇受尽磨难，王小波在1988年回国之后，却发现仅凭他镀的这层辛苦金，还是不能给他带来更多。因为在美期间要解决昂贵的学费问题，小波夫妇回国时一贫如洗。他感叹周围的中国人都“把我们当穷光蛋”。回国后也许因为学历不尴不尬，刚开始进北大工资职位都不高，他感叹“每月才10美元的工资，我心情怎么好得起来”。贫困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回国后的每一步路，他都是仔细算计过认为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才走的——比如从北大跳槽到人大，是因为他的老朋友在人大的地位上升了，可能要当副校长，于是他打算“再杀回人大经济系”谋前程；去了人大以后不久，1991年，经他的美国导师许倬云牵线，他的伤痕小说《黄金时代》拿了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9月16日第24版。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写作事业起了鼓励作用，奖金够他几年的工资，他因此兴奋起来觉得当自由作家经济出路也不坏甚至可能好于上班族，于是辞职作自由撰稿人。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这个时候，王小波方发现，尽管他在美国吃那么多苦，但那些不堪遭遇却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帮助，于是他干脆忍受了美国人的欺负，回过头来控诉他在国内当知青的“伤痕”，骂中国人、骂中国文化。至此新伤痕派接过了老伤痕们破烂的旗帜，并且在上面大大的打上了美国和自由主义两个金光灿灿的新字号，开始了新的荣光，不过这次，已经不仅仅是国内政治权势作用的结果了。

1992年3月，他的《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入三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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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黄金年代》（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代”）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994年5月，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再次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997年4月，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逝世，同年10月，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999年2月，《黄金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

王小波通过他的伤痕小说反复表达的是，对给他带来痛苦（并引申为所有人的痛苦）的极权和极权造成的罪恶的控诉，但实际上，这两样对他的真实生活都没什么影响。他在云南当知青的日子，天高皇帝远，他自己也写道，曾经一个人（或和女朋友）住在荒山上很长一段时间，成天面对的是大自然，想被极权都不可得。他非常清楚，真正给他带来痛苦的，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穷，结果他跑到美国镀金，而到了美国，也没什么权来极他，美国根本没把他当回事，没有人限制他上学限制他旅游限制他选择“小母马的生活”的自由，是因为没有钱外加种族歧视导致他被美国人奚落欺负，在餐馆打工累得“屎尿横流”的。但是，为了赢得当时国际主流的认可，他的伤痕路子从老伤痕的控诉极左路线，发展到了批判极权制度，再然后，经过适当的包装，就成了自由主义的文化偶像。

王小波书信集中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位自由主义文化偶像。

小波最要好的朋友刘晓阳在陪读出国前向国内的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

出国后多年（至少有7年）未归还。这7年间刘晓阳的太太博士毕业找到工作，他们的孩子也上小学了，但刘晓阳的处境一直不太顺，想回国。小波信中叮嘱刘晓阳，你要回来可以，但如果回来就得归还欠国内的亲戚朋友的旧债务，你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否则你没法做人。。。

而在另一封信中，小波还叮嘱刘晓阳，你们的男孩渐渐长大，现在的孩子早熟，上小学就要谈小女朋友，也要花钱，你作父亲的也要给孩子准备下这个开支。

王小波以为一个作父亲的，应该为上小学的儿子交小女朋友准备下钱财，却对出国前欠国内亲戚朋友们的债务能拖就拖，除非是回国了实在被债主追上门来。
此信写作时间是90年代初，那时一美元能换10人民币，国内人凑钱让刘晓阳出国，这又是在当时平均月薪多少的情况下？
欠债还钱本来天经地义，有人实在穷得无力偿还，那是一说；有钱给在美国上小学的儿子泡女朋友，没钱还欠国内穷人的债务。这算什么？
而且奇就奇在，王小波信里的心态，真的不知道这样作是错的。

王小波是在自己公寓楼前心脏病发作死的，当时他大声呼救，邻居听见了但没管他，他挣扎了大概2小时，痛苦得用手指甲在墙上刻出深深的划痕？这样的结局发生在了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人身上，真是一个残酷的嘲弄，超过了他所有的小说。

和王小波隔着一条河在云南插队的，也出了一位新伤痕派作家－－邓贤。

四川教育学院老师邓贤在1992年发表了他的《中国知青梦》，从一个地区性作者成为一个海内外瞩目的作家。这本书号称是真实讲述了知青的生活，并且邓贤自我评价说：知青运动是场破坏。“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邓贤和王小波对于他们在云南的知青经历回忆，充满了伤痕和不满，并且通过单向的宣传，造成的印象就是知青运动是一场人间惨剧。然而，当时在云南插队的知青有30多万，全国的知青更是上千万，难道所有人都这么痛苦的看待他们的这段经历，难道邓贤王小波的感受就是知青的全部。很显然不是的，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不乏听到人们对知青生活的美好回忆。我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知青运动的成败是非，只从“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人们对知青经历有不同感受。

王小波和邓贤其实都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在一二九运动时就参加革命，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的干部，并且作为人民大学教授，著名逻辑学家，在1957年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王小波的母亲宋华也是教育部的干部。

而邓贤的祖父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裕大华资本集团老板，商界显赫人物。外祖父的叔叔石凤翔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嫁给了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邓贤的父亲曾经是驻印远征军的一名学生兵。这样的家庭背景使邓贤在中国最贫乏的年代，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优越的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邓家突遭变故。北京的红卫兵从中央统战部拿到名单，来成都照单抄家，邓家与旧时代的成都名流邓锡侯、刘文辉等8个家庭，成为四川第一批被抄的人家。

因为良好的家庭环境，王小波和邓贤都属于少年早慧型。王小波上小学时写作能力就受到老师赏识，而邓贤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乒乓球冠军和作家。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看得到的美好前程，走上了知青插队这条路，于是，他们感觉世界灰暗下来了。然而，中国农村的贫困现实也确实教育了一直处在安逸环境中的他们，邓贤在访谈中承认：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贫困”。原来，在他的概念里，贫困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带补丁的衣服。现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职工家，一间屋，三面都是竹篱笆的墙，鱼网一样的被子，没有鞋子，5个小孩，有一半没衣服，碗不够，一个盆子，去食堂端饭回来，大家围着吃。
对贫困的认识，使一度产生过“破罐子破摔”念头的邓贤心里平和了许多。

看来，他们幸福生活的被打断并不是人类悲伤的全部。中国农村还有很多穷人，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创造未来。

即使在看来“没有出路”的知青岁月里，邓贤还是强烈的希望出人头地。不到20岁，邓贤就入了党，以后，做连指导员，相当于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成为云南省“先进知青”，他在大会上做了“扎根”宣誓。事实上，1年前，上级就决定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荐上学。而邓贤内心的愿望就是上大学，包括入党，都是为了读大学。宣誓令他后悔、矛盾和痛苦。

1977年恢复高考后，邓贤凭着良好的文学功底，考上了云南大学。1987年，邓贤要调回成都了。他对知青的命运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请了两个月创作假，揣了两百块钱，准备开始他的知青历史的写作。可是，他在搜集素材途中，改变了主意。他准备先写他父亲的远征军历史。于是，有了他第一部受到瞩目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这本书也于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外出版发行。1992年，《当代》编辑发行了他的《中国知青梦》，此时，党的十四大刚刚闭幕。不久1993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有两百家报纸杂志转载，美国加州《天天日报》转载达三个月。

随后他发表了《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等书，被称为“知青作家”“知青代言人”。他自己认为：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我一直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左右，这种痛苦的矛盾致使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评价知青。我觉得你们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就会客观多了。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的不能模仿，不能重复了吗？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的。

王小波和邓贤作为后起的新伤痕派作家，没有了老伤痕那样的历史机遇，在体制内都没找到好的位置。不过，逐渐膨胀的市场经济也给了他们颇不错的回报。但市场也很现实，根据边际效益递减，90年代的新伤痕派，已经不能仅靠拿放大镜展示自己的伤痕过日子了。王小波代言了实际跟他没多少关系的自由主义，邓贤也大写国民党抗战历史，说是要还原历史真相。

至此，值得正儿八经评说的伤痕派作家已经终结了。剩下的，就是臭虫和耗子，那是最无耻的一群，他们把伤痕文学搞臭到今天这个地步，成为了谣言和脏水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