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毛泽东未竟的事业

新文化——毛泽东未竟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指出，新中国需要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在取得全国新政权、建立新经济基础以后，新文化是唯一没有建成的核心支柱，原因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如果以为建立了新中国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完成了的话----这是毛泽东自己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也是中共党史中的常见观点----那么，没有新文化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就难免复辟，这已经为当代中国的现实所证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说是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才是毛泽东真正想干的伟大事业，也才是毛泽东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认真研究文章和历史背景，当时经济问题并不是毛泽东该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是服从于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政治是表，文化是里；政治是标，文化是本。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表里相符，标本兼治。

《新民主主义论》存在至少三种解读。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前，本想潜心于研究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可是由于右派与党内走资派扭曲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比如57年右派企图向中共夺权的猖狂进攻，比如刘少奇主张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用社会制度固定下来，显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本意，因而受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击。注意，这段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与右派、党内走资派对《新民主主义论》都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存在重大的本质性的分歧。

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体现。正是由于右派和党内走资派的误导，毛泽东只好不顾年老体衰，只好在新文化理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摸黑走路亲自上阵杀敌，并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捍卫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本意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我成长受到自我教育。但是，人民群众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是从科学的要求去动用民主权利，而是从民主的要求去行使民主的权利。这也是文革“政治挂帅”的历史特征。

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核心社会并没有改变，从历史事实上看，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以全民（国营）所有制为主体的，集体制或残存私有制为补充的。因此可以说的确是国家公有制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主体性质没有改变，从历史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特征的封建社会，还不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在阴暗的角落拼命地苟延残喘，相互勾结并寻找一切机会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当然，毛泽东时代是以共产主义而不是以封建主义为指南的，所以这种封建社会阶段是过渡性质的，应视为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文革”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政治上反封建，经济上反资本主义，文化上建立新文化”这三大战略任务，是由毛泽东时代的现实问题与发展需要客观决定的。

因此，毛泽东“文革”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文革”的三大战略任务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并及时提出来的，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时代误读，毛泽东“文革”也出现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误，由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生前建立起来，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由于严重缺乏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指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从一个极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将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依然要从毛泽东“文革”三大战略任务的解决着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能顺利地成功实现！

我们可以认真回顾历史，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不是一场主要是文化的运动，而是一场主要是政治的革命。换言之，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是不得已为之，是为文化革命开辟道路的。这就是说，政治革命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只有文化革命，才能完成毛泽东的终生理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依然还是今天的现实——中国30年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矛盾。

纵观近代中国的解放思想史，编者认为可分成错综复杂的三个阶段：第一是信仰与怀疑的阶段；第二是认知与批判阶段；第三是新文化重建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则以四次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和结合点：其一是非党性质的“五四”、“六四”运动，其二是党内性质的“延安”、“文革”时期。五四运动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的效用，“六四”是对“五四”破的继续。这是两次非党性质的学生运动（学运）。“延安”是毛泽东思想认知的第一步，“文革”是人民运用毛泽东思想对资封修思想和土洋党八股的文化大批判。这是两次党内性质的思想整党（共运）。

不过，由于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没有重建起来，新文化（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没有取得实际统治地位，“文革”的实际效果也是有限的，让党内外思想产生空前最严重的混乱，但是它激发了全民族有识之士的真正深刻的思考。“六四”民运本欲全盘西化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使“六四”之后的思想界更加理智和清醒，得以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并复归于传统中去寻找养料，最终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当此之时，其“立”则为顺天应时、水到渠成之事。

从上述分析可知，“立”新文化是为顺天应时、水到渠成之事，是为继续毛泽东同志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