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基本原理

广义地缘政治学基本原理　　

（摘自《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三章）

一、  物质决定精神、地缘决定政治原理　　

    地缘政治学的第一原理，是物质决定精神原理。没有此原理作大本大源，地缘政治学就不成其为科学，一切研究都无从展开。　　

    此原理的发现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把它彻底地运用于地缘政治学领域，这件理所当然的工作，本书是首开先河。　　

    这条原理的基本内容是：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都统一于物质。在自然、社会、精神三者关系中，自然是本体，社会、精神是自然的派生物；社会、精神的能动作用，只能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发挥；超出此范围的社会和精神的能动作用，没有不对自然造成伤害的；对自然造成伤害的社会和精神的能动作用，没有不同时也对社会和精神自身造成伤害的。　　

    在地缘政治学中，“地缘”属于物质、自然；“政治”属于精神、社会。因此，物质决定精神原理在地缘政治学中的运用，又构成这样一条原理：地缘决定政治，地缘政治学的所有问题，都统一于地缘问题；地缘是政治的本体，政治是地缘的派生物；所有政治问题，都根源于地缘问题，其解决，只能从地缘问题入手；作为“一门艺术”的政治，无论其“艺”如何高超，只能在地缘政治学原理规定范围内发挥；违背地缘政治学原理的“政治方案”或“政治艺术”，只会促使地缘问题恶化，从而也促使政治问题恶化。而所谓的“地缘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中，自然处于本体地位，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精神的问题，都得量自然之力和度自然之性展开对待（成语所谓“因地制宜”和佛经《圆觉经》所谓“清净觉地……因地法行”）。　　

    物质决定精神原理，还有一层意思：物质与精神，具有同一性。此原理的中国化表述，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天人合一”，其内容是：　　

    第一，人类是大地母亲的儿女，人体是地壳物质长期演化的产物。　　

生物是地质环境的产物。生物进化过程中，亦即生命在长时期的演化中，同环境愈来愈适应。英国地球化学家Ｅ·哈密尔顿等在研究后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生物体的物质组成及其含量，与地壳的元素丰度，呈正相关的关系。他们通过对人体脏器样品的分析发现，除原生质中的主要成分（碳、氢、氧、氮）和岩石中的主要成分（硅）之外，人体组织，特别是血液中元素平均含量曲线，同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曲线，有惊人的相似性。这对于“人体是地壳物质演化的产物”这一观点，无疑提供了客观的科学佐证。【刘文、张书义编著《环境与我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第二，地球是人类的母亲，这位母亲，模子一样“洪范”着人类的肉体与精神。《书经·洪范》篇的意思正在于此：“洪”者，“宏”也，宏观世界也，天地自然也，地球母亲也；“范”者，规范也，模型也。因此，按《洪范》意思，自然乃模子，人乃此模子的受造物，因此必象此模子。【脚注：本体论上说，天地自然与人类精神的关系，属于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但认识论上说，此主观人类精神与彼客观天地自然的关系，并不只是“反映论”说的“反映对象”与“反映者”的后天反映关系，它尤其还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整体性的先验（先于自觉性的后天经验）范筑关系。此理，关乎中国现代教育的成败，意义极为重大；因此，适当场合，作者对此问题将作全面的析理与阐述。】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对应关系：正如人的大脑其特点是清明冷静、素而不杂，并且此大脑是由北方的寒冷气候生成的一样，在大地母亲那里，北方因为气候寒冷、气象清明、物象单纯、素而不杂，因此属于大地母亲的头部。正如人的四肢其特点是热动不能冷静（四肢一“冷静”，就意味着死亡）和分杈太多并且气候越热越好动一样，在大地母亲那里，南方因气候热动和地质地理气候复杂、分杈物象太多（半岛海湾山脉多、地形犬牙交错、动植物种类和人类中的族群多杂）、杂而不素，因此属于大地母亲的四肢。　　

    第三，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如大脑与四肢的关系，双方构成一个阴阳矛盾统一体，互补性很强。正如一个正常人，必是头脑指导四肢、四肢乐于接受头脑指导一样，在地缘政治学的南北关系中，必是北方国家指导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应该接受北方国家的指导。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国土南北距离跨度大的话，必是北方指导南方，南方应该接受北方的指导。此理，孟德斯鸠早已指出过：“对一个大国的君主来说，正确地为他的帝国选择首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如果他把首都设在南方，就有失去北方的危险；如果他定都于北方，他就会容易地保有南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首都”者，一个国家的“首”即大脑也。　　

    然而，正如人的头脑会昏乱从而对四肢造成一种“瞎指挥”一样，北方国家地区在指导南方国家地区时，也会犯瞎指挥错误。比如属于北方国家的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南方国家中强制推行的“自由民主”，就是头脑发昏的瞎指挥。因为自由民主是一种给社会加温的手段，这在自然温度低、人性不活泼的北方国家地区，是有益的；但在自然温度高、人性太活泼的南方国家地区，这种“加温”，只会使这些国家地区人们的性格更热动，头脑热上加热，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亦如人的四肢有时也会抽筋乱动，清醒的大脑再怎么指挥也不管用一样，南方国家地区也会犯“抽筋”毛病。比如当今的俄罗斯车臣地区，一心要从俄罗斯独立出去，就有抽筋之嫌。不过，在所有抽筋行为中，乱子最大的还数在一个国家内部，南方势力压倒北方势力，取得对国家政权的支配权。比如国民党当政的旧中国，由于国民党是一个起自南方的政党，当政时定都南京，代表东南财团势力，因而在它主政中国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头脑发昏、四肢抽筋乱动的病人一样。又如民进党主政的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民进党的大本营在台南，属台湾“南方党”和“四肢党”，因而该党主政带来的，是台湾政经形势的混乱。反过来说，在大陆属“南方党”和“四肢党”的国民党，到台湾后，由于大陆东南地区又在台湾北部，并且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大本营又在台北，因而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又属台湾“北方党”和“大脑党”。因此，国民党主政时的台湾，政经形势就比较正常，不显抽筋乱动模样。【脚注：“治平间，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问：‘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鷁退飞”、“鸲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虐之类，北入皆苦之矣。’熙宁初，其言乃验。熙宁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骚然。”——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邵雍传》（按：雍，即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治平，指公元1064——1067年，宋英宗的年号。天津桥，在洛阳附近。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即“南人”。）　　

    上述“物质决定精神、地缘决定政治和天人合一”原理，属地缘政治学中的哲学层面原理，即地缘哲学原理。　　

二、  负阴抱阳、南下争光原理　　

    万物生长靠太阳。凡有生命的物质即生物，都是趋光、争光的。地球上，在土地面积和水量相等的条件下，哪个地区光热最多气候最热，哪个地区的生物种类和总量就最多。但在所有生物中，植物和动物的趋光、争光，是本能的、不自觉的，不具有自觉能动性的；只有人类的趋光、争光，才是自觉的、能动的，即具有自觉能动性的。　　

    人类趋光争光即追求光明的自觉能动性，是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逼出来的。此理，前面第二章已作详细论述。　　

    既然人类趋光争光的自觉能动性是寒冷气候逼出来的，那么这种自觉能动性就像气候一样，也有它的纬度地带性规律，这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强，随纬度的降低而减弱；随气温的增高而减弱，随气温的降低而增高。　　

    然而，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指出的那样：人性乃阴静的植物性和阳动的动物性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因此，无论人类趋光争光的自觉能动性高强到何种程度，它都不自觉地带有植物和动物各自的不自觉特点，这种特点并且还随纬度的增高即自觉能动性的增强而愈加明显，这就是：纬度越高，气候越冷的民族，其植物性的植根于自己脚下土壤中的阴静精神定在力就越强；同时，其动物性的不为自己脚下土地羁绊的阳动身体迁徙力也越强。　　

    此理表明：所谓“人的自觉能动性”，根本说来，与动物本能遵循的是同样的自己不能自主决定的趋光法则；人类的“能动”之“能”与动物的“本能”之“能”，都是同一种能，即太阳能。因此，“义到尽头原是命”，说到究竟处，人类还是像动植物一样，并不自主能动；人类的一切能动性，都具有一种被自然的能量所推动和被自然的光热所吸引的飞蛾扑火性质；人类的“能力”之“能”、“才能”之“能”、“能动”之“能”等等“能”，都是自然能；此自然能之外，人类不可能再有其他超自然的所谓“主观能”、“自觉能”和“自主能”（此理，更加证明“自由意志”说的不能成立）。　　

    为了方便，我们把上述两种人类所具有的不自觉的趋光力即“植物性的植根于自己脚下土壤中的阴静精神定在力”，和“动物性的不为自己脚下土地羁绊的阳动身体迁徙力”，简称为“植物性趋光力”和“动物性趋光力”。　　

    正如植物的趋光争光，其“力的方向性”是指向天空一样，人类的植物性趋光力，其力的方向性也是指向天空的。当然，与植物指向天空得到的是有形的枝体生长效果不同的是，人类植物性趋光力的指向天空，得到的则是无形大智慧（向往天空即“形上冲动”强烈、大脑像天空样空阔明净的人，抽象思维能力即智慧和道德感，比目光只盯着地面种种形下“对我有用”的东西的人，要高强得多。此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而无形大智慧带来的，又是有形人工能源和与之配套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现发明。也正如头部与身子在同一平面的动物的趋光争光，其力的方向性总是指向“前面”一样，人类的动物性趋光力，其力的方向性也是向着平面地理空间的“前面”即光热越来越多的南方的（“前面”与“背后”相对。汉语中，“背”字头上是个“北”字，因而“背”就是“北”；相应地，“前”就为“南”）。　　

    人类的植物性趋光力，最高精神境界是想象中的大光明的“天国”观念；最高物质成就，必定是植物式的对太阳能的直接技术性利用，即以可再生的太阳能取代不可再生的矿物能的技术的全体大用。“天国”观念与太阳能技术的全体大用，此二者，构成最高级的人类文明即生态文明的本质内容，前者为“精神文明”，后者为“物质文明”。　　

    此外，由于人类的文明力来源于发展力，更由于正如第二章第三节指出的那样，“发展”之“发”即人的“头发”之“发”，是个植物性生长概念，因此，发展的本质，是个生态学概念，它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或“终极关怀”，必定是太阳能技术全体大用的生态文明。亦因此，人类的文明力，并非泛泛地“来源于寒冷气候”（在第二章中，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此“认为”还不到位，还未说到“精义入神”处，因此，这里再进一步深化，使其最终到位），而是特殊地仅仅来源于寒冷气候条件下生成的具有发展机能的人类植物性向上趋光力，——同样由寒冷气候生出的人类动物性南向趋光力，形成的则是与文明相对的不具建设性发展作用的动物式的“嗜血”野蛮力。　　

    因此，人类的植物性向上趋光力，由于其发显表现只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因而它像植物一样，决不会对他人的生存空间构成一种动物式的弱肉强食侵吞，它只是谦卑老实地扮演着自然老人分配给自己的人类历史中的“麦田守望者”角色，一心一意地以自己的天赋智慧并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文明的趋光争光即追求光明战胜寒冷课题。换句话说，人类的植物性趋光力，像植物一样，本性是爱好和平的；发展着的人类文明，最深厚的道德力量亦即它的爱好和平性质，正在于人类身上禀赋着的植物性向上趋光力。屈原《橘颂》所谓“受命不迁”，赞美的，就是人类身上所禀赋的这种植物性向上趋光力。　　

    然而，爱好和平的人类植物性趋光力，并不能保证这种力量最为强劲的北方寒冷民族不对他人生存空间发起动物式的弱肉强食的攻扑。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纬度越高、气候越冷的民族，其植物性的植根于自己脚下土壤中的阴静精神定在力就越强；同时，其动物性的不为自己脚下土地羁绊的阳动身体迁徙力也越强。”此理，一如歌德《浮士德》所说：“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扭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别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换句话说，因为人性乃植物性与动物性的综合，因而植物性趋光力与动物性趋光力，不仅是人类追求光明的力量的两种形式，而且这两种力还是同步相关的：正如性情“静如悬钟”的人必“动如猛虎”一样，植物性趋光力越强的民族，动物性趋光力也越强。而所谓的“动物性趋光力”，说白了就是南下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它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和征服。　　

    生物的趋光争光本性，使生物形成一种面向光源即“负阴抱阳”的生理习性。这在植物，是“仰望”天上日光，尽量往高处长。在动物，是往前面看，寻找光合作用形成的食物链下链。在人，是一方面仰望天上光明，另一方面则盯着南方“阳光下的地盘”（施宾格勒所谓人类的“深度经验是向光源和光阻的一种放射”），由后者而来的是战争和征服。　　

    古代汉语中，两军相争，败者为“北”。这说明：人类一切具有“国际意义”的战争，战略态势上，主动方、进攻方、挑起战事方，都在北方，南方则永远处在被动的守势地位。在大方向上，无论多么迂回曲折，军事地图上那支“看不见的箭头”，都是指向南方的；战神那只“看不见的手”，都是挥向南方的；战争那为人类所不自觉的最高目标，都在南下争取更多的阳光；此目标受挫，就是“北退”，就是“北”亦即“败”。此理表明：中国古代，战争主动方，肯定也是话语霸权拥有方；在他们的战争词典中，对战斗结果的胜败评价，不在双方人员物资的损失程度，而在自己“南进”或“北退”了多少尺寸。　　

    人类动物性的南下争光天性，与其植物性的仰望天上光明天性相比，当然是不够“文明”、不够“道德”的，因为它像动物一样，激发起的是一连串的“大鱼吃小鱼”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动作，谁在北，谁就是“大鱼”和“黄雀”，但“北”后往往又有“更北”。然而，正如动物的大鱼吃小鱼是无可避免的自然法则一样，人类动物性的南下争光天性，亦是一种尽管“不道德”但也无可避免的自然历史法则。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类能做的，只能是在认清这种天性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和正确处理人类地缘政治中的南北关系。况且，南下争光的北方民族，在充分表现着自己动物性野蛮力的同时，也给南方地区带去了为南方民族所缺乏的大气魄高质量的植物性文明表现力。　　

    负阴抱阳、南下争光，是地缘政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此原理的进一步证明，又引出地缘政治学的另一条基本原理：北强南弱、北主南从原理。这在下一节讨论。　　

三、  北强南弱、北主南从原理　　

    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这条地缘政治学原理，无不为人类历史上一切划上句号的争斗即“这段历史已经大体落幕”的重大事件所证明：　　

    在古巴比伦，征服这一地区的外来力量，无不发源于气候寒冷的北方亚洲内陆。在古印度，征服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同样发源于西北方向的亚洲内陆。在古希腊，位势居南的众多城邦国家，无论历史如何光荣、经济文化如何发达（如雅典）、人如何英勇善战（如斯巴达），最终还是被位于它们北部边疆的马其顿征服。在古罗马，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由位于半岛中部偏北地区的罗马城邦完成。　　

    在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世界霸权的布匿战争中，虽然迦太基拥有汉尼巴这样一位堪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并比的伟大军事天才，但单单其地理位置在罗马南边这一地缘要素，就决定了它的失败命运。而汉尼巴一度给罗马带来的失败恐慌（坎尼会战之后），正源于他所采取的自西班牙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雪山，长距离地迂回到罗马北方波河流域的变南为北大动作；在此动作中，汉尼巴取得了老天所不给予的迦太基军队之于罗马军队的以北攻南优势，从而掌握了地缘军事战略上的主动权。然而，汉尼巴军队的“根”毕竟不在意大利半岛，为了尽量减少外线作战的不利因素，缩短前线军队与后方迦太基本土的距离，坎尼大捷后，在罗马城一时难以攻破的局面下，汉尼巴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大本营定在罗马南边土地最肥沃、人性最轻浮的加普亚地区。这样一来，汉尼巴不仅使自己的军队陷入腐化生活风俗的包围中，更主要的是把具有战略主动地位的北边位势又让给了罗马人。从此以后，战争中的幸运之神就不再站在汉尼巴一边了。　　

    在罗马共和制末期“前三头”的较量中，兵败身死于东方亚细亚腹地的克拉苏不算，以罗马城为大本营、曾经战无不胜并因此荣获罗马元老院赠予的“伟大的”称号的庞培，是败在后起的北方高卢总督凯撒手下的。在“后三头”的较量中，只是一个陪衬的雷必达不算，战神般的安东尼，因为沉湎于南方埃及女王克拉奥佩特拉（她只是女性化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的代表）的色相，最终还是败在虽无杰出军事天才，却拥有北方高卢、意大利和西方西班牙治理权的屋大维手下。　　

    公元纪年之后，千年不败的罗马帝国，是毁在北方蛮族手中的。在中世纪的法国，正如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一文中以讽刺的口吻指出的那样：“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简直有无限的‘功绩’。可是它……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征服。从阿尔巴教派战争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奴役战争，结果把全国征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0页】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北方的英国战胜了南方的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在宗教改革以来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德意志，虽然南方的奥地利和北方的普鲁士两大邦国都自以为负有统一全德的“神圣使命”，但1866年的一场“七星期战争”，奥地利就彻底败在普鲁士手下，把德国统一这一“神圣大业”让给了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败在“北方佬”手下。在1994年的阿拉伯半岛上，尽管南也门政权标榜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一寒性的阳刚气很足的意识形态，但在与北也门的较量中，它还是输了。　　

    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前，外部威胁历来自北（西北、塞北、东北）而来；同一民族，北方势力总是压倒南方势力；生存于南方的王朝，无论如何“正统”，终将会被北方不那么正统的王朝灭掉（唯一的例外是朱元璋对元朝的胜利，但在南北地缘政治关系的意义上，这次胜利其实算不得胜利，因为它很快就被北京的朱棣对南京的建文皇帝的胜利校正过来了）。鸦片战争之后，即使因世界范围的英国等海权国家渐渐意识到“陆权说”这番地缘政治学道理，为着从源头上解决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与处于“力量的自然位置”的沙俄在“内新月形地带”和中亚地区展开了数十百年的争夺，从而增强了中国社会内部南方势力对北方势力的反弹力度，但是，南方力量还是反反复复一再被北方力量镇住：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被建都北京的清王朝扫除。坚持定都南京的孙中山，最终拗不过坚持定都北京的袁世凯，在袁世凯面前无奈地拱手让权。“红都”建在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被以位于瑞金以北的南昌为战时大本营的蒋介石军队从南方根据地赶走，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红军两大主力，北边的四方面军实力强于南边的一方面军；而在两大主力会师后发生的两军高级领导层的斗争中，坚持南下“打到成都吃白米”的四方面军主帅张国焘，又输给了坚持北上方针的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帅毛泽东。毛泽东的中共军队到了北方后，一改在南方时的被动受压局面，渐渐形成大气候，最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秋风扫落叶地把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赶到了东南方向一个更无王者气象的孤岛上去。而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中共军队中，元帅以下的猛将（许世友、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等等），出自红军时期的四方面军的之所以比出自同一时期的一方面军的为多，原因又在作为四方面军发源地的位势居北的“鄂豫皖根据地”一带，气候比位势居南的作为一方面军发源地的湖南、江西、福建一带更冷，因而民风更好斗、民气更酷。　　

    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纬向梯度地带性的“大鱼吃小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地缘政治态势，至少在冷战结束前，一直是明显如故的：苏联在中国北方，中国感到苏联的威胁。中国在越南北方，越南又认为自己受到中国威胁。在越南国内，北越在北，南越在南，双方二战后都建起独立政权，尽管南越政权无论幕后还是台前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包括50几万美国士兵的亲上战场），但最终还是被北越政权吃掉。越南的南边又有柬埔寨，越南统一后，柬埔寨又深受来自北方的越南的入侵之害。而在朝鲜半岛上，自古以来，南朝鲜都不是北朝鲜的对手，这使得自古至今在南朝鲜建立的政权，都不得不寻求外来力量对自己施加保护（古代求助于中国，现代求助于美国），以抗拒来自半岛北方高举“民族自主统一”旗帜的政权对自己施加的地缘政治压力。　　

    在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在印度北边，尽管与印度交界的中国西南边疆是中国人口最少、经济最不发达、生存条件最恶劣的西藏地区，但南边的印度人，心灵中总抹不去北方邻国的巨大阴影，总担心“中国的侵略”。且不说这种担心在冷战后的今日是否有道理，至少从印度自身经验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长不过几百年，短不过百年，位处旧大陆“南极”位置的印度，总是不断遭受着来自北方的入侵者的或大或小侵犯，而且总能得逞；在广阔而严酷的中亚地缘政治舞台上进行残酷角逐的或大或小地缘政治势力，失败者大多能在“惹不起总躲得起”地“躲”向南边印度时，得到在北边中亚地区得不到的“意外胜利”。当然，任何入侵者，一旦得逞，成为印度半岛主人，就会弱化，几百年后，又会成为新的自北而来的入侵者的“受害者”。然而，印度再怎么阳弱，也有自己值得宽慰的业绩：地球上，位置比印度更南、气候比印度更热的地区大有人在，这就是南太平洋赤道附近的瑙鲁、斐济等国。在这些地区，印度人又成了“北方人”，并因此而成为这一地区的“入侵者”。　　

    至于南半球的南美洲、澳洲、南部非洲，因为南半球的北方相当于北半球的南方，南方相当于北半球的北方，因此，这些地区，也是纬度高气候冷的南方力量强于纬度低气候热的北方力量。在南美洲，最具北半球北方国家特色的是最南部的智利、阿根廷两国；除国土面积大得与南美诸国不成比例并且部分国土还跨越南纬30度线的巴西外，智、阿两国的国力，在南美诸国中是最强的。例如：在1879－1884年智利对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位于南方的智利战胜了位于北方的玻、秘两国；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甚至敢于主动发起一场与大英帝国叫阵的“马岛战争”（英国叫“福克兰战争”）。此外，在1932爆发的巴拉圭与玻利维亚的“查科大峡谷战争”中，位势居南的巴拉圭胜过位势居北的玻利维亚，通过战后两国签订的“查科和约”，巴国得到查科大峡谷四分之三土地，玻国只获得四分之一。在巴西，发达地区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南不在北。在澳洲，新西兰位置最靠南，因而最具北半球北方发达国家特色。在澳大利亚，发达地区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南不在北。在南部非洲，国民素质最高、经济最发达、国力最强大的是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南非。　　

    除了明显可见的军事政治方面的征服、统治、打压、干涉外，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南北关系中，北方国家地区对南方国家地区自觉不自觉地施加的无形的巨大影响力，更是难以一件件说清。比如在洲际关系中，南美洲在北美洲南边，南美洲在北美洲面前，就处于一种被干涉、被主导的守势地位；非洲在欧洲南边，非洲在欧洲面前，亦处于一种被干涉、被主导的守势地位。而在东亚，阴气重的东北亚强于阳气重的东南亚，位居南方的东南亚诸国，尽管独立自主愿望和自尊心很强，但总有某种魔障似的东西使他们摆脱不了被位居北方的中国和日本甚至还有南韩施加于他们的强大影响。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悍的南部伊斯兰世界，在北方俄罗斯面前，亦处于一种被进逼的防守态势，在俄罗斯那动物趋光力支配着的“南下印度洋”冲动面前，南部伊斯兰世界，尽管民气很酷，但长远说来，是难以组成大有成效的防卫阵线的。　　

    除“物质决定精神、地缘决定政治和天人合一”原理这条地缘哲学原理外，上述北强南弱、北主南从原理，是所有地缘政治学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原理。　　

四、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　　

    邓小平有言：“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之所以成问题，乃因战争因素的难以消除；经济之所以成问题，乃因落后因素的难以消除；东西问题的要害，是东西关系中战争因素的难以消除；南北经济问题的要害，是南方国家地区经济的落后。　　

    南方国家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原因一如前面第二章反复说明的那样，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追求光明；南方国家地区，光热天然具足，本身就在“光明”中，因而追求光明的发展愿望自然先天不强劲、也用不着那么强劲。　　

    现在要追问并且回答：何以东西关系中的战争因素难以消除？　　

    在本章第二节论述“天人合一原理”时，我们指出，在我们人类与大地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对应关系：在大地母亲那里，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寒冷、空气明净、物象单纯、素而不杂，因而属于大地母亲的头部；南方地区因为气候热动、地质地理气候复杂、“分枝”物象太多、杂而不素，因而属于大地母亲的四肢。　　

    北方与南方，如人的大脑与四肢，双方处在一个阴阳矛盾的统一体中，互补性强：北方阴强，南方阳弱；北方人擅长抽象思维，南方人擅长具象思维（比如音乐绘画两种艺术，音乐抽象，绘画具象，所以在欧洲，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等世界顶尖级音乐家，都出自北欧；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毕加索等世界顶尖级画家，都出自南欧）；北方人热衷抽象化程度高的政治和科技含量高耗能大的工业经济，南方人方便于抽象化程度和科技含量低直接受惠于太阳能的自然经济。军事上，阳弱的南方与阴强的北方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双方因此形成不了棋逢对手、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的长期较量和僵持格局——基辛格博士特别热衷的地缘政治学中的所谓“均势”格局。这样，在南北关系中，凸显出来的当然就是较为和平的地缘经济关系问题。　　

    然而，东西关系可不像南北关系那么互补。因为东西关系在纬度上有一条天然界线：它多半不会跨过北纬30度线以南，只在此界线以北发生。这就是说：东西关系从一开始，就只是光热不足、争光欲望强烈并因此而热衷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北方国家地区的“内部关系”（“东西关系”其实不准确，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北北关系”）。这样，作为北方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东西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大脑与四肢的异性相吸关系，而是这一个大脑与那一个大脑即大脑与大脑之间的同性相斥关系。大脑是人体最高傲的部位，作为大地母亲大脑的北方地区，同样是地球最高傲的部位。因此，在东西南北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大凡一个北方政治实体，就是一个大脑。大脑与大脑当然是同性相斥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你高贵，我傲慢；你坚毅，我冷静；你东风吹，我西风烈；你北风潇潇，我雪花飘飘；你风伯雨师，我女魃旱神；你燕赵悲歌，我烈士武臣；你视死如归，我杀身成仁；你民风强悍，我好勇斗狠；你四海翻腾，我大漠风尘；你夺了焉支，我还了焉支；你有关东大汉，我有关西大汉；你居鲁士打过来，我亚历山大打过去；你匈奴铁骑西侵，我十字军战士东征；你新月旗飘过来，我十字架举过去；你工业发达，我立即跟进；你造原子弹，我造氢弹；你卫星上天，我飞船登月；你有莎士比亚，我有托尔斯泰；你有哈姆莱特，我有卡拉玛佐夫；你有希特勒，我有斯大林；你东进莫斯科，我西进巴黎；你围我斯大林格勒，我攻克你柏林；你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建华沙条约组织；你北约东扩，我岂能坐视不管……　　

    上述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关系：　　

    中国历史上，宋朝以前，之所以战乱频繁、地方分裂割据现象严重，就是因为炎黄以来至宋朝，活跃的中国地缘政治力量对中国核心区的征服，都自西往东，突破潼关，顺着黄河下游挺进，因而此一时期的中国地缘政治关系，以同性相斥的东西关系为主。反之，宋朝以后，之所以历宋元明清四大朝代1000来年，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始终维持，原因就在这时期的中国地缘政治关系，以稍早时期的唐朝安史之乱为前兆，活跃的中国地缘政治力量对中国核心区的征服，转向为自北而来，首先攻破长城，入主中原，接着突破长江，铁骑南下。这样，地缘政治中的东西关系格局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关系格局。而南北关系，当然是一种难以相互抗衡的异性相吸、阴阳互补关系。这样，就造成了宋元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超稳定的政治结构”。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超稳定的政治结构”，背后的原因，乃活跃的中国地缘政治力量顺时针方向的由西向北转移（转移原因又在于：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中亚地区，全新世以来的干旱趋势，到了唐宋时期，超过某一临界点），而不是如同20世纪80年代那帮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特别活跃的“文化精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治国者们中了孔孟朱熹们“专制文化”的“毒素”、误入歧途后硬要用一种人为的不合理的专制集权手段，去建立一种“超稳定的政治结构”。　　

    同性相斥原理，不仅适用于北北关系即东西关系，同样适用于南南关系。不同的是：像人体四肢不仅本身就是分枝多现象，而且每一枝又有众多小叉枝（五个指头）一样，位处大地母亲四肢部位的南方地区，因地缘环境的杂乱和经济政治的不发达，其相互之间的同性相斥，不像北北关系那么残酷，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然性地各守一块小地盘、互不交往、互不统属、互不服统、缺乏众望所归的地缘政治核心区即无“首”的小国寡民特点。　　

    的确，“分枝”多、互不统属现象，乃南方自然界与社会界一大特征。地质方面说，自1.8亿年前南方冈瓦纳古陆与北方劳亚古陆分开后，前者就进一步分裂为间隔距离很远的非洲大陆、南美大陆、南极大陆、澳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五枝”，而后者仅分为由不太宽阔的北大西洋隔开的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地形地貌说，以冈瓦纳古陆的破裂和李四光地质力学论证的从两极指向赤道的地壳离心运动为地质动因，地球上的南方地区，半岛多、海湾多、海峡多、岛屿多、山脉多、地形破碎、“犬牙交错、勾心斗角”。生物方面说，破碎复杂的地质地理条件再加上太多的阳光与降水，使得南方地区的动植物，种类多如牛毛。而在社会界，亦由地质地理气候条件决定，地球上的南方地区，语言风俗不同、社会意识淡漠、政治上互不统属的族群，简直千千万万。比如中国先秦时期，中国南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众多得只能以“百越”统称之。而《老子》之所以政治上持小国寡民主张，就在于老子本人及整个中国道家学派，像与《诗经》相对的《楚辞》一样，属于与持“大一统”政治主张的儒家相对的中国的“南方文化”。　　

    即使到了近代，这种“百越型”南方地缘政治力量，在中国南方地区，势力仍然很顽强，以至于在中国南方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领袖洪秀全，首先就得与这种地缘政治力量作斗争。作为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原道醒世训》，开首就把矛头指向南方特有的小国寡民意识：“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如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无他，其见小，故其量小也。”然而，地缘的力量是顽强的，尽管洪秀全动用了“广生众民”的“上帝”力量，但只要太平天国的地缘基础依然在南方，土气重的南方型同性相斥原理就要发挥它那不可抗拒的决定作用，最终给在北方没能打开局面而又坚持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带来灭顶之灾（太平天国的“天京之乱”和其后的一系列分裂动乱，正是南方型“同性相斥”原理在起作用）。　　

    必须指出：任何一股政治力量，一旦与另一股政治力量形成南北对立格局，那么，无论其领袖有多高的谋略和威望，只要他以南方为根据地，只要他的根固着在南方，从而使得自己成为“东西南北”中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上述太平天国式的南方型地缘政治灾难，也就躲不过。比如三国时代，以诸葛亮之高见和大才，还是无法避免西蜀与东吴这两股与北魏相对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同性相斥”，从而把“三归一统”这件大事业拱手让给了北方魏晋政权。再如现代共产党革命，当它以南方为根据地时，内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势力不小，若不是后来长征到了北方得了西北“王气”之助，它就难以克服自己的内部分裂因素。延安整风，若在南方，要想顺利展开并取得意义重大的在南方形成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基本被克服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至于国民党，自始至终，因其地缘基础的不离中国南方，这样，南方型同性相斥原理，就一直在它内部顽强地发挥着使其弱化的败坏作用：从最早的孙中山时期存在于兴中会中的“广东人情结”，到现在台湾地区盛行的“省际情结”、“族群情结”，国民党什么时候不受这种南方型同性相斥原理的折磨呢？　　

    上述南方型同性相斥原理，证之于地球上的非洲、南美甚至欧亚大陆南方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东南亚等一切南方国家地区，同样适用：内部分裂、战乱不停的非洲、伊斯兰世界不必说了，即使政治经济方面较有头绪的东盟国家，其“头”又何在呢？而无头者能行吗？它因此能不与属于本地区“头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这些北方国家地区阴阳互补吗？　　

    总之，同性相斥原理，在南方，带有很大的自然性、随意性、盲目性、热动性和地方性；正如南方发生的一切社会事件只会有一种低层次的地方意义一样，同性相斥原理在南方，永远“斥”不出具有国际意义的事态。北方则不然，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强烈，在一种追求光明、居高临下的“国际主义眼光”关照下，同性者都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施宾格勒），都想通过吃掉对方而通吃世界（麦金德：“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不斗时平安无事，看上去都是高贵君子，一旦斗起来，就天翻地覆、日月无光，地球为之颤抖。也正因为如此，位势居下（北为上，南为下）、趋光力弱、眼界不广的南方国家，是没有“地缘政治意识”的；在南方人眼目中，地缘政治这玩艺儿，只是北方人的一种怪癖（南方国家缺乏地缘政治意识这一“现象”，正是地缘政治学原理的表现）。　　

    然而，北北关系中的“同性相斥”原理背后，还有个“争风趋水、‘活得滋润’”原理。这在下节分说。　　

五、  争风趋水、“活得滋润”原理　　

    水为生命之源。生物体内，半数以上的物质为水分。因此，“万物生长”除了“靠太阳”外，还靠水。这样，生物除了具有趋光性外，还有同样重要的趋水性。人是生物，因而像生物一样，也具有趋水性。　　

    像人类趋光性的强弱由所得天然阳光的多少决定一样，人类趋水性的强弱，亦由所得天然降水量的多少决定，气候越干旱、水量越少，人的趋水性就越强。然而，与阳光量的与纬度成反比关系不同的是，水量的多少，与纬度没有比量关系，而与大气环流和地形相关。地球上的两大干旱区，一个在南北回归线两侧，一个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前者由副热带高压引起，后者起因为地形封闭、距海遥远，海洋气流难以深入的内陆地形。不过，又由纬度决定，前者因地处低纬，气候阳热，人性因之亦阳弱，在干旱面前，多半采取一种动植物式无“远大目光”的听天由命态度；后者则因地处中高纬度，不仅缺水，还缺光热，因而人性冷酷好战，人目光远大、自觉能动性强，在干旱面前，采取的则是一种“争占风水”的征服态度。可以说，所有东西地缘政治问题背后的动因，都在心脏地区气候的干旱缺水。又因为南北地缘政治关系的走向，由东西地缘政治关系决定，谁在东西地缘政治关系中争得主动权，谁就争得对南方地区的控制权，因而实在说来，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东西关系问题。因此又可以说：国际地缘政治问题背后的动因，皆在心脏地区气候的干旱缺水。　　

    本来，纬度、光热、趋光力大体相同的东西方，如果水量也相同的话，那么在趋光性驱使下，双方通常只会齐头并进地在自己的经度范围内径直南下，控制各自经度范围内水量尤其阳光充足的“阳光下的地盘”，而不会发生双方无可回避、针锋相对的相互排斥。无奈，大自然没有这样安排：东方的亚洲内陆即心脏地区，缺水严重，而它的正南方向，又是一个热性的南方大洋即印度洋，无陆地风水可争。当然，该方向东南，还有个水量充足的南亚次大陆，正因为如此，该地就成了心脏地区争占风水的地缘政治力量的首选目标。又因为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人性阳弱，因而在征服者一面，此“首选目标”总能一次次得逞。然而，被征服的次数多了，南亚地区的征服价值亦随之降低：一方面，该地的人口，随征服次数的增多而增多，最后竟至于拥挤不堪，土地、水量都有不堪承载之负；另一方面，一次征服就是一次社会生产力大破坏，因而该地总是陷入重复性的破坏之中，积累性的持续发展，一次次被打断。尤其该地属南方热带，文明爆发力先天不足，因而到了后来，对于干旱少雨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来说，已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了。这样，对于受趋水性支配的征服者来说，最有价值的是水量同样丰富的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由此，就发生了以位置偏东、气候干旱的心脏地区为动力源地，以东西关系问题为主的世界历史中的地缘政治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中，水量丰富的东西两头，形势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欧亚大陆东头，水量最多的是中国中东部，它构成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从“反侵略”即防范心脏地区外出争占风水的地缘政治力量入侵的角度说，该地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但总的说来，不利的一面大于有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在于：该地纬度比印度高，几乎与心脏地带在同一纬度线上，因而一定程度上还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构成一种东西关系中的同性相斥格局。这样，本地区就没有像位势居南的印度那样，入侵者太容易得手。不利的一面在于：第一，该地与心脏地带相比，地势高低差大，军事上处于以低处对高处、战略制高点不在自己手中的不利地位。第二，该地的地缘政治力量，以风水良好的几个冲积平原为力量之源；然而，由于地质年代短（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年代不过几万年，至今依然处于成长期），这些冲积平原的面积就不是很大，因而缺乏较为广大的可供纵深防御的军事战略空间。第三，也是因为地质年代短，这些平原尤其风水最好的各河流三角洲，水泄不畅，沉积土轻浮不“板扎”，因而该地区人的性格，也不那么坚定扎实强毅。这三个不利条件加在一起，使得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总体上说自我生存能力较弱，被心脏地带蛮力征服的次数虽然没有印度多，但为数也不少。更主要的是：为了弥补以上三个不利条件，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东补西，去经营经济上事倍功半但政治上军事上又不得不去经营的西部事务，从而使得自己成了地缘定位偏向心脏地带、很大程度上也染上了心脏地区地缘政治力量所特有的“蛮力”性质的地缘政治本色、在地球上的东西关系中属于“东方”的一股地缘政治力量（比中国位置更“东”的日本，之所以不在东方势力而在西方势力一边，根本原因在于在大海的隔绝保护下，外出争占风水的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染指不到它）。　　

    欧亚大陆西头，是自成一个大陆的欧洲。该洲面积比中国还略大。尤其该洲水量丰富，“值得征服”的地区，比2/3国土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中国大得多。或者说，对于缺水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来说，该洲的诱惑力，比中国大得多。这样，该洲就成了心脏地带征服力量最想“拿下”的对象。然而，最有诱惑力的对象，无不是最难到手的对象。正如有刺的玫瑰不像无刺的牡丹那么容易被摘去以满足征服者“长得君王带笑看”欲望一样，玫瑰般的欧洲，可不像牡丹原生地即中国的“繁华地区”那么容易被征服。大体说来，欧洲这朵诱人的玫瑰，其“刺”有三根：第一，该洲东部的欧亚两洲相交处，是广大的地势并不高拔的草原地带，对于从地势高拔的心脏地区出发的征服者来说，该地带具有一种减弱他们进逼欧洲的攻击势能的作用，这使得他们在与欧洲相对时，并不具备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第二，欧洲地形，几乎全是水量丰富、风水良好的大平原。这样，该洲抵御侵略的军事战略纵深，就是水量丰富的中国“内地”的3倍以上。第三，该洲地质年代古老，平原沉积土板扎，而且大多经受过第四纪冰期的“洗礼”，因而欧洲人的性格，也像那块土地一样，既板扎，又酷，在争占风水的外敌面前，少有投降派。这三根“刺”的存在，有效地保卫了玫瑰般的欧洲，使得羡慕欧洲风水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在它面前大感棘手。这样，它就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不过，在此态势中，由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所要争取的目标，是作为生物的自己应该具有的基本生存条件（水），而欧洲则缺乏“得不到就难以生存下去”的战斗目标，他们的战斗目标只是既得风水的保护，因而从自然历史大势说，在双方的争斗中，战略上的进攻方，在心脏地区一方。由此而来的是东西关系中和平问题的难以解决。　　

    上述“争风趋水、‘活得滋润’”原理表明：心脏地区缺水问题不解决，东西关系中的和平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心脏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就将永远对他们之外“活得滋润”的世界发出他们的呐喊战叫和恐怖威胁。　　

六、  综合国力计算中的“墨卡托投影法”原理　　

    根据地缘决定政治原理，作为最大政治实体的国家，其力量即所谓“综合国力”是可以从地理要素的分析中得出的。这一点，众多的地缘政治学家们潜意识中是有所感知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地缘政治学在国际学术理论界突然吃香同步相关，国际国内也兴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综合国力研究”热。然而，由于对地缘决定政治原理没有达到自觉的哲学顿悟高度，这些综合国力研究家们，又无不感到这个问题的棘手。他们要么对国力要素中的精神因素没有明确肯定，要么对精神因素只作抽象肯定，而在具体把握上就如堕雾中。　　

    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渐渐感到问题的所在了，这就是：所有综合国力要素，基本只有两项，即“硬国力”与“软国力”。然而，问题又来了：何为硬国力，何为软国力？尤其是：软国力如何计算？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又各说各话，并且都对自己和别人的“话”，并不感到满意。　　

    在硬软两种国力中，软国力是个活跃并且主要的因素。而软国力的力源在纬度气候。正是由纬度气候决定的精神力量即软国力的不同，才导致这样一种“政治现象”：一切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的南方热带国家，无论海岸线有多长，国土面积有多大，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矿产资源有多丰富，其“科技力、国防力……教育力、文化力、政治力、外交力”（中国学者黄硕风铺出的“综合国力要素”中的几种），都与它纬度气候之外的诸地理资源要素呈负数不相称关系（资源大国，人文小国）。反之，那些寒性地缘种因强壮的北方国家，假如不过分缺水的话，科技力、国防力、教育力、文化力、政治力、外交力，往往与它纬度气候之外的诸地理资源要素呈正数不相称关系（资源小国，人文大国）。即使那些缺水的北方国家，他们那视死如归向外发动暴力攻击的军事能力，也令人对其潜在国力不能小看。比如历史上的蒙古和当今的阿富汗，它们已做和正在做着的“事业”，任何南方“资源大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做出。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大体说来基本正确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软国力，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此理，可用制图学中的“墨卡托投影法”表示（见图4）。　　

“墨卡托投影法”，由16世纪比利时地图学家墨卡托所创，其内容是：　　

在这种投影中，所有的纬线都和赤道一样长，而在球面上，它们的长度是向两极递减的。因此在投影各处，除赤道外，都有一个东西方向的扩展，而且随着离开赤道的距离而递增。在球面上，60度纬线的长度是赤道线的一半，在本投影中，这个纬线扩展了一倍；与此相应，南北方向也扩展了一倍。因此，一块小地方，比如说一度的平方，在地图上，纬度60度的地方就要比赤道线上一度的平方，长宽各扩展一倍，或者说面积扩展为原来的四倍。由于无论是东西方向或南北方向，向着两极方向扩展的倍数，都是这样越来越大，所以这种投影的地图，超过80度的地方很少绘出来，因为在这个纬度上，各个方向都要扩展成六倍。拿格陵兰和南美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虽然格陵兰实际上不到南美面积的十二分之一，而在墨卡托投影中，却画得比南美洲还大。”【（英）Ｗ·G·穆尔《地理学辞典》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1-212页】　　

图4 墨卡托投影图　　

【脚注：“在这种投影中，陆地同海洋的距离、面积和形状，都过于失真，所以，这种投影并不适宜于一般用途。它的一个好处是“等距扩展”使罗盘方位指示正确，对航海很有用处，任何两点之间的罗盘航线都是一条直线。墨卡托投影对绘制某些气候图（例如要表示各个不同地区的真风向）也有用。”（穆尔《地理学辞典》第212页）】　　

    软国力与硬国力，是互为存在条件的；不知软国力，必不知硬国力。中外一切综合国力研究家们，由于不知软国力，因而即使在硬国力方面，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他们定出的那些硬国力指标尤其其中的种种社会指标，只是大量社会现象的铺张罗列，缺乏质的稳定性。其实，只要专家们明白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这一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真理，种种不具质的稳定性的社会指标，完全可以省略。因为一切社会指标，都由自然指标决定；自然指标有利，社会指标必不断得到发显表现；自然指标不利，某些似乎占有优势的指标，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在一切自然指标中，最主要的是领土、降水、纬度、人口。　　

因此，在较为适宜人类居住的陆地范围内，一个国家，只要位居北方、领土广大、降水均匀，那么其综合国力必强，反之必弱。这里，纬度因素乃“倍增器”：在领土、降水、人口相等的条件下，根据墨卡托投影法，一个纬度在60度、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其国力是纬度在赤道、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的4倍；是纬度在30度、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的两倍；其余类推。或者说，看一个国家的硬国力，就主要看它的降水条件、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看一个国家的软国力，就主要看它的纬度气候条件。降水条件者，“水”也；纬度气候条件者，“风”也；二者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的“风水”条件。因此，说到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其风水条件和领土面积决定；看一个国家的风水和领土面积，就可知它的综合国力或国运。　　

必须指出：受马汉海权论影响，诸多地缘政治学家或综合国力研究家们，在谈到自然地理位置这一的确很重要的国力要素问题时，无不错误地把海陆关系即海岸线的长短和离海洋距离的远近看成头顶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学者王恩涌等编著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就有如是说：“自然地理位置是指某一国家与地球上的陆、海、山、河等自然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尤其是海陆关系。自然地理位置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均有一定影响。”此论明显错误有三：第一，就“力量的自然位置”而言，所有自然地理位置要素中，最重要的不是海陆关系而是纬度；一个海洋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如印尼甚至印度、巴西、澳大利亚等），但一个北方大国，一定就是强国；世界上的强国，不一定都是海洋大国，但一定得是北方大国。第二，谈“自然地理位置要素”，只见“陆、海、山、河”诸要素不见纬度要素，可谓“吴楚弄兵无剧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第三，如果把纬度要素考虑在内，并且懂得它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自然地理位置“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就不是“有一定的影响”，而是有极大的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不知道国防建设中东西南北的轻重缓急；在实践中，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隐患。　　

七、  雪水比雨水文明原理　　

    地球上的北方国家，如果水量充足，其国力就主要表现为文明力；如果水量严重不足，其国力就主要表现为野蛮力。换句话说，地球上的国家，不是所有水量充足的国家都是文明力强的国家，关键要看水量中的雪水量与雨水量比例。最佳比例是近似于得数为0.618的黄金分割律：在总数为１的水量中，2/3（比0.618略多）为雨水，1/3为雪水。当然，文明力正由那1/3雪水量决定。所谓1/3雪水量，含义是：在全年降水较为平均的条件下，一年中有四个月左右时间，降水以降雪方式表现。显然，地球上所有国家，只有温带海洋性气候国家大体符合这一比例。因此，地球上一切文明程度高的国家，都是温带海洋性国家，这一事实，在“雪水比雨水文明”原理解释下，就一点不奇怪了。　　

其实，雪水之有大恩于人类和人类文明，我们在第二章关于人类和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已经讲得极为清楚了。这里之所以再讲这个问题，目的是要把雪水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甚至是决定的要素单独突显出来，使人类对冬天的降雪以及高山上和极地的冰川充满一种自觉的、温柔的、冰雪般纯净高洁的感恩意识；在这种感恩意识中，提升人类素质（“素”者，洁白也；人类“素质”之“素”，正来源于地球上最“素”的物质：冰雪），从而促使全体人类形成一种共同的“冰雪崇拜”——这也许将成为全新的全人类共享的更加高级的文明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基础（此问题后面第四章第五节还要展开）。　　

其实，对冰雪的崇拜，在人类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了。拜伦《唐璜》第一章六四节诗曰：　　

哦，道德的北方，洁净的乐土！　　

你那儿全是善行，那儿的严寒　　

把罪恶赶出家门，连衣衫都扣下　　

（圣安东尼是碰到了雪才向善）　　

    而在基督教圣诞夜出现的那位头戴小红帽（它象征着寒冷民族对火即光明的追求）、胡子白花花的圣诞老人，其起源地，正在冰雪量最为恰当的西北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其象征着的，则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冬夜雪花。同理，中国人所谓“瑞雪兆丰年”，就内含“冰雪崇拜”心理。　　

    “雪水比雨水文明”原理，像第二章第六节的“地缘种因”概念（二者内在关联）一样，对人类学家们的人类学研究，大有帮助。这方面一个典型例子是：由于不明白雪水比雨水文明道理，日本著名人类学家梅棹忠夫，在给他带来全球性声誉（甚至被某些学者誉为“世界名著”）的名著《文明的生态史观》中，恰好在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陷入了研究的困境，出现了不可接受的逻辑错误。　　

    梅棹先生认为：欧亚大陆的核心问题，是大陆中心地带的干旱问题，“对于历史的发展，这一干旱地带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干旱地带是恶魔之巢，是暴力和破坏之源。由这里发起，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游牧民族等残虐至极的暴力运动，破坏了其周围的文明世界。文明世界屡屡受到无以挽回的打击。”以这一地带为核心，梅棹先生把干旱地带及受干旱地带暴力辐射破坏的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罗斯世界、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称为“第二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受干旱及随干旱而起的野蛮力量的冲击染指，文明力较弱，至今仍未达到发达的现代文明高度。与“第二地区”相对的是水量充沛、不受干旱地带野蛮力冲击染指、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头的西欧与日本，它们构成“湿润型”的“第一地区”；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全都达到了现代化的文明高度（见图5）。　　

图5  文明的生态史观图　　

【脚注：欧亚大陆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图”（梅棹忠夫作）。图中I为中国世界，II为印度世界，IV为地中海世界，III为俄罗斯-伊斯兰世界】　　

    至此为止，由于梅棹先生一直遵循着的是以自然的生态环境来解释文明差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观点，因而其论点都是完全正确的（附带说说，本书作者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国际地缘政治问题的要害是心脏地带的缺水问题”，此论点，曾受梅棹先生论点的启发；当然，梅棹先生的论点，又来自麦金德）。但是，往后，由于从梅棹先生的论述中又会很自然地引伸出这样一个论点：因为日本和西欧的现代化成就，一是得益于水量的充足，二是得益于不受干旱地区野蛮力的冲击；所以，一切水量充足和不受干旱地区野蛮力冲击的国家地区，都“应该”像日本西欧样地成长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在引出这一论点之后，梅棹先生又有以此论点去进一步证明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的必要。然而，正是在这“进一步的证明”中，困境发生了，不可接受的逻辑错误出现了：东南亚地区，水量既充足，又不曾受干旱地区野蛮力的冲击，可为什么没有像日本西欧样地实现现代化呢？对此问题，梅棹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得不强作解释，以至于完全离开了“文明的生态史观”这一基本立场，不是一以贯之地忠实于自己的逻辑前提，从自然的生态环境出发，来解释东南亚的文明力不足问题，而是从民族、文化等杂七杂八的人文因素来解释亦属人文问题的东南亚的文明力不足问题。结果无论作者读者，得到的只是一头雾水！　　

    其实，只要明白“雪水比雨水文明”原理，梅棹先生讲不清的一切问题，全都可以迎刃而解：水量充足的东南亚，之所以没有水量充足的日本文明程度高，根本原因就在于东南亚的降水，100%为雨水；日本的降水，大约1/3为雪水（至少在全年1/3时间内，天上降水为雪花）。此理，转换成中国风水学术语就是：梅棹先生见“水”不见“风”；只知水之大用，不知阴风（气）之大用。　　

八、  阴需阳、阳需阴的社会生态动力学原理　　

    《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朱熹有言：“圣贤劝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阙处；戒人莫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间。”【《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孟德斯鸠认为：“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物理的因素越是使人类倾向于静止，道德的因素便越应该使人类远离这些物理的因素。”【《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页】此理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地缘”方面位势居阴，即地处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那么“政治”方面，如果不是处于非常时期（面临内外敌对势力严重威胁），它就应该以阳补阴，即实行给社会气氛增温加热的自由民主制度。反之，一个国家，如果“地缘”方面位势居阳，即地处低纬度地区、气候炎热，那么，“政治”方面，它就应该以阴制阳，即实行给社会气氛降温减热的德治型集权制度（以治国者为“哲学王”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理想。事实上，当年的柏拉图，促使他做出“理想国”设计方案的深层思想动因，正是为热动的爱琴海气候决定的热动的雅典民主制弊病）。此理，可称其为“阴需阳、阳需阴的社会生态动力学原理”。此原理，在历史与现实中，例子比比皆是。　　

    在古代，奴隶制是一种比封建制更有强制力的制度，它因此比封建制还专制（奴隶主中，并非全然没有具有道德感的领袖，如雅典的伯里克利，罗马的老加图等）。然而，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只出现在气候较热的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地中海世界。当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时，西欧历史就由以阴制阳的专制奴隶制进入管理较为宽松即以阳补阴的隶农制，并且此以阳补阴的隶农制也主要盛行于气候较为寒冷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而在南部地中海世界尤其气候更热的北部非洲，以阴制阳的奴隶制，直到塞万提斯时代还存在着（塞万提斯就曾被海盗俘获，在阿尔及利亚当了5年奴隶）。而今日之意大利，根在南部西西里、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黑手党，也是奴隶制的一种变形。　　

    在印度，3000多年前入主印度的雅利安人，后来所以盛行静坐修行法，是因为他们明白：在印度的气候条件下，“物理的因素”使人们习惯于热动（如印度、巴基斯坦电影，始终在那里唱唱跳跳），这于雅利安人在北方形成的寒性地缘种因的继续保持，危害极大，若不找到一种人为的强制性阴静办法加以补救，久而久之，雅利安人的智慧甚至人种，就将退化到与本地土著相一致的程度。而以虚无为本和以静坐及种种禁忌为方法的婆罗门教及后来的佛教、印度教，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强制性阴静办法。因此，对佛教及印度的一切宗教，孟德斯鸠的如此评价又是完全错误的：“印度的立法者佛顺从自己的感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同上】而孟德斯鸠之所以做出这种错误评价，是因为他像自古以来的一切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一样，见地不见气（阴阳二气），未能解决对于一切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来说都是很要命的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习惯从何而来？假如他懂得人类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寒冷气候和阴静生活习惯的产物的话，对佛教的评价，就会完全相反：像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一样，佛教正是一种在炎热气候条件下产生的、有助于人的智慧和道德能力保持的“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立法”。　　

    在基督教世界，教规宽松的新教分布于气候较为寒冷的北方日耳曼地区，教规严格的天主教分布于气候较为炎热的南方拉丁民族区。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如此：一切气候炎热、人性热动的国家地区，如果信基督教的话，必信教规严格的天主教；一切气候阴冷、人性沉静的国家地区，如果信基督教的话，大多信的是教规宽松的新教。即使基督教世界同一国家民族，性格冷静、自我控制能力强的那部分人，也多信新教；性格热情、自我控制能力弱的那部分人，也多信天主教。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一个最不能控制自己性欲的人，他因此信的是天主教；而他的继位者小布什，在性生活方面，是很有自制力的，他因此信的是新教。此理，海涅早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文中就以诗人特有的幽默语气指出过：“在德国，远比在那炽热的意大利的晴空下有可能奉行一种对肉欲作最少让步的基督教教义。我们北方人的血比较冷，因此，我们无需慈父般的列奥为了肉体的罪恶给我们送来那么多的赎罪券。气候使我们容易奉行基督教的道德，　1517年10月31日　，当路德把反对赎罪券的论纲钉在圣奥古斯丁教堂门上时，维腾堡的城壕大概已经结了冰，人们可以在那儿滑冰了，滑冰是一种十分寒冷的娱乐，不能说是什么罪恶。”【海涅《论德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3-224页】简言之：在基督教世界，气候炎热因而人性热动、人的性欲太强的地区，必用主教任命权来自教皇、不许神职人员结婚的天主教制约之；气候寒冷因而人性喜静、人的性欲不那么强的地区，以信奉“自由民主”（神职人员教区自主决定而且可以结婚）的新教为宜。　　

    在佛教世界，小乘佛教分布在南方热带雨林气候带，大乘佛教分布在北方温带和亚热带。前者气候炎热、人性热动，因而教规中就有以阴制阳的男性信徒一生中必须进寺庙修行几年的严格规定。后者气候较冷、人性不那么热动，因而教规中就没有信徒非进寺庙修行不可的规定，较为“自由民主”；不仅如此，大乘佛教甚至能够理解和容忍某些素质特别高的信徒们的“放浪形骸”行为（如济公和尚和《水浒传》中鲁智深的种种行为）。　　

    同理，政治上，如果内部不存在分裂战乱危险、外部不存在敌对国家的颠覆威胁，北方国家最适宜的政治制度，是以阳补阴、给社会气氛和人性增温加热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此问题上，气候过分寒冷的北方国家俄罗斯，情形有些特殊；关于俄罗斯的特殊情形，见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目）；而南方国家，无论内外情势如何，最适宜的政治制度是以阴制阳、给热动的社会气氛和人性降温退热的德治型的集权制度（集权者应有道德威望）。此理，已在现实中得到证明：当今世界，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无一不是北方国家；北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南方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成功的，更多的是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人性更加热动不守规矩，无法无天，国不成国。反之，南方国家中，社会秩序良好，发展指标较高的国家，几乎都是德治型集权国家（如新加坡、古巴等）。因此，美国等北方国家推崇的自由民主制度，若在南方国家中强制推行，可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人道行为。尤其美国对具有崇高道德威望的卡斯特罗治理下的古巴实施的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更是这种政治反人道行为的极端表现。而所谓的“人道”，意思是：天道（气候及人的天性）冷静，人道（文化、制度）就必须热动；天道热动，人道就必须冷静。此理，就是“阴需阳、阳需阴的社会生态动力学原理”。　　

九、  意识形态必须与地缘政治学原理相适应原理　　

    一般说来，意识形态是从“天理”角度看待人间一切（政治）的，地缘政治学则从“地理”角度看待人间的一切（政治）。前者抽象，强调普遍性；后者具体，重视特殊性。前者独断排它，后者民主宽容。前者泛道德化，把人简单分为善恶两类；后者讲求科学性，认为善恶没有人类自主因，问题在客观物质条件。因此，意识形态总有一种小看地缘政治学的霸气。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如果意识形态被过分强调，地缘政治学就要被排挤。然而，至少从地缘政治学产生后的20世纪以来，小看地缘力量、排挤地缘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没有不受惩罚的。　　

    地缘政治学的产生，与地理大发现的完毕、工业时代的到来和世界上一切阴静的北方大民族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同一时期。由于北方民族拥有地缘政治中的天然制高权，更由于根据文明由阴生阳、南先北后、低先高后的传播发展规律（第二章第四节），19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能源的大规模工业利用，寒冷阴暗的北方，已为工业火炬照亮，所有北方大民族，都从“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报晓的金鸡还未啼鸣”的阴伏状态中醒过来，雄心勃勃地要称霸或统领世界。因此，与北方大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同期产生的地缘政治学，它的产生，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切命（天命）定的地缘政治力量，尤其世界历史中那些最后的、位于北方的同性相斥大角色，已自在到自为地崭露头角并且各就各位。因此，从今以后，世界上再不会有中世纪那样的仅凭一种新生强力意识形态就能称霸或统领世界的事情发生（如伊斯兰势力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世界上一切排挤地缘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再也吃不开了；一切排挤地缘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再不能不受惩罚了。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以“浪漫的、主观主义的、对民族牧人般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去排挤“理性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受法律约束的、科学的”地缘政治学的纳粹德国，失败了（第一章第三节）　　

    以武士道精神和天照大神意识形态，在“视死如归”气概下，蔑视“地大物博”的美国、公然发起太平洋战争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失败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名义下，不正视自己由地缘位势决定的“泥足巨人”病根（俄罗斯的“泥足巨人”病与地缘条件的关系，见后面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目），公然与拥有地球上最大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的美国叫板，声称要在“和平竞赛”中“击败美国”的赫鲁晓夫，失败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激励下，违背因地制宜法则，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因此企图在短期内“超英赶美”的中国“大跃进”，失败了。　　

    冷战期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名义下，认为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的第三世界的落后，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结果，不懂得第三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南方地理位置，因此对第三世界的前景作了乐观估计，并作了诸多难以兑现的许诺的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基本上是失败的。　　

    冷战期间，在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大旗下，小看地缘政治学的“均势”原则，【脚注：这里说的“均势”，是指由“同性相斥原理”决定的只存在于北北关系即东西关系中的“均势”。它与基辛格博士说的“均势”的不同处在于：在基辛格看来，“均势”的根本动因在人，因而即使南方国家，也有能力在北方国家面前争得自己所希望的“均势”地位。而本书作者这里说的“均势”，根本动因在“阴阳二气”中的阴气，因而地缘政治学中的“均势”法则，只适用于北方国家（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不适用于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为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比一切地缘因素更有力，相信“美元武力加宣传”，自由民主就可以通行世界的美国，它的一切自由民主冒险活动，除了地缘种因中本来就具备自由民主基因的气候湿润的某些北方国家外，基本上是失败的。最大的失败是在越南的失败。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快速摆脱困境，还是因为它不得不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尽管有些羞羞答答，但毕竟接受了尼克松、基辛格的“均势”地缘政治学观点，不再对自己那套救世主般的“威尔逊主义”过度迷信。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又自我膨胀，重新迷信普世民主的威尔逊主义。尤其“　911”　后，在过去20多年中行之有效的不以主观好恶划线、重在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的外交政策中的指导性原则，又被撇在一边，美国又以主观好恶划线，把世界作善恶两极分，公然无视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缘国情，发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企图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作外科手术式的民主改造。可以断言：无视伊斯兰世界特殊地缘国情的美国，这一次，将面临着比当年的越南战争更为棘手的难题；如果说越南战争还有一种大体可以预期的结局的话，那么这一次，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仇视，将是一种让美国人永远胆战心惊的心病；长期看，它对美国自身的伤害，将远在越南战争之上。　　

    当然，正如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关系并非互不相容一样，重视“特殊性”的“具体”的地缘政治学，与强调“普遍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关系，也并非互不相容。也正如“具体”的地壳物质需要“抽象”的天空大气层保护一样，“具体”的地缘政治学，也需要“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支持保护。只不过正如只有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给经济基础以支持保护一样，在地缘政治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只有与地缘政治学原理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才能给地缘政治学以支持保护。　　

    那么，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才与地缘政治学原理相适应，并因此能够发挥其对地缘政治学的支持保护作用呢？请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