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过的成功制止公款吃喝

     1999年2月14日北京新闻台《新闻1999》18：30分播音如下：
     春节就要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花公款消费，吃的满嘴流油。这些现象老百姓最看不惯，但又管不了。听众刘荣立写来一封信，讲述了他自己是如何狠刹公款吃喝风的。他在信中说：
      1980年3月17日，队干部正在公款吃喝，我推门而入，对队干部当面批评：“中央三令五申反对公款吃喝，你们不要再吃了。”
      队长窦文学态度蛮横：“我就吃了，你管不着。”
      我是抱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去的，此举如果失败那就成了笑话，因此我必须敢于碰硬。这时我几步上前；话到手到；“我就管定了。”随手就往下撤菜盘子。
      窦文学急的上来就抢，争夺中，菜盘子应声落地。
      这时我告诉队长；‘从今天开始，你公款吃喝一次，我就批评制止一次，并将此事告诉嫩北农场党委。”这顿饭实在没法吃下去了，一名吃喝者匆忙开车走了。
       那个月发工资时通过会计之手，扣掉我1元5角钱，被告之是盘子钱，正好相当于我一天的工资。而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为此而承受的经济损失，也远远超过了一天的工资。不管以后个人遭受了多少经济上的损失以及人格上的侮辱，反正我成功了。
       从那一天开始，至同年6月25日，我因接班返回北京工作，大概一百天之内，队干部无一起公款吃喝行为再发生 。只是我走以后，他们又故态复盟，又公款吃喝起来。并不满足于此，向纵深发展，那一届干部终于有人因经济犯罪入狱二年。
        世上之事，有得必有失；于我却是有失也有得，虽然当面批评本队干部公款吃喝横遭打击报复一事，至今我是讨说法不得，但至少我在写本文的时候，为我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那就是：腐败的风气真的不是很难刹，有时侯，容易到一个无职无权的老百姓都能作到。
        说起来公款吃喝风至今已风行了二十多年，已被人称为“牛皮癣”。可见其顽固和治愈之难，似乎已经很难办了。但河北省的临樟县在1997年上半年硬是给刹住了。临樟县采取的办法是：派人带着摄象机在本县的各饭店巡查，一旦发现有人公款吃喝，现场摄像在前，通报批评严肃处理在后。绝对的言出法随。经过这样的整治之后，公款吃喝这个顽症一举根治。可以很说明问题的是各饭店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5%。
       再说这公车私用，这在全国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好象也挺难根治。但山东省涞州市采取的措施是：发现那个单位公车私用，马上将车没收。结果是没有人敢以身试法，公车私用从此在涞州绝迹。
        看来刹刹公款吃喝风和公车私用真不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只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以至于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听了刘荣立的这封来信，我觉得想起这样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刘荣立朋友的勇气和正气令人钦佩。节日就要到了，谨劝解那些挥霍公款；大开吃戒的人，当你们 杯盏交错酒兴正浓的时候，背后有百姓的目光在注视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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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荣立本人对此的评论：

       1：上世纪80年代初，公款吃喝之风骤起，其时中央虽三令五申，但我已有下乡十年的阅历，深知无论凭干部本身自我约束 ，还是来自上级的他监督均不会使此风刹住，更可能愈演愈烈。
        于是我想造成一种事实，和‘自我纠正”作一对比。我深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2 ：愈演愈烈：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关于公款吃喝的数字：1987年18亿。88年21亿（参见《中国 1989 大肃贪》一书）1989年370亿。 1990年400亿。 1992年800亿。 1995年1000亿。 （根据《中国工人》1996年的统计）近年2000——3000亿。
       3：在我受到打击报复之初，即向嫩北农场党委申诉，要求主持正义，无人搭理。回北京后，又向工厂领导申诉，要求主持正义，还是无人搭理，给《北大荒风云录》投稿，亦不取。真正的善行很难受到表彰。直到19年后，电台对我的行为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真是难能可贵。
       4：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人撬动潜规则，这可能是最早并成功的的事例。但它没有受到应有到重视。我相信社会学家佛洛姆的观点：只有由健全的人格的人组成的社会，才可能是美好的社会。欲社会美好，应塑造人们健全的人格：这需要人们自由自主的表达个人观点。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5：最近，一位教授说：“反腐败很简单”我的经历可以作为实证。问题是：爱发议论的人多，敢于亲身实践的人少，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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