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松民探讨——地方为何不怕中央

原载：祖国网

    地方为啥不怕中央？

    中央对地方没权威。郭松民挑破了一个话题。“难道中央要向地方花钱买执行”。

    这个话题很价值。很内涵。很深度。很火药。因此，很改革。



    地方怕中央好，还是不怕好？本文不论。作为一条政治纪律。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纪。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是政纪。全军服从军委是军纪。哪一条违反都可处死。如果我没说重。



    一、解读一个句式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某某某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不论哪届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或。表彰会、纪念会、报告会……首长们讲话，总不忘最后缀上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式。



    中央集权是国家强盛保障。中央十分担心地方“自治”过度。放弃与自己统一的步调。提醒各级，不准各唱各的调。这么大的国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繁的习俗。这么久的吏治。……

    讲的人，烦了也得讲；听的人，烦了也得听。



    主权不讨论。问题很严重。

    地方很多年，已不吃这一套。或阳奉阴违。或置若罔闻。总之。窜皮不入内。



    二、不敬有三



    地方为什么不怕中央？

    首先。不端中央的碗是地方官吏共同认定。



    “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是中国一句老话。很掉牙。很广普。很管用。很世袭。



    地方词强。无须理夺。不信不行：乡长端县长的碗，科长端局长的碗，下一级书记端上一级书记的碗；每一级财政独立；极贫困县也有上一级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再穷，政府滋润……。



    所以。为人民服务变成为自己辖区的人服务。为自己所在部门的人服务。便成为理所当然。（为自己服务不在其论。）



    既然。中央不能决定地方吏治的财政、官员仕途与命运。那么。对中央的指令待价而沽就不必奇怪。



    对，——我、我乡（镇）、我局、我县、我市有利，坚决执行，一丝不苟；磊政绩。出数字。修正果。进而。无中生有。虚假瞒报。高举红色GDP。反之亦然。既然。刑不上苟吏。你能将我怎样；只要恭敬，奈何我不？

    八竿子也够不着嘛。



    其次。地方不怕中央，与中央对地方领导管辖权限有关。

    仅一人例外。省委书记怕中央。中央组织部只负责管省委书记一人、常委一个班子（副省级）。

    所以。逢中央领导视察。观众在电视中看到：通常，只有省委书记一脸虔诚、市委书记一脸虔诚。被视察单位、家庭一脸虔诚。因为他们均能由中央领导决定命运或带来利益。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对地方往往不能令行基层。皆因肠梗。



    地方“肠梗”打大旗让“令”走样。“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句官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成为挡箭牌。



    中央神经往往在第一个环节先被“省情”改造。接着。由“市情”改造。

    县情怎样，乡情怎样，村情怎样？

    我想怎样，就怎样。当然。是地方想。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你也就原则讲讲、听我讲讲，让我想想。基层还是地方的嘛。发展还要靠我们啊。可想而之吧。



    政令走不通的结果，中央只好做表率。我做榜样了——你看着办。至于办还是不办，你也看着办。全然没有硬约束。



    最后。中央好糊弄还在蜀道难，拦住中央。

    大山深处有人家。只是骡马走不进。

    官员懒得进。中央指示怎能进。即使进去了，又如何检查落实。



    于是。那个乡党委书记就敢仿美国总统官邸建“白宫”；那个镇长就敢盖“天安门”；那个煤炭之乡就敢干人均四百平米的豪华办公楼……

    这，都是你能看见的。有“好事者”举报。你看不见的冰山下面，魑魅魍魉，海了去了……



    三、官员的命根由百姓攥着好



    怕的核心是敬畏谁。

    从敬畏一个人到敬畏老百姓。是解决地方不怕中央的根本方向。

    既然地方官员普遍的对中央阳奉阴违，只对提拔他的那个人负责，而不对中央负责。那么，在他们产生的源头上，不让一个人说了算。而由老百姓点头。问题就会得到彻底改观。





    中组部部长源潮在08井冈山学院秋季开学典礼上说：“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领袖可以从道德层面号召自律。官员必须从制度层面严格约束。



    如何才能让地方念中央的经？

其实。中央不用拿钱。让人民攥住了那个官员的命根，一切迎刃而解。

    但。这对中央却十分要命。



    好在难，也有要办的兆头了。

    人民有理由欣喜。百姓从“全面改革”期待。

郭松民：难道中央要向地方花钱买执行？

作者：郭松民

    财政部9月8日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对各地2007年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 予一次性奖励。具体为：撤并1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每个县比2006年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同时对人员增长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县，超过部分按照每人扣减500元（9月9日《新京报》）。

    这个政策看上去有奖有罚，似乎很全面，但在我看来，其中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其负面效应很可能会大于正面效应。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项政策等于是把一个“本分”的行为，变成了一个需要奖励才能做到的行为，在客观上降低了县级政府的道德底线，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对任何一级政府来说，遵守中央规定的编制都是一种基本义务，无须任何奖励，而如果突破了规定编制，就必须受到惩罚。现在大张旗鼓地宣布奖励遵守编制的行为，其传递出的暗示，却是突破编制也无妨，中央对此仅仅是不那么提倡罢了。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财政部这样的政策，对中央的权威也是一种损害。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中央的政策似乎不再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可以商量着办，国家要向地方付钱“购买”政策的落实。此例一开，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无条件地执行国家规定，也就不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胆子大的，更可以对中央的规定强调困难，将政策的落实待价而沽，静候国家财政出钱。

    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来看，“奖励”能不能真正起到“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作用，也是很令人怀疑的。虽然“办法指出，各地不得编报虚假信息，采取改列支出科目、先征后返或列收列支虚增收入等方式骗取中央奖励补助资金”，但了解一点官场“潜规则”的人都明白，官员们玩一点数字游戏，既拿到奖励，又继续超编，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上级对下级的信息不对称无法打破。更糟糕的后果可能是：既然减编可以获得奖励，那么“超编”就相当于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了，所以财政部的这项政策执行到底，其最后的效果究竟是鼓励精简还是鼓励超编，真的很难说。

    要彻底解决超编的问题，当然要靠体制改革。在现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我认为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至少可以采取这样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严格的罚则，尤其是对握有人事权的主要领导，实行严格的问责制；二是奖励举报者，把准备用来奖励地方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资金，奖励那些揭发超编现象的公民，以协助主管部门打破信息不对称。如此一来，即便是不能完全杜绝超编现象，至少也可以将其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