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理想、格瓦拉

“等到毒火如洪水退去的时候，鸽子会再次衔着橄榄飞来。”

传说中那个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会在一片平庸中再生，以感人肺腑的声音，唤醒人们已死去了的理想和希望。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拉丁美洲波利维亚的尤罗山峡被强大的政府军团团包围。大约下午3时39分，切的冲锋枪中弹脱手，接着缠身多年的哮喘病发作，随即切受伤被俘。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大使馆和波利维亚总统及军方的共同策划下，在被俘大约22个小时后，切·格瓦拉被就地秘密处决了。原因？这些与他斗争多年的敌人们再清楚不过了：假如让这位著名的世界革命的英雄在法庭上发表自我辩护的讲演，那么他将赢得广泛的同情，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西方各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都将掀起声援切·格瓦拉的浪潮。他的敌人在懦夫一般的恐惧中扣动了美式卡宾枪的板机……

临刑前，波利维亚军官问他在想什么。切答道：“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格瓦拉真的死了吗？不，他活着！能够把自己事业做到不朽的人，本身就是不朽的。无知的懦夫们，愚蠢的寄生虫们，还有自欺欺人的毒蛇猛兽们。你们真的以为自己那闪着铜臭的肮脏子弹，能够杀的死这位不朽的战士，这位20世纪的伟大征人吗？

1968年5月29日，当法国学生高举切 ·格瓦拉肖像，高喊着“切！切！切！”在巴黎大街上进军的时候，他已经复活。

青春、革命、理想、乌托邦，为格瓦拉，它们如诗一般得紧紧交织在一起。

或许诗歌与革命真的源于同一股危险的热血。在19世纪，拜伦弃笔仗剑，瘸着腿与希腊人并肩战斗，抗击土耳其，最终战死沙场；波德莱尔混迹于流浪汉与妓女、也混迹于巴黎公社的革命者中间，在昏天黑地的巷战中胡乱开枪；而少年兰波在19岁结束诗人生涯，转变为一个疯狂的军火贩子，远征非洲……格瓦拉身上也涌动着同一股热血，一股可以迅猛燃烧，轰然炸裂，死于青春，进入太阳的热血……

切，1928年出生于阿根迁的罗萨里奥市，少年时代曾与当地名门闺秀奇奇娜相知相恋。随后，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然而一次摩托车上穿越大陆的奇特旅行彻底改变了他那似乎已经被注定了的华美前程。大学毕业后，在墨西哥行医期间，切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因为他结识了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 　　

1956年11月25日，切作为卡斯特罗率领的82名起义者中的一员，乘"格拉玛"号游艇远征古巴。经过2年多奋战，起义军终于夺取了古巴全国政权，切·格瓦拉先后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出访世界各国，成为当时全世界关注的新闻人物。在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和彭真等领导人。然而，就在切格瓦拉成为风云人物之际，他却突然从政坛神秘地消失了——此时是1965年4月。

不久，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切写给他的告别信。切在信中要求辞去全部党政职务，放弃古巴国籍。为了反抗美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统治，他决定在拉美大陆重新发动古巴式的革命。他选择了波利维亚，率领几十名游击队员与美国支持的政府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武装斗争……

明知不可为，为，还是不为？

为，一切便瞬间化成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什么才是理想主义？是阮籍的狷狂还是陶潜的淡泊？是庄生化蝶的美梦还是李白沉入湖底的酒壶？是王夫之的《船山全书》还是顾炎武的天下匹夫？是海子幸福的呼喊还是王小波关于时代的妄想？是太平天国的均田制还是莫尔的乌托邦？是堂吉诃德的长矛还是格瓦拉的手枪？是法国的街头政治还是美国的反战游行？我不知道。格瓦拉也不知道，因为他无须知道。

奢望理想照进现实，那么现实的一切就都将只能是灰色。

　　因为现实是如此地真实与残酷。现实事物不符合心中的美，承认它顺从它还是无视它，否认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将走向何方？
　　　　

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人类丑陋恶心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里醉生梦死的可怜虫们……我将他们烂熟于心，并像孩童热衷于看老鼠打架一般的乐此不疲的去温故那一幕幕人世活剧。
　　　　
　　那么，当现实与理想冲突，当灾难灭顶而来，当我们被人无耻的层层盘剥时，我们究竟是跪下去顺服还是站起来抗争？
　　　　

真正的猛士选择抗争，穿上铠甲，然后向冰山冲去。哪怕一声巨响之后，只剩一颗不甘的心。抗争，接过钢枪，然后向撒旦扑去。哪怕欢庆胜利之时，发现新盖头下仍是旧面孔。
　　　　　　

因为真正的猛士忍受不了在黑漆漆的暗夜里，一条自由的喉咙被悄无声息的划破。因为你忍受不了天底下最肮脏的人故作优雅的挥着鹅毛笔说：瞧，这些贱民！格瓦拉们，毅然踏上征途。
　　　　
　　于是在革命被体制化、官僚化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在新盖头下又将出现旧面孔时。他再次选择做一个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异乡的职业革命者。诚然，与“造反有理”的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不同，格瓦拉不是什么革命导师，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从来说不清，但正是这一点，使他超脱于历史决定论的森严壁垒，以一种近乎于幼稚的激进游击战，成为这个红色世纪独一无二的红色游侠。　　

格瓦拉只是“20世纪渺小的征人”，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1972年的香港版中，被蹩脚地译为“冒险的小兵”。的确，与毛泽东、列宁这样的巨人相比，格瓦拉确实不过是个“冒险的小兵”，但恰恰是一种以卵击石、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格瓦拉少校能骄傲的从帝王将相的历史殿堂杀出，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乌托邦战士。　　

不错，格瓦拉失败了，格瓦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也已经被成功扑灭。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浪潮似乎已淹没了格瓦拉当年的反帝呼声，似乎到了御用文人们清算格瓦拉的时候了。似乎到了几代寄生虫们长吁大气欢庆胜利的时候了。但是，“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所以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福柯语）这个符号，乌托邦斗争的符号，仍将为后世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的意义和情感。　　

生，如闪电般耀亮。死，如彗星般迅忽。　　

1997年，在格瓦拉牺牲三十年后，他的尸骨终于在玻利维亚一个机场跑道重见天日。灵魂游走了30年，战斗了30年，那个曾经叼着雪茄烟，喝着马黛茶的躯体又回来了。在这个大腹便便的世纪之交，缅怀那个诗化的瘦骨嶙峋、理想的青筋暴露的青春岁月。重新接上过去时代那根粗大的血管，接上那颗从未停止跳动左边的心脏，从未消亡的格瓦拉们，将继续那个充斥着雪茄和哮喘、革命和牺牲的正午里所未曾结束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