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不要成为企业的“吸血鬼”

高管不要成为企业的“吸血鬼”

2008年09月09日  《新财经》杂志

文/夏志琼

　　高管高薪已在全球盛行，这一现象已经危及到企业的安全

　　在次贷危机中受损严重的美国两

　　大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如今依然处在金融风暴的中心，但这两家企业的管理层与企业只是“同甘”而未“共苦”。两家公司因次贷危机遭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但管理层依然安享高薪。

　　高管高薪将引发金融灾难

　　根据“房利美”和“房地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高管收入报告，两公司首席执行官2007年收入总计约3000万美元。其中，“房地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伦2007年包括年薪、股票以及奖金等在内的总收入达1830万美元，比2006年增长24%;“房利美”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德同期总收入则达到1160万美元。“房地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伦有一项特殊开销让人发笑，他雇用律师与公司谈判薪酬问题，而公司则为他报销了10万美元的律师费。

　　市场人士抨击说，正是由于企业设定的高收益激励标准，促使高管敢于不顾高风险而下巨额“赌注”。两公司在房地产市场逐渐陷入低迷的过程中，明知市场风险越来越大，仍然为了提高个人收益而激进扩张业务，增加市场份额。美国拉登堡-泰尔曼公司资深分析师理查德·博韦说，危机本身是“由管理失当造成，导因往往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不避风险，甚至人为选择高风险，以实现机构和个人高收益，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构成一种商业心理和企业实践要素。然而，高风险所获高收益中的风险并非由高管来承担，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但凡风调雨顺时、甚或暴风骤雨前、即便灾害降临已经可以预见，管理层仍会铤而走险，企业高级管理层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分红”，堪称利润“私有化”。

　　即使在美国，高收益激励标准都可以促使高管敢于不顾高风险而引发金融灾难，中国的企业高管年薪如果不加以控制，等待我们的一定是更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这种情形至少已经在中国平安发生。中国平安敢于提出1600亿再融资，向海外投资，这当然和马明哲有6616万年薪的激励有关。马明哲称自己所获收益大部分是虚拟期权，然而无论如何虚拟，股票期权的资金都是来源于企业积存的奖励基金。如果平安圈钱1600亿成功，每年利息就是64亿元!即便增发后中国平安总股本达到100亿股，平安什么都不干就能保证每股0.64元的收益，可谓一举多得。

　　2008年，中国平安站在第三个十年起跑线上，董事长马明哲新的十年梦想也开始起航：2018年，平安将成为“与汇丰、花旗为伍的万亿级国际金融集团”。对于80%以上利润仍然来自于保险业的中国平安来说，能否像马明哲设想的那样“未来十年将形成保险、银行和资产管理三大业务支柱，三个领域协调发展”，将平安带入国际领先的金融集团式经营，显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就投资来说，平安在海外的投资规模相当大。仅投资富通集团的股权就达4.99%。然而，随着其股价的下跌，目前亏损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平安的长期奖励计划与A股好像没有什么干系，事实上，A股股票价格更是从来没有与马明哲的个人利益挂过钩——从其薪酬来看，只有H股股东才是马明哲的“老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A股跌跌不休时，平安依然会出台天量增发、严重有损A股股东利益却有利于H股股东的融资计划。

　　国内著名投行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由于主业衰退、投资收益下降，尤其是扩张为先，而不是效益为先的发展战略，正让中国平安面临不少风险，从而降低其投资价值。

　　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年薪，其实与窃取股东财富差不多。高管们年薪高了，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可分配利润，减少了给公司股东的回报;另一方面，与期权挂钩的高薪，在激励高管们去进行所谓创新的同时，也衍生出巨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高薪风险由投资者分担

　　再以上市公司疯狂圈地为例，“地王”之所以不断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高层对未来房价存在着一个非常好的预期，也与上市公司高管的自身高收益预期有关。问题在于，一旦这个预期被房价停止上涨甚至下跌打破，上市公司囤积的土地就会贬值，从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研究后认为，我国房地产开发商在土地储备上沉淀的资金已经达到1.5万亿元左右。即使以贬值20%计算，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去年，在杭州土地拍卖会上，宁波雅戈尔以14.76亿元，15712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拿下学院路“杭商院”地块，刷新了杭州的楼面地价纪录。而苏宁环球集团以6.7万元/平方米楼板价、44亿元天价拿下单价“地王”成为上海顶级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焦点。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低，风险也是由众多投资者分担，这或许是上市公司在圈地方面敢于一掷亿金的重要原因。

　　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征是“缺钱不缺地”，大肆疯狂圈地的开发商开始处于资金链吃紧的状态。2006年和2007年经济高潮时期，大家喜欢用土地储备的数量来衡量房地产公司的实力和规模，但在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货币从紧的双重压力下，评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指标也随之发生变化。

　　从上市公司去年疯狂圈地，到近日“地王”集体退地，并造成上市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就是上市公司高层乱投资的一个写照。

　　与那些民企老总相比，虽然公开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国企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不高，但他们的实际收入并不低。如果企业状况不错，高管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很多钱，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职务消费等方式暗中“增收”。而一旦企业遭遇厄运，高管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收益与风险极不对称。

　　尽管政府监管部门一再强调国企管理人员的薪酬必须与绩效挂钩，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业绩评价机制与公正可信的评估者，实际的绩效评估过程基本上掌握在国企高管自己手中。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说法，不少国企高管是“自己给自己批卷子”。

　　对于上市公司高管高薪所带来的高风险，社会上的质疑声并未停息。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不能简单由董事会决定，还应与股东意愿、与国内同行业同类人员薪酬水平、与企业员工的心理承受力、与百姓对财富差距的容忍程度、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协调，从这几个方面看，“天价薪酬”现象不值得提倡。

　　海外报道：高管高薪是“灾祸”

　　欧元区十五个成员国财长近日表示，不提倡用加薪方式应对粮价、油价上涨，因为此举会给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卢森堡首相兼国务与财政大臣让-克洛德·容克更是指出，企业高管的高额薪酬是一种“社会灾祸”，呼吁立法予以规范。欧元区财长会议主席容格和欧元成员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约束企业高管“令人震惊的”高额薪酬。

　　“退职金”指企业高管离开公司时得到的高额报酬。在欧洲，那些把公司搞得一团糟，离开时仍能拿到丰厚退职金的企业高管们，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指责。

　　法新社报道，欧洲联盟委员会四年前开始盯上高管薪酬过高问题，但迄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取措施，针对性地加强税收管理。

　　荷兰是这方面的典型。荷兰的法律规定，对于年薪50万欧元(约合77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如果他们的分红超过薪水，将被征收30%的收入税。

　　在高管高薪问题上，德国国内的争论尤为激烈。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曾指责说，那些公司老板的巨额分红正在威胁“社会凝聚力”。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司董事会成员2007年薪酬增加45%，而同期，受通货膨胀和工资滞涨影响，普通德国工人的购买力下降3.7%。

　　为避免助推通货膨胀，欧元区财长不提倡用加薪来应对物价上涨。但容格警告说，高管高薪将使薪水上涨无望的工人愤愤不平，从而伤害这一倡议的“正当性”。

　　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认为，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关，因为奖金在“刺激高风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