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丁峡谷，跳跃，还是不可跳跃

作者红鹰   转自星火共运


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通过卡夫丁峡谷”是一个西方典故，意为经历极其不堪的痛苦和屈辱。）而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即落后国家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性成果实现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跨越），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有关背景材料请参见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和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通草稿（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或马恩选集第一卷），以及马、恩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见马恩选集第一卷）。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可参见星火论坛“关于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札记”。

在马克思那里，“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或者说东方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显然还谈不上一种已成定论的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开放性的、对社会发展道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探讨。因此，后学们也为历史发展是否存在多种可能性，历史阶段能否跳跃而争论不休。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就是某些学者教授们，他们高举“历史规律（阶段）不可违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大旗，主张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并充分准备了物质条件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发生。而把对一定历史阶段的“跳跃”斥之为“空想”或“唯意志论”。还有的“权威”允许“跳跃”发生，但是“严令”在跳过资本主义之后必须回过头来拥抱资本主义以“充分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成果”。可是正如某位朋友所言：“社会主义并不因为教授们不肯颁发出生许可证就胎死在历史母亲的腹中”。二十世纪以来最突出的历史现象就是：部分落后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主义。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绝对性，即发展不平衡的绝对性的绝佳体现。历史环境和机遇决定了跨越一定历史阶段的跳跃必然会发生，它已经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当然，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决定了跳跃的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

一．“跳跃”是在遵循历史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特殊道路的选择。

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到现在为止，固然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但是这个趋势的发展方式和路径，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呢？就是走西方式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道路呢（其实“西方”式的路径也有不同的模式，如所谓海洋型和大陆型）？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不是的。他在给彼得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注重的，是对根据历史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并不等同于“西方道路”。前者是已经越来越被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必然的过程，而后者则被证明只能是一种和其他多种可能性并存的一种特殊道路，并不能排除其他不同发展模式的存在。在他那里，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一般道路的描述，不存在对西欧以外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绝对适用性和说明性。就像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说的那样，“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辩证色彩的过程。

二.“跳跃”是在通向历史发展的所谓“主流”方向不可得的情况下，一种必要和必然的选择。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一般性规律的深刻体察（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必然会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坚实基础），在19世纪末的俄国极力主张资本主义的充分和高度的发展，这里暂且不论他是否存在思维的片面性，是否忽视了俄国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只是想问，在俄国，或者说其他落后国家里，资本主义能否按照某些人的乐观愿望而“充分而高度的”发展起来？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和交往的不断扩大的趋势和生产和交往的越来越突出的不平衡发展，在使国际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同时，带来了不可弥缝的罅隙。愈益形成了一个不断垂直分化的、等级森严的经济、政治依附体系。这一体系的构成是少数发达的中心国家（“核心”）和作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外围）。而且分化的速度和强度迄今为止还在不断扩大。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是现代化（即普列汉诺夫等欢迎的资本主义）。但是，依附的局面一旦形成不会轻易被打破。“核心”就是需要“外围”源源不断的提供养料来使它的自由之花常开不败。鲁迅笔下的“老太爷”的成功学就是：打工仔就应该吃得少干得多，然后经过一番“和谐”发展，实现“小康”——当然，成为老太爷，那是想都不能想地。资本的集中于少数人或少数国家少数集团，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广泛存在，是到现在为止一切“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基石”怎能说搬就搬？近代以来，西欧以外的广大世界的社会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以俄国为例，革命前的帝俄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在上述落后国家里， 通过正常渠道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被堵死了。“卡夫丁峡谷”之路固然充满屈辱，可是做为获得“救赎”的“必经”之路，很是抢手，也因此越来越变得不是什么人都能走的了。欲正常通过而不可能，则只有选择冒险飞渡了。这个时候所谓“跳跃”，不过是“体制内”的一种变通，是对“峡谷”的变相 “通过”而已。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其实正是通过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非典型性”发展。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 在落后国家要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的“跳跃”，本来按照资本主义的一般逻辑，应该是由资产阶级来承担的，然而这些国家本国资产阶级具有浓厚的依附性和买办性，因此难以胜任这一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的领导权力，历史性的落到了经济和文化上日渐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的身上。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主力军，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跳跃”的任务和目标，必然要反映人民大众的需要。即：不要“通过”，要“跳过”。在这个时候，做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态发展的这种“跳跃”，尽管它的性质“体制内”的，但是它的影响早已延伸到了体制以外，面向无限的未来。它的前景，就只能是一种“突破性”的“跳跃”。

三.“跳跃”具有必然性，但是“跳跃”结果的产生，却又多种可能性。

东方落后国家通过“跳跃”式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寻求从底端到高端，从“外围”到“核心”的突破。然而却在实际上触动了世界革命发动机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薄弱环节”处的开关。这就使得本来只具有“体制内”目标层次的“跳跃”必然地发生了转化，具有了跨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的意义。“跳跃”成为了一个对旧有社会形态的前哨性的突破。这种“挟泰山以超北海式”的突破性“跳跃”，从历史上看，往往是从世界格局的边缘地带开始的。在强大、富裕但是板结、腐朽的传统中心地带的边缘，顽强的建立起滩头阵地或桥头堡。历史已经证明，“突破性”的“跳跃”必然会发生，它们已经发生了。但是作为“跳跃”的初步成果建立起来的世界革命的“桥头堡”，即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它们的发展前途具有多种可能性：或者站稳脚跟，继而对旧势力进行犁庭扫穴，或者就被敌人消灭在滩头上，——皆取决于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力量消长，而这又主要取决于革命一方是否制定、执行了符合实际的、面向未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根据既有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落后国家对于卡夫丁峡谷悲壮的“跳跃”历程，具有两重的历史任务，即：实现工业化，超越工业化。而这一近似悖论的选择却有着它极为现实的动力。这一“跳跃”的产生是必然的，而“跳跃”的成功也绝非没有可能性——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革命的桥头堡，尽管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始终难以彻底获得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文化程度。但是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可胜”是必然的。如果“桥头堡”们能够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的“不可胜”，坚持到敌人的“可胜”的转捩点出现。或许世界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不过，我们相信，这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