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汉奸”及其“理论”

漫话“汉奸”及其“理论”　　　　

近来翻阅过去的剪报，“汉奸”一词在眼前时有出现，故有漫话一番的冲动。

“武汉重镌大汉奸题字”　　

二000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报刊文摘》，以《武汉一大楼修葺翻新居然重镌大汉奸题字》为题，摘发了《湖北日报》八月十六日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之际，汉口中山大道保成路口对面一幢五层大楼镌刻的‘中央储备银行’和‘汪兆铭’九个新做金字非常刺目。题字的汪兆铭，就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头号大汉奸汪精卫。”“老武汉市民对消失多年的大汉奸题字，如今又重新镌刻漆金的做法，匪夷所思。他们普遍认为，这幢大楼曾五易其‘主’，要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非‘浙江实业银行’莫属，决不是什麽‘中央储备银行’。”

笔者也感“匪夷所思”！改革开放从一九七八年算起到二000年也有二十多年了，莫非有人试探民意：拿出汪精卫“题字”，看有多少人还有“传统观念”？！或者已经淡化？！这可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笔者当时抱着看下文的态度。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报刊文摘》又以《武汉文物部门决定覆盖大汉奸汪精卫题字》为题，摘发了《湖北日报》八月十九日报道：“关于武汉一大楼给大汉奸汪精卫题字重镌漆金的报道（本报于八月二十四日摘登），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武汉市文物部门负责人已表示，要将汪精卫题字覆盖隐去。这位负责人通过武汉市新闻媒体称，汪精卫的题字被水泥尘封五十多年。去年在汉口中山大道改造过程中，施工人员在敲凿墙面时，发现了汪精卫的题字，按‘整旧如旧’的思路，使其‘再次显露’。十七日，原中山大道环境改造工程指挥部有关负责人约见记者时介绍，他们施工‘发现’这一题字后，及时向文物部门作了报告，经有关部门研究后，予以保留。”果然，四天后下文出来了。可看了前后两篇“报道”，笔者疑渎从生：

第一、前者说“镌刻的‘中央储备银行’和‘汪兆铭’九个新做金字非常刺目”；后者却说“使其‘再次显露’”。难道“新做”==“再次显露”吗？

第二、前者当中有“研究武汉抗战史的专家”“家住扬汊湖常青二院居民万澄中”说“抗战胜利后，大汉奸的题字被抹掉”。难道“被抹掉”还能“再次显露”吗？

第三、前者说是“新做”，而后者说“予以保留”，难道“新做”==“保留”吗？　　第四、后者说“汪精卫的题字被水泥尘封五十多年”，“敲凿墙面时”“使其‘再次显露’”，既然如此，那还能是“新做”而且还“非常刺目”吗？

总之，前后两篇“报道”矛盾百出，这个矛盾不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而是形式逻辑的矛盾！如何向国人交待？笔者至少到现在未见。这是否后来汉奸理论泛起的原因之一呢？　　　　　　汉奸的“故乡观”“人生观”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两人长期不和），但又是一个汉奸。有这麽一位作者（恕不披露其姓氏），二00五年的一天，“于书山人海中淘得（‘淘’字用的好——本文笔者）一本周作人的散文选集《知堂美文》”：“展卷细读，一篇篇出乎意料地短小、素朴、淡泊，在这些轻灵的散文随笔里，静静地散发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童年时的纯真和率性，字里行间又透着深厚、精湛的国学底蕴和西方民主、科学先进思潮的影响。”这就是这位作者对周的“美文”总体上的赞扬！还有什麽颂词没有用上啊？对一个汉奸？！

周作人的“故乡观”也是这位作者欣赏的。他从周作人“写故乡的《乌蓬船》、《风的话》、《石板路》等堪称经典美文”中，挑出了“周作人的故乡观是广义的：‘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并在2005年特别点出：“因而，他对故乡绍兴和南京、北京以及日本的东京，都怀有浓浓的故乡情结。”

这位作者在今天还能体会出背叛祖国的周作人对“日本的东京”的“故乡情结”，也真难能可贵啊！

“故乡”是一个多麽令人想往、倍感亲切的地方！因为她是生我养我、抚育我成长的地方！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怀念歌唱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请问：“住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的叛国者，还有资格谈论“故乡”，还有资格有故乡吗？

这位作者对周作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颇为欣赏的：“说到北京的茶食以及喝酒、吃茶之类的小品文，在玲珑的篇幅里，不时有哲思睿语闪烁”“一个人的生活情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折射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曾这样写到：我们与日用必需品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作者对周作人“一点无用”的“享乐”人生观的评价是：“这类文章在今天看来，顶多是有点小资，生活得精致点，无伤大雅。但此类文字若发表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民不聊生，国难当头，就显得错位，有‘帮闲’、‘遁世’的味道了。”

不对了！这种“生活得比较自我”的“享乐”人生观，岂只是“小资”、“帮闲”、“遁世”，而是“国难当头”时叛国投敌的思想基础！

可叹，这位作者与死谏他的“二伯”周作人“不要附逆”而在“二伯”家里自杀身死的周建人之子周丰三比起来，不知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为汉奸行为的辩护：　　

“历史长距离的合理性”

有人在1999年为陈独秀翻案的时侯，提出的“理论”根椐就是　　

“从3000年的历史背景评价”：“研究陈独秀不能只着眼于中国近代史，还必须从3000年的历史背景通观下来才能正确地评价他。我认为，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也是3000年来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见《南方周末》1999年5月28日）　　

无独有偶。有人在2000年为秦桧翻案的时侯，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历史长距离的合理性”。他从“历史长距离的合理性”出发，认为诸葛亮的三分天下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千古罪人”；而秦桧的两分天下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转引自2000年*月*日《杂文报》《怎把秦桧比诸葛》）　　

“3000年的历史背景”也好，“历史长距离的合理性”也罢，都是历史唯心主义！陈独秀也好，秦桧、汪精卫也罢，他们都处于、都行动于特定的历史事变当中，他们扮演的角色不能因为时间的拉长而变质。　　

这里有必要引证恩格斯对“历史事变”的看法：“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　　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　　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　　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　　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　　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根据恩格斯的论断，陈独秀、汪精卫之流作为“单个的意志”　　之所以“成为它成为的那样”，完全是由他们的“特殊的生活　　条件”，亦即阶级立场、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这怎麽能由　　时间的拉长而改变呢？　　　　　　　　为“汉奸理论”的辩护：　　“一种不择手段的抗议”　　

《杂文报》（2000年10月10日）有这麽一篇文章叫做《立此存照》，透露了两个“理论”：“俄奸理论”和“‘前卫’理论”（汉奸理论）。

关于“俄奸理论”：“一个男青年在公交车上指着一个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红军说：‘这些老兵可真是的！谁请他们作战了？要是俄罗斯被德国占领，说不定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次于德国人，而这些老兵们却手拿老兵证，要求给他们优待！’”

关于“前卫理论”（汉奸理论）：“同上述的俄奸理论一模一样，说日本侵华是进步的，日本如果占领了全中国，而且最后打胜了，那麽，现在的中国不就同日本的经济一样发达麽”对于这两个“理论”，《立此存照》都承认它们是“俄奸”“汉奸”理论。可是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却有极为错误的观点。关于“俄奸理论”产生的原因，《立此存照》认为：“主要责任则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届当局：是他们把苏联和俄罗斯的经济几乎搞跨了，才会使一些人产生这种思想的”“直到现在，经济也没有上去，而且更槽了。于是，像上述那样百分之百的俄奸理论，就得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散布。”关于“汉奸理论”，《立此存照》认为：“他们主要是由于过于幼稚，由于醉心于一鸣惊人，才不惜发表这种谬论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谬论也是对决策者多年来把国家经济搞得越来越槽，人民生活越来越穷，整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地位上也越来越低的一种不择手段的抗议。”总之，这“两奸”“理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届当局”或“决策者”把本国“经济几乎搞跨”“更槽了”“越来越槽““人民生活越来越穷”所造成的“一种不择手段的抗议”。这种论调不能不说是为“俄奸理论”“汉奸理论”的开脱与辩解：

第一、经济崩溃论本身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否则，苏联卫国战争怎能取得胜利？中国的“两弹一星”如何能上天？

第二、即使有时经济存在困难，难道比当亡国奴还难过麽？

第三、精英们不是说，改革开放后经济不是上去了麽，按这位作者的逻辑就不应该再有“不择手段的抗议”了，可怎麽当今又有新的汉奸卖国言论出笼呢？而且更为嚣张？！比如，正如张宏良教授在《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发动“奥运革命”》（《乌有之乡》2008。6。21）一文中所揭露的马立诚在他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中的几段汉奸言论：“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xie和建设皇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流入也是显著的增加了。（第273页）”“同国民党联手的中国共产党，作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了同日本长期作战的方针。日本也失去了战争的目的，被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日本希望和平解决，从1938年到1941年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提出和平方案，但都没有成功。（第275页）”“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对不是什麽大屠杀！”《立此存照》如此为“俄奸理论”“汉奸理论”开脱，还有一个落脚点，为他的“四个‘不是’理论”作铺垫：“所以，我的完全口号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专制不是社会主义，腐败不是社会主义，门第网络不是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笔者就很不理解：谁又说过“贫穷是社会主义”了？！《立此存照》的作者，不惜为“汉奸理论”作辩护来论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值不值？！

　　　　2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