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华：如何看待“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

如何看待“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
——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

汪卫华

潘维教授《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一文甫在《环球时报》发表，一如既往地激起一片质疑批驳之声。或批评所谓中华文明会被征服的幻想；或反对发动意识形态大战；择其大端，无非指责作者立论秉持了陈腐的冷战思维，将西方自由民主妖魔化——一句话：不合时宜。
就笔者阅读此文及其原稿1的观感而言，笔者倒认为批评家们似乎过分夸张了文中的观点。说白了，作者无非是要讲清楚：不能不假思索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从旧的苏东教条一边倒向新的欧美教条。美国学者尚且能够在批评“华盛顿共识”之余，尝试概括所谓“北京共识”。作为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以特定生存方式为背景，正在“复兴”抑或“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知识精英难道不应该提升自己的底气与自信，为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与生存方式给出实事求是的解释，提供新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模式吗？

分清争论的三个层面

就潘维教授的立论与批评家的反驳意见，笔者以为应当分清争论的三个层面：事实问题、论证问题，以及评价问题。
首先是事实问题。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是否在当今世界占据了话语霸权或者领导权？这一话语体系是否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谋求世界霸权的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当然是。福山早就因西方世界取得冷战的胜利而欢呼过“历史的终结”。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西方世界饱受文化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民主的危机困扰之时，美国的法律史大师伯尔曼就明确指出自由民主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确立的世俗化“宗教”，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信仰对象与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2。也恰恰是近三十年来，这一信仰或话语体系伴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冷战的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流布于非西方世界。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冷战之后，
作为西方阵营的旗手，美国始终清醒地懂得话语领导权作为重要的“软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从克林顿政府将对外推广美国式民主确立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到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发动“民主圣战”，直至今天对科索沃独立的极力支持，掌握自由民主话语权不仅使美国对外扩张显得师出有名，更为其全球大战略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移植是否每每在非西方世界水土不服？难道不是么？掌握自由民主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为民主化定下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但即便西方学者自己也很难举出民主化改善民生、导致现代化成功的扎实事例3。相反，话语权的掌握者们每每需要给现实中的民主再加上形形色色的“修饰”，例如所谓不自由的民主、恶劣的民主、民粹的民主等等。这难道不是在掩饰西方世界极力推动民主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尴尬？如果我们粗略浏览一下近三十年来研究所谓“和平的民主转型”成功实例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解释逻辑并非“因为民主化，所以表现更好”，而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法治、行政效率等）表现更好，所以民主化成功”。既然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为什么颠倒因果，往往把“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改革作为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这不是观念主导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再来看论证问题。潘维教授提出苏联的失败主要不是军事或国力上与西方斗争的失败，而是苏联的领导人与知识精英在观念上向西方投降“自杀”的结果。此处的论证有失粗糙与片面，但并不像批评家们指摘的那样一无是处。通俗来讲，这无非“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若简单地将苏联的失败归结为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何以同样源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可以在短短三十年间大体维护政治稳定的同时，创造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奇迹？林毅夫教授曾表示，“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成就中最值得推广的经验。显然，“摸着石头过河”而非动辄“休克”，这是中国领导人不迷信西方套路、谨慎选择的结果。相反，苏联在其综合国力远胜于中国的情况下坐失改革良机，进而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时贸然推动全面的政体改革和民主化，不能不说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成功“俘获”了苏联政治领导人与知识精英。对这段历史，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格奥尔格耶维奇•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做了深入的反思。
我们固然可以说斯大林模式不改革，苏联迟早会出问题。但苏联的失败是迟还是早？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是否必定会导致苏联的解体？民主化后的俄罗斯民众是否必须承担十余年的“转型阵痛”来付学费？殷鉴不远，在苏联的失败上，领导人与知识精英政治观念的变化，以及对西方自由民主这一新“乌托邦”的主动拥抱，的确发挥了“临门一脚”般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是评价问题。潘维教授立论的核心就是要解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那些“普世价值”，把民主还原为适应西方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与发展道路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所谓普世良方。批评家们秉持的观念恰恰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普世价值。作为政治制度，民主的标准就是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作为普世价值，民主则如林肯总统当年的绝妙概括“民有、民治、民享”。两者合二为一：通过一人一票的定期普选，才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这恐怕就是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中“民主”标签的成功所在——将手段转化为评价标准，把实然变成应然。王绍光教授直言，这种盯在普选上的民主其实不过是“选主”罢了。显然，从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预设出发来批评潘维的立论，反而印证了“话语霸权的核心是概念定义权”以及潘维对当前政治蒙昧主义的批评。

政治认同、核心价值体系与主导价值观

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认同与核心价值体系。敌、我、友的区别在今天听起来显得过分刺耳，但政治认同的差别——即对“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回答——却是实实在在、不容否定的大问题。我们固然厌恶冷战思维，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何尝不是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赖以存在的一对核心范畴？当民主和平论的鼓吹者四处牵强地宣扬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时，西方民主世界的领导者们最热衷的还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时“选择性遗忘”了这些民主的敌人多半是自己养虎为患的老友。冷战落幕并没有终结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现实特性。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笔者所记不差，这一样是民选政治领袖道出的至理名言。
在国际政治领域，维护对本国的政治认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政治认同的模糊与混淆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与瓦解。欧洲的一体化虽然成就了不同于
民族国家认同的“欧盟认同”，但只要遇到类似是不是承认科索沃独立这样的关键议题，欧盟成员国，例如西班牙，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国家认同置于首位。即便在强调个性解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领袖一样不忘告诫民众“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更不用说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林肯政府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使出了何等的雷霆手段。对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回事情，不可彼此混淆乃至以前者取代后者。有趣的是，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一方面不断嘲笑“全世界无产者从未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却又幻想着“全世界民主国家亲如一家”。笔者清楚地记得，伊拉克战争硝烟初起之时，就有某位中国的知识精英抑制不住满心欢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美国兵——我的兄弟》，这何尝不是政治蒙昧主义的活报剧？同样的，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如果主张无论如何不可动武的理由居然是“那是民主政府”——照此思路，只要能民主化，哪怕将中国一分为七或者大卸八块自然在所不惜。居安思危不等于四面出击，忧患意识岂同于冷战思维？三两贤人高士自可以慨叹“道不行”，来个“乘桴浮于海”，若拿“民主万灵丹”化解掉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以寰宇之大，果真容得下十来亿“世界公民”？
与确定政治群体归属的政治认同不同，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接受属于文化认同。价值体系是不同文明彼此区别的标尺。受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与发展阶段的影响，个体、群体乃至不同的人类文明根据需求的类型与程度为不同的价值进行归类和排序，从而形成不同个体、群体乃至人类文明自身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与主体认同和社会情境密切相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爱情、自由是类型各不相同的价值，这首诗反映出裴多菲自己的“价值体系”，而脱离匈牙利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以及裴多菲自身的政治认同，我们无从理解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内涵。价值观，顾名思义，也就是关于价值的观念，它以价值体系为基础，落实为价值判断标准，再与具体的社会情境相结合，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行为规范。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反映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相对于个体的价值观更加稳固、持久，是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它体现为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凝聚社会团结的纽带，并通过教育、大众传播等社会化手段逐渐传递到社会的新成员，最终使之内化为他们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由此，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及
主导价值观成为其文化或文明的核心标志。
文明群体的边界由其核心价值体系及主导价值观整合的范围来确定，政治群体的边界由其政治认同整合的范围来确定，两者不一定相互重合。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潘维教授的立论有失模糊。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全在于是否接受孔孟之道，并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治疆界观念模糊。以至于白鲁恂曾说：“中国明明是一个文明，却把自己装扮为一个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则是百余年抵抗外侮锤炼出来的结果。西方各国拥有在核心价值体系上区别不大的主导价值观，但在近代的战争与革命中逐渐塑造出不同的政治疆界与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对于一个多元种族、宗教、文化背景的社会而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尤其需要建构起一套强有力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主导价值观。无论是以“大熔炉”自诩的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在一片弹丸之地白手起家的新加坡共和国，其领导集团与知识精英都清楚如何通过维护核心价值体系与主导价值观来凝聚政治认同。新加坡政府更在1991年经国民反复讨论与国会批准，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价值观的多元化固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凝练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主导价值观的存在，才能维系社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

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靠什么成功

政治观念抑或意识形态作为对生存方式与社会发展道路的系统阐释，不可以单纯宣扬远大理想、宏伟蓝图，只有能够成功解释现实、吸引群众、凝聚民心，才具有活力，才能成为社会动员的观念基础。笔者感觉潘维教授的论证思路中欠缺一个重要环节：观念的吸引力。苏联意识形态只有在国内失去吸引力的条件下，才可能被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冲击得一败涂地。潘维教授强调了知识精英观念变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忽略了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如何在西方社会不断“再生产”和改造其社会基础的完整机制。
正如王绍光教授所言，濡化能力作为重要的国家能力，需要以完善的社会化机制如教育、传媒、家庭来保障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一套强有力的政治观念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必须提供明确的政治核心价值，必须能够通过适当的濡化机制
将其价值观塑造为一个特定国家与社会的主导价值观，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人们的日常规范与行为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核心价值。这既包括自由、民主、市场、平等、博爱、人权等简单明了的价值符号，也包含了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这套话语体系既接续了西方文明深远的历史传统，更适应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成为西方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一部分。成功的国民教育、资本主导下发达的大众传媒、相对完善的法治机制共同保障了由此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在其社会成员中不断被复制。
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圣性，这期间包括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对整套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地新陈代谢、修复完善，以及与主导价值观中其它社会价值系统如宗教信仰、个体价值、家庭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的反复调试，才能适应西方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后两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发展道路与社会结构而逐渐强大。最终于近三十年间，尤其是意外赢得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后，被自信的西方人以宗教般的热情与执著传布于全世界。正如潘维教授所言：“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些漂亮的言辞、标签、价值符号出发，不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背后的运作机制与社会基础，我们恰恰违背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坠入宗教般的蒙昧主义——由“启蒙”而“启懵”，最终被“欺蒙”罢了。

科学的眼光，还是宗教的虔诚？

潘维教授讲：“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岂止核时代，冷兵器时代曾横扫欧亚、显赫一时的匈奴人、蒙古铁骑不都证明了这个道理？
法国文豪雨果尝言：没有什么比恰逢其时的思想观念更有威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两千年不曾中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为我们创造出来富于活力的话语体系与成熟的政治观念。这套话语体系不仅长期为大一统帝国体制提供了有效的合法性阐释，更成功到可以“变夷为夏”，把武力征
服者变为思想上的被征服者4，可以同化、整合外来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影响到西方启蒙时代的政治观念与文官制度改革。
但是这套适合农耕社会生存方式的话语系统在工商业时代迅速丧失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无法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提供适宜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根基。五四先驱打倒孔家店，推崇民主与科学，是要救亡图存，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任人鱼肉的实际问题，他们何尝把德先生与赛先生供奉为新的大成至圣先师或者救世主？即便新中国建立之初，迫于形势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战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未尝全盘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始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七十四年前鲁迅先生就明确提出我们应区别“送来”与“拿来”：“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要接续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就应当以科学的眼光看待民主，而非以宗教的虔诚供奉民主。

2008年2月28日

1 《核时代的意识形态》，见潘维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个人主页。

2 参见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中文版）与《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两书。

3 张维为先生在《当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描述，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2/19/content_7278347.htm 。

4 谭中教授对潘维教授文章的批评恰恰混淆了“思想上的被征服者”，见《别老想象中华文明会被征服》。载于《环球时报》，200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