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和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

接触和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

克里斯托夫•莱恩 江峡 译　

 原苏联的垮台使原来两极的冷战国际体系变成由美国独霸的“单极”国际体系。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界一直在辩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霸权是否会长期持续下去，或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单极时刻”。冷战结束15年之后，美国的霸权显然并没有昙花一现，而是持续未衰。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外交政策学者中主流的观点是，美国的经济、军事与科技优势太强大了，美国的霸权在短期内不会受到挑战。
 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美国的霸权时代正在人们眼皮底下趋向终结。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霸权终结的最大原因。尽管华盛顿当前被中东事务所纠缠，但在今后数十年间，中国的大国崛起将是美国大战略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从历史来看，国际体系中一个新的权力一极的兴起，都会给地缘政治造成不稳定。例如，德国、美国与日本在19世纪的崛起就造成了国际政治摩擦，最后累积成两次世界大战。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个例外。
 不过，当中国的崛起肯定会导致地缘政治混乱时，中美之间的战争却不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这样一个冲突是否会发生，更多地取决于华盛顿的战略抉择，而不是北京的选择。

  大国的崛起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近 10％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从90年代末期到2005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保持在8％—9％之间。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 11％以上。200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也是这个数字。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正在驱使它如一个大国那样崛起——而这正是国际政治中大国崛起的相似模式。许多国家经济力量增长的比率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某些国家会获得实力，某些国家则相对地失去实力。诚如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所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相对的经济力量转移“预示着新的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总有一天将在军事与领土秩序上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领导层知道经济力量与地缘政治重量之间的关系。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能够在本世纪初的数十年间继续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率，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由于这种非凡的经济增长，中国将如新闻记者詹姆斯•凯恩格所说的（借用拿破仑的话），真的会在经济与地缘政治方面震撼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其他的研究都预言，中国将成为一流的军事大国，并在2020年与美国在全球竞争势力范围。

 接触或遏制

 事实上，早在90年代初，中国的崛起就已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视野之中。广而言之，美国外交界关于如何应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政策抉择之间：接触或遏制。
 鼓吹接触者假定，当中国多方位地与外部世界交往时，它对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政治与文化价值的接触将在中国国内导致渐进的政治变化。接触论倡导者认为，中国国内政治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将会缓和北京的外交政策野心，并导向一种和平的中美关系。
 在经济方面，接触论的逻辑是，当中国与国际经济日益紧密联系时，它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将会限制其采取可能影响其获得外国布场、资本以及从美国、日本、西欧进口高科技渠道的政治行动。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及其支持者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延长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这种观点就表现得相当清楚了。
 接触论赞成者还辩称，美国可以通过帮助将中国融进国际经济并参与到复杂的国际组织，从而帮助在中国内部培育民主政治。当中国全面与外界接触时，它会有强烈的兴趣进行合作，而不会趋向于与美国或其亚洲邻居进行安全竞争。
 然而，接触是一个有弊端的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基于一个不坚固的基础。尽管这是常理，但历史事实很少支持国家间经济依赖会导致和平的观点。毕竟，在一次大战前，欧洲国家之间从没有如此相互依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精英中，在知识分子间以及在文化方面）。一次大战前夕，有人曾预言，欧洲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产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大国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想象。然而，正如人们所知，即使放弃贸易经济所得的期望，也没能阻止欧洲大国之间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灾难深重的战争。
 当然，中国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担心它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利益。但这并不能证明美国接触战略的正确性。中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目前北京知道它的战略利益是要在东亚保持和平。该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将会使中国变得更富有，并在相对实力上赶上美国。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目前的关系状况是一种最理想的现实政治战略：争取时间发展经济，以便有朝一日中国能公开地在军事上与美国相抗衡，并在东亚建立自己的霸权。北京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如今正在寻求一种和平政策，以备来日与美国的对抗。
 那种相信一个民主的或更自由的中国会在对外政策中实行和平主义与合作主义的观点同样是令人关注的。这种观点基于所谓的“民主和平理论”，它对于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事实上，民主和平理论是那些基于脆弱证据的外交政策常理之一。历史事实表明，当至关重要的国家政治利益面临危险时，民主国家之间也经常会实施大棒外交政策来对抗其他民主国家，包括使用武力。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的利益受到高度威胁时，一些大国就会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即使这与其他民主国家有关系。因此，即使中国在未来实行政治自由化，也没有理由相信它的外交政策会受到根本的影响。
 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的不同在于，它主要依赖传统的军事“硬实力”与联盟外交，以阻挠中国的大国崛起。遏制论者号召美国采取对抗原苏联的冷战战略——组织一个强大的反中国国家联盟，共同抑制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特别是加强美日的安全关系，同时支持公开反对中国的盟友。这种遏制政策要求美国保证防御中国台湾，并增强其军事能力。遏制论鼓吹者还主张美国应采取隐蔽行动瓦解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煽动骚乱。
 为遏制中国，美国应在核力量与常规军事力量方面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并在联合攻击核力量与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基础上发展一种可靠的首次核打击选择能力。遏制论鼓吹者希望，围绕遏制战略所形成的各种措施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并保持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布莱德利•萨耶称，如果这些步骤仍不能阻止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美国应该考虑“更严厉的措施” 来对付中国。换句话说，美国应准备一场针对中国的预防性战争。因此，遏制只是一种会导致紧张的中美安全竞争战略，最坏的后果将会是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

  实际战略

 接触与遏制是针对中国的“理想型”大战略。在现实世界中，华盛顿的实际策略是结合接触与遏制两个战略方面的内涵，形成一种硬性地要求中国接受美国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大战略——否则将面临种种后果。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基于美国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之上，特别明显地展现出美国全面的大战略。
 在战略上，美国冷战后的战略目标一直是要防止新的大国出现（或如五角大楼宣称的“同等的竞争者”）。这个战略最初于1992年3月在五角大楼拟定的“防御计划指导文件”中提出来的。该文件指出，美国的大战略目标是通过防止新的大国崛起来保持美国现有的领导地位。该文件宣称；“必须保持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阻止其发挥更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作用的机制。”
 克林顿政府同样承担着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责任。小布什政府继承了前两届政府的霸权战略。2002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承诺，美国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建立企图“超越或美国相匹敌力量”的军事能力。
 在意识形态上，借用布朗迪斯大学罗伯特•阿兹教授的话说，美国的大战略相当于“现实政治——增益”。按照这种说法、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定义为硬实力与推动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正如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所称，美国的战略“基于独一无二的反映我们价值与国家利益的美国国际主义”
  某些观察家描述这种公式为“自由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大将查尔斯•克劳萨默所标榜的“民主现实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比理想主义更强调实力与进攻。传播民主与经济开放被深植于美国大战略思想之中，因为政策制定者们认为，美国的实力、影响力与安全会在一个拥有“自由市场民主” 的世界中得到加强。
 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坚固地扎根于军事优势与自由的国际主义思想这两个支柱之上。因为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大战略的根本驱动力，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超越了那些与传统权力政治相关的目标。一个强大挑战者的出现威胁到美国控制自身环境的能力，而中国尤其被看成是这样的威胁。因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挑战了美国所要求的：一个与其自由的意识形态兼容而安全的世界。中国的崛起客观威慑着美国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的渗透力。

  平衡与冲突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接触在美国的战略中发挥着作用。但这种接触是与威胁相伴随的。按华盛顿的话来说，美国愿意给予中国融入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机会。五角大楼的文件于是称，美国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但这个责任是北京愿意接受华盛顿定义的稳定的国际秩序。正如布什总统2005年在日本京都所宣称的，中国所承担的责任需要它实现民主政治，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紧密与国际经济挂钩。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确信，在长时间里，只有当北京实行国内政治与经济开放，美国与北京的和平关系才有可能。结果是，美国的目标是要推动中国的转型。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宣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推行民主与经济开放，因为这是国内与国际秩序稳定的最佳基础。”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早在2005年就表示；“保守的社会不能是中国社会的永久特征。”
 美国官员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会采用美国类型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也不会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这事实上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必须准备对这种威胁予以进攻性的回应。美国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布什政府已经公开表示，美国“欢迎一个自信的、和平繁荣的、愿意将自己的增长与发展建立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建设性联系基础上的中国”。同时，华盛顿明确指出，它不会支持中国崛起成为一个竞争性的、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大国。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要禁止北京挑战美国的军力，并警告说：“在寻求先进的军事能力时，中国在延续一条既定的道路。最终，这将阻碍中国自己寻求的崇高国家目标。中国迟早会发现，社会与民主政治是实现国家崇高目标的唯一途径。”
 正如华盛顿看到的，中国还没有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视为威胁自身利益的正当理由。
 2007年10月在中美关系的一次会议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蒂莫西•基廷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明确表述为三个方面。第一，美国会寻求保持其目前在军事上对中国的绝对优势；第二，美国将通过武器销售，以保证在台湾海峡保持军事平衡；第三，美国将不愿意看到台海发生武力冲突。总而言之，美国已决定确保中国不会崛起成为美国的同等竞争者。同时，美国将使自己成为中国实现收复台湾、达成国家统一目标的障碍。

 挑战与遏制

 中国的崛起影响着美国，因为这正是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力量转移”影响。从整个近代国际间国家体制的历史来看，正在上升的国家总会挑战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种挑战通常累积成为战争。尽管国际舆论高谈“和平崛起”，但正在复兴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和平崛起”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外交解释，以期减轻那些对中国日益增长力量感到害怕的国家的担心，并预先防止美国在中国力争赶上美国的危险转折时期对中国采取预防性措施。
 这种形势是否意味着美国与中国正处在一个会在未来 10年或20年间发生战争的冲突过程中呢？想来还不至于。中美之间未来会发生什么，关键要看华盛顿选择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如果美国的大战略是想要保持其目前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地位，中美冲突将难以避免，因为美国的大战略已结合期待以暴力作为保持美国优势的一个工具。
 对一个正在下降的霸权国家来说，通过攻击一个正在崛起的挑战者——“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中”，这样霸权仍可以在军事上保持优势——总是一种战略选择。

 近海平衡战略

 然而，华盛顿也许拥有采取一种大战略的最后机会。这个大战略既可以确保中国力量在东亚地区受到遏制，同时也可以避免与北京发生武装冲突风险。这种战略称之为“近海战略”。这是在美国安全研究领域有影响学者中日益受欢迎的一个概念。根据这个战略，美国应该仅在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向海外部署军事力量。这个战略承认，华盛顿不需要（事实上不能）直接控制全球广大地区，这样可以使美国根据明确的国家利益来确定战略优先次序，并依靠地区国家来维持区域力量平衡。近海平衡的战略思想一方面是要最大限度有效地节省美国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要让那种认为美国力量代表着一种威胁的观念减到最低。
 作为东亚地区一个近海平衡者，美国将采取一系列新的有关中美经济关系、中国的开放政策、防御中国台湾的战略姿态。
 近海平衡战略将要求美国根据战略贸易政策，而不是自由贸易政策来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战略贸易政策寻求削减美国高科技对中国的出口及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个战略还要求美国将当前的贸易政策转变为大规模减少双边贸易赤字的政策。因为这种贸易政策帮助了
中国大国力量的崛起。
 其次，美国应抛弃企图影响中国民主政治的努力。这种政策是一厢情愿的。因为美国缺乏有效促使中国国内转型的影响力量，企图迫使中国民主化的主要后果是给中美关系添乱。
 近海平衡战略还需要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新姿态。台湾地区是一个火药桶。如果美国的政策不能防止大陆与台湾之间摊牌，美国将会因其目前的东亚政策而卷入台海冲突。美国政府在国内会面临强大的主张卷入台海冲突的政治压力。
 尽管这些争论得到了赞成美国霸权的一种国家安全理论的支持，但下注大陆与台湾之间可能的军事冲突，不能简单地说明美国干涉的风险与成本。不论表现得多么理智，那种认为美国应该参战以防止北京用武力实现统一台湾（或对台北单方面宣布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要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一场“预防性”战争的狡辩。

承担责任

 美国近海平衡战略的最后一点应是美国应将其责任转移给亚洲的主要大国，由它们来承担遏制中国的责任。近海平衡战略将依据21世纪变动的多极全球秩序的权力平衡来防止中国称霸东亚。亚洲地区其他主要大国——日本。俄国与印度——比美国有更直接的兴趣阻止中国的崛起。
 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问题不是权力平衡应否出现，而是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应承担平衡权力的重任。由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距中国遥远——一方面受到广阔的太平洋阻隔，另一方面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包括核武器）能力——美国本身具有超脱东亚安全竞争的选择（至少在开始阶段），并促使北京的邻居们承担阻止中国获得该地区领导权的风险与成本。由于美国的海空力量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可以将自己的武力保持在离东亚不远的位置，当该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动摇时，美国将发挥屏障作用。
 毫不奇怪的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的确在许多方面很相似——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潜在的最强大国家，正寻求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坚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作用，甚至要挑战美国目前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姿态尚未直接威胁美国的安全。另一方面，日本，印度与俄国也在担心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它们安全的含义。这些国家应该承担制衡中国力量的责任。
 一种朝向多极世界的早期趋势已在东亚出现——这正是需要美国采取近海平衡战略的前提条件。由于担心美国会在未来的东亚危机中脱身，日本已在构建它的军事能力，甚至暗示正在考虑获得核武器。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受民族主义与在南中国海和东海主权问题上的争论影响（该地区可能储藏有大量能源），中日关系正日趋紧张。
 从近海平衡的战略来看，日本因担心中国而发展军备是一件好事，如果这能使日本再次崛起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大国。但如果日本的军事再崛起是在美日安全同盟的庇护下发生，如果美国仍处在遏制中国力量的前沿，这种情况对美国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亚洲的冲突；而且美国与日本结盟会承受被卷进与中国进行一场与美国战略利益关系不大的战争风险。
 近海平衡战略观点就是要让美国脱离中国近海，不使自己因为对该地区盟友承诺有安全义务而成为一个目标。
 为了在东亚地区保持美国霸权而甘冒与中国进行战争风险的论调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因为美国在该地区当前的主导地位不论怎样都在衰退。美国在东亚地区地位衰退的一个标志是，当中国正在崛起时，美国的经济优势却在日益衰落。中国正在作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崛起。
 当美国被伊拉克、伊朗及所谓的反恐战争缠身时，中国已在利用其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在整个东亚与南亚地区拓展其政治影响力。可以确定的是，东南亚地区大多小国正在逐渐滑向北京的政治势力范围，因为这些国家的繁荣更多地依赖于其同中国更密切的关系。
 美国企图在东亚地区保持地缘政治现状的战略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相冲突的，中国有自己如何安排东亚政治与安全秩序的主张。如果美国把自己位于企图遏制中国的前沿，中美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一一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只会有增无减。通过从在东亚的霸权作用上后退并采取近海平衡战略，美国可以更好地保持自己相对的力量与战略影响。当亚洲地区的大国之间为安全竞争时，美国则可以作壁上观。

 权力的诱惑

 如果美国的战略被传统的对付大国的战略所左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地缘近邻的竞争者与军事能力——中国都不太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美国大战略源自威尔逊的思想。这是为什么美国坚持要在东亚、欧洲与中东地区维持霸权地位的大战略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铁的教训是，那些寻求霸权的大国总是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并被制衡霸权的努力所打败。美国外交政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是，美国霸权的国家命运是个例外。这种相信美国是个例外的信念是错误的。如果华盛顿沉浸在霸权的诱惑之中，那大难就将临头了。
 （《环球视野》摘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