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南开和张伯苓：一项高等教育史的考察

关于大学的定义，中国的学者们最喜欢引用的就是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和梅贻琦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论述，可见当代中国研究大学者所花的工夫还不是特别到位。就像很多知识分子从来不进行自我反思一样，当代的一部分学者也很少对自己置身的大学做一番全面仔细的考察。大学要么是养家糊口的地方，要么是追名逐利的场所，或者，被当作这个浮躁社会的最后一片净土（尽管这种预设常常为无情的现实击垮）。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在当代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我们往往热衷于讨论“哈佛模式”、“芝加哥模式”或者“哥伦比亚模式”等等。就像一百年前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的崇拜一样。面对危机就急于找到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可是当最后中国式的令人失望的民主共和“实现”之后，这部分知识分子们又发现自己受骗了（或者自己欺骗自己？），于是开始攻击政客和那些尚未“教化”的老百姓，俨然以启蒙者自居。其实，在我看来，最应该受到启蒙的，倒是这部分知识分子们自己。今天的大学改革的讨论似乎是这样的闹剧的继续。那样的闹剧具体是指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从西方搬过来一个接一个的概念，然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些概念来改造现实，还自以为得计。其实这些都是涉及到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接下来我会以南开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详细谈谈。

当各种洋模式洋玩意儿铺天盖地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恰恰忘记了就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有益的尝试。而由他们所累积起来的中国本土化经验却往往在今天的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第一点， 为什么选南开？
请允许我先引一段话：“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 “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我们知道，1949以前，中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一提到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大家想到更多的可能是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往往被忽略（当然，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对南开教育的研究也不算太少，但更多的还是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学术性圈子），也许大家唯一记得的和南开有关的人物便是周恩来，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人——张伯苓，而正是这个人，是南开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1894年，一名叫做张伯苓的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目睹了甲午海战中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清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这一历史事件。30年后，也就是南开学校开始迅速发展之际，已是南开大校校长的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我在北洋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人夺去。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那英兵身体魁梧，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看中国人的样儿。但是吾们中国兵则不然。他穿的衣服还不是现在的灰军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这两个兵若是一比较，实有天地的分别。我当时觉得羞耻和痛心，所以我自受这次极大的刺激，直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是很清楚的。我当时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基督教与爱国》，载于《南开周刊》第一卷，1925年）。中国不缺乏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又能将其真正实现的人则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当时的中国认识到教育的紧迫性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白手起家干出一番成功事业的人不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是倾一人之力能够在短短20年内办成国内一流的包括小学、中学、女中和大学部在内的系列学校的，恐怕只有张伯苓一人。这就是放在当代，也是一个奇迹。

今天我们讨论和反思高等教育，可能更多的是以欧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和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作为参照，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谱系或者说“道统”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向也就被这样简单的确立下来。那么今天我的发言，就是要质疑这种“传统”，或者说发现新的“传统”，以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寻得一种新的可能性。“南开”，就是这种质疑和发现的切入点。

第二点，南开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创办之初，南开面临的问题：“一是中国近代教育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二是怎样冲破经院因袭，成为努力适应和服务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大学”。（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用我们当下时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个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而关于南开的发展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高等教育介入此一问题的极佳途径。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对于中西之争，无非是两种态度，一是“与国际接轨”，在今天颇为流行，一是所谓“拿来主义”。“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一种缺乏文化自觉的“阉者的梦呓”，将大学的学术研究当作一种普适的“纯学术”来看待，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拿来主义”是我自己比较赞成的一种态度，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是否要和西方打交道，而在于在打交道的背后，我们是否有自己文明上的自信，并且在这种自信的基础上拿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对西学和中学都一知半解的人更容易去和国际接轨。那么，具体到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我个人以为张伯苓在他所处的情境中是很好的处理了这个中西之争的问题。

何以见得？接下来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轮回教育”的故事。前些天翻阅甘阳先生和李猛先生主编的《中国大学改革之道》，里面谈及了北大03年的教改方案。教改方案里有一个重要的想法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面引进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以提高教学水平特别是研究生的教育水平以更好的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甘阳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的主观目的固然是提高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水平，但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那些有心向学的青年学生在看到“海归派”全面掌控教育资源的同时，自然也会选择出国镀金的道路，延续一直以来的所谓留学运动，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大学全面为西方学术传统所接管和左右，靠外来的输血来维持自身的苟延残喘。如此看来，这种改革无异于一种“自废武功”的行为。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争论，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史特别是南开的历史就会发现，早已有过。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学不光是在学术上简单重复，在怎么办大学的思路上也是简单重复。甚至连我们自身的传统也被遗忘。下面接着讲故事。
1924年，南开出现了一场罢课风暴。熟悉南开的朋友都知道，历史上南开很少发生什么罢课、学潮之类的事情。这次风暴是由一个叫宁恩承的学生点燃了导火索。1924年，《南大周刊》第8期刊登了宁恩承一篇文章，叫做《轮回教育》。在文章中，对南开当时的“西化教育”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南开的教师们“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不管它是是非非，就A、B、C、D的念下去。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学生们因为他是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受他唬。至于英文糟的留学生，也勉强说英文，老说那in the first place，however，therefore，一天到晚老是这一套，真令人作三日呕。他们唯一的武器，他们唯一的饭碗，就是Notes和 Solution。一个人曾和我说，他的教员有一个大本。这大本就是他的武器。假如若有人将他这大本偷去，他必放声大哭，收拾行李不干了”。于是乎，受这帮海归派影响的学生又出国留学，回来后又将在西方大学听课的Notebooks 带回来作为上课的讲义，以传授给下一拨的学生，再让他们继续出国留洋，归国任教，正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自然，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教育的初创阶段，学习西方的经验是必须的阶段，包括美国当年不也有所谓留学德国的运动么？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留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一开始这个目的还很明确，那么，很有可能在后来的日子中会将这个最初的目标淡忘，从而，陷入一种“为留学而留学”的死结，出现一种新的“留学意识形态”。阻止中国学术本土化的真正生成。最终，为社会服务也就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当然，因为这篇文章攻击是是势力强大的“海归派”（他们当时在南开教师中的比例达70%以上），且出自一小青年之手，颇多夸张激愤之辞，因此引起了海龟派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的严重对立，既而酿成南开历史上少有的罢课风潮。那么，张伯苓是如何化解这次危机的呢？一个字：走。去哪儿？北京。（由此可见：张也是一性情中人）当然，对于其的出走，南开的官方解释是：因为当时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在气头上，校长的任何表态都会被认为有所偏颇，只有等大家气消了，才可以平心静气的来讨论问题。1925年初，张伯苓回到了南开，重新主持校园日常工作，并开始反省自己之前的教育思路（即从学日本再到学美国的学习思路）：“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数人余唾矣”。（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其中“小贩经商，行买行卖”的说法真是极其形象和传神，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和改革还未逃离出这个模式。几个月后，他开始推行对南开的发展非常关键的一次时间跨度颇长的改革。一直到1928年，经过几年的成熟思考，他推出了非常重要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

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张伯苓说，“外人之法能资吾人之借镜，不能当吾人之模范。革新运动必须‘土货’化，而后能有充分之贡献……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译本，最优者亦不过参合数洋文书而编辑之土造洋货。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就社会科学论之，此中弊端，可不言而知。社会科学，根本必以其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行故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主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自然科学稍异，然亦不能谓洋货均能适用，更不宜谓中国应永久仰给于洋货……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最后一句话其实相当重要。今天我们谈学术独立，一般是将其与高校行政化联系在一起，依我之见，我们谈学术独立，还应包含一层意思，那就是如何应对西方学术的强势？如何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才是维系中国大学的生命之所在。有人会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谁不能讲，但是能将自己说出的理念落实则非易事。的确如此。那么，张伯苓是否实现了他给南开设定的目标呢？我们以事实来说话。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这里仅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例。这是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开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私立机构。经济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何廉，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研究，不仅要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的经济组织，尤其贵在洞彻本国的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的经济实况，融会贯通”，基于此，南开经济研究所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价格指数研究”在中国乃是开创性的研究。南开从那时奠定的“实用”风格促使其经济学和化学等学科一直在全国的大学中具有前列，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1929年，张伯苓再次去欧美各国考察教育。这次考察的思路和以往有所不同，以往的考察重点在于关注欧美国家的教育方式，而这次考察的重点则在于把教育和欧美的社会的大背景联系起来。他认为：“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南开双周》，第4卷，第2、3期）至此，我们的可以说，南开的办学思路已经日趋成熟。
刚才提到了中西之争，那么，还有一个古今之争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个人以为，张伯苓以他的方式将这个问题已经加以解决了，那就是将古今之争融入了中西之争中并最终将其消解。一句话，就是借鉴西方教育模式同时致力于中国现实的研究。关注现实，从而抛弃传统的经院因袭的学问之道。当然对他的解决方式之评价是见仁见智的。比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上张伯苓时代的南开是没有中文系的。“南开大学有文科而无中文系”在当时甚至成了一部分人的笑谈，他们说张伯苓没有一点文化底蕴，比较适合做职业学校的校长而不是大学校长。在我看来，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知道，私立大学不比国立大学，追求大而全，从一开始，它的目标就在于小而精，原因很简单，办学经费有限，只能首先发展一些能迅速服务于社会的学科，不要忘了，张伯苓当时办学的目的是救国，而当时日本人在天津海光寺的兵营就在南开的校园附近，在那样的情境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会有人反驳说，从长远来看，这样是不行的，在此我就只能借用凯恩斯的一句俏皮话来回应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从南开的经验来讲，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具体来说就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用张伯苓的话来说，就是如何从“洋化”转向“土货化”。关键在于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在支撑着所谓的“本土化”。那么，张伯苓和南开的理念应该说就很简单：那就是“教育救国”，也许在当代“思想家”们看来这多少有些粗鄙，简直太实际了，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但恰恰是这个简单“教育救国”的理念能使张白手起家创办了南开，又在“轮回教育”风波后迅速改变南开的发展策略，最终走向所谓“土货化”。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二点， 何为大学校长？
客观一点来讲，张伯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对抽象高妙的道理思考确实不多。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看问题太“深刻”，缺点也正在此。因其深刻，便难于行动，最终流于肤浅。作为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一生的心血都在办教育上面。后来他曾短暂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不过按照他的观点，那简直是“误入歧途”，是他人生的一大败笔。这也可以由49年后他并未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作为一个旁证，原因很简单，他的事业在南开而不是在政界。
我以为今天我讨论高校的改革不可不关注那些专注于教育事业的校长的作用。大学者，不光要有高深的学问和大师，还要有独具眼光的能把握时代脉搏、开风气之先的校长。这一点，对反思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尤为重要。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大学校长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可以主宰一个大学的命运？自然，这也与今天的书写历史者有意无意的夸张和凸显有关，但综观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段历史几乎就是以几个校长的名字作为里程碑的。比如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以及南开的张伯苓和浙大的竺可桢等。如果说，作为国立大学，蔡、蒋、梅、竺等人尚有国家的财力作为支撑和后盾，那么，作为私立的南开，则完全是白手起家。初期张还能得到严修等的大力襄助，但之后的南开发展，则几乎是靠张一人之力。不管是筹钱还是聘请教授。这非但没有成为南开发展的制约因素，反而正是在这样的窘境中，南开创办不到20年就成了国内一流的高校。

我以为张伯苓的长处就在于他能够把捉办教育做管理的关键，其一即资源的利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看怎样运用。其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在管理工作的背后，投射出一种精神和人格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管理才能得到教授和学生的认同并展开。也许有人说我们应该制度化应该怎么怎么样，过分强调校长的魅力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这些言论都是书生之见，陷入抽象的概念中不能自拔却反而妄图以这些抽象的概念来改造现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一再的边缘化之后，他们的最后依靠就是玩这些抽象的概念。而忘了在这些抽象的概念背后，是现实的生活，只有直面现实，知识分子才能走出自身的迷梦，进而真正在大学改革中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私立的大学办成一个赚钱的机构，作为私立南开学校校长的他，几乎没有什么存款。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始终有一个理念，即“教育救国”。反观今天的很多大学，其目标竟然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让人觉得颇为可笑。作为一所有抱负的大学，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混个座次，我不太明白排第一和排第一百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一所大学若不能给她的学生提供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力量，那她永远不能成为一流的学校，她在学生的眼里就是一个具有可替代性的工具，学术可以交流，而精神和思想却必定是自身培养起来的传统。这种培养的过程必须是采用传统的“言传身教”的方式，而不是抽象的说教和宣传。举个例子。有一次在学校张发现一个学生吸烟很厉害，于是将其叫到校长办公室训诫，该学生反驳他，说校长你为什么只要求我们不吸烟自己却吸烟呢？于是，张当即将他自己的烟袋撅为两段，从此，戒了多年抽烟的习惯。还有一个例子。1990年，张学良重获自由身，他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当被问及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时，张学良几乎是脱口而出：张伯苓。为什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他年青对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陷入失望之时，是张伯苓在东北的一次演讲使他重新看到了希望，在那次演讲中，张伯苓说："中国不亡，吾辈在"，"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很简单的话，但是从张伯苓的嘴里说出来，为什么感觉不一样？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自己所讲（南开学校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不仅仅是耍嘴皮子，即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在今日中国大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不知现在的人们还会不会感叹“世间已无张伯苓”。

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

（钟城 北京大学政府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文章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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