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袁文才、王佐之死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周恩来与袁文才、王佐之死　　

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错误地杀害袁文才、王佐，导致井冈山根据地的完全丧失，红军无家可归，再也上不了井冈山，这一损失是巨大的，毛泽东不得不率领红军另行开辟根据地。中国革命进程是那么的坚苦卓绝、是那么的波澜壮阔，孕育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可是在那么多的著名将领乃至将军中，没有一个人是井冈山籍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袁文才、王佐之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是一件令人非常惋惜、非常遗憾的事情。　　

在这一事件中，中央派员彭清泉、红5军领导人彭德怀、永新县委王怀、宁冈县委龙超清、湘赣边特委领导人扬克敏、朱昌偕等人，毫无疑问地应负重要的责任。　　

但是，这一事件的源头，在于中共六大的《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在于“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的政策。这种典型过河拆桥的政策，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俘虏还应该优待，反戈一击还有功嘛，何况是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大功的袁文才和王佐二人呢。就是这个错误的政策，最终导致了袁文才、王佐被无辜杀害。我们不禁要问，是参加中共六大的哪一位成员倡导或提议或参与制订的这一条款？详细过程如何？为什么至今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此事？彭清泉为什么态度如此坚决？何人派他来的？临行前何人与他谈的话？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主持军委工作，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对袁文才、王佐之死，是不是也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确凿无疑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和中共早期领导人》：　　

党的六大于　1928年6月18日　至　7月11日　在莫斯科举行，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李立三率领广东代表团出席，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和文件起草工作。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他正在坚苦卓绝的条件下创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党的六大上，毛泽东和李立三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务委员。……　　

六届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是向忠发。　　

1928年9月，李立三和向忠发、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先期从莫斯科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那时，李立三化名“萧柏山”，租了一栋房子，以古董商身份为掩护，在极端秘密状态下开始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六大以后，周恩来在莫斯科办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苏兆征是第二年1月回国的，2月病逝上海。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他回到上海不久，因顺直省委所犯错误牵涉到他，被解除了职务。1928年11月，李立三接替了蔡和森，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还有一位政治局常委项英，主要负责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所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井冈山上确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两人各领一支人马。一支在山腰下，一支在山顶上，遥相呼应，靠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势，占山为王。毛泽东提出要和他们搞统一战线，结盟山大王。　　

……　　

毛泽东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很好，不是被国民党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也有的自相残杀。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实胜读十年书。”　　

……　　

毛泽东对何长工说：你这个“长工”当得不错嘛，还要继续当下去，抓紧对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尤其是做好王佐的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1928年4月，王佐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　　

袁文才是共产党员，不能杀；王佐经过改造入了党，也不能杀。他们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毛泽东谆谆告诫当地军政领导人。但是，当毛泽东离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成功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我们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人心归向，军民空前团结，造成了很好的政治影响。由这两支队伍升编的第2团和以后改编的第32团，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改造旧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此以后，我们对大批国民党军队及其俘虏所进行的改造工作，便成为我军发展壮大的途径之一，这显示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巨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然而，后来这支升编队伍的军事领袖袁文才和王佐，都在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地区后，惨遭杀害。这其中随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那深刻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前已提到早在1927年10月的古城会议上，就有人视袁、王为土匪武装，主张武力吞并。当时毛泽东以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据理说服了他们，并对袁、王采取了改造的正确政策。但是表示异议者并未真心接受这一主张。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这个决议案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显然是不符和有些地方实际情况的。　　

1929年初，在红四军前委讨论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永新县委的王怀和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人，杀气腾腾地站了起来，他们说道：现在看来，杀掉袁文才、王佐完全符合中央的政策。这些人明明知道毛泽东对袁、王的政策和态度，此时显然是在借用中央的精神要压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面指示关于六大决议案这一规定暂不让袁、王知道；同时，再一次耐心地做当地领导人的工作。毛泽东用力地摆动夹着纸烟的大手，坚定而镇定地说道：我请几位坐下来，静下来，要杀人吗，很简单，你手里有刀，有枪，砍掉脑壳或者用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毛泽东问道：你们以为杀掉人就能了事吗？没那么简单！后果和责任，我们必须要想到。六大决议案是中央的，你说的没有错，你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理解和执行六大决议案对土匪首领一概加以歼除的政策。王怀等人睁大眼睛，一时讲不出什么话来。　　

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召开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凡事都要作具体分析，对袁、王也要作具体分析。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与豪绅对立，现在经过改造，入了党，并且拥护和支持了我们，帮助我们按了家，红军医院、修械处等不都设在茨坪王佐这里吗？因此，王佐也不能杀。总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红军领导人，都不能杀！经过毛泽东多次做工作，会议决定，不杀袁、王，同时将他们二人调开。袁文才该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32团与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以缓和袁、王与永新、宁冈等地方负责人的矛盾。　　

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王佐和他领导的32团，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由于他谙熟井冈山的地理民情，多次陪同彭德怀到红五军阵地视察。对工事构成、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作了大量的工作，受到红五军指战员的好评。在红五军撤离井冈山后，王佐不埋怨，不怯懦，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顽强地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1929年5 月，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当彭德怀了解到王佐的表现时，连声称好，并由他提议经边区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的部队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不久，在红五军挺进粤北开展游击活动时，王佐主动提出前往，在多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　　

在王佐率部出生入死与敌人英勇作战的时候，永新、宁冈县委与边界特委负责人扬克敏等，已经埋下杀机，并且在积极策划中。　　

1929年2月，扬克敏（既扬开明）在给尚在上海的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中称：袁、王二人非常狡猾，且颇具能力。提出：加速谋划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1929年边界特委在《湘赣边工作报告》中，对土匪（即袁、王）问题已定三策：调开为上策；敷衍图安为中策；照六中全会解决为下策。报告提出执行下策。　　

是年五月间，袁文才私自离队跑回边界[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六大《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以“衬衫”文件的形式来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决定，一面暂不让袁、王二人知道，一面抓紧做袁、王对立面的工作，但是有人犯自由主义，将文件的内容透露给袁文才，于是袁文才擅自离开赣南]，边界特委在一边界情况的报告中急呼：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王在袁的影响下，与我们的关系也日益恶化。这时边界土籍的某些领导人已经看好，这是斩决袁、王的好时机。　　

再边界特委的再三呼报中，1929年下半年，中央派员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大员态度鲜明，表示：按六大决议精神处理袁、王。这便火借风势火更高，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1930年1月于遂川田圩召开的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的联席会议上，正式作出以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袁文才似乎已经嗅出一些气味来。一天，他在宁冈东南特区大陇龙王陂，跟特区陈次谋、朱斯安等人下棋时，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令调我们到吉安去。陈次谋马上说：“袁猴”（袁文才的诨号），你去大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袁文才并不理睬，心事重重地继续说道：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但是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呀！说着，袁文才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打开书页，指着其中的一行说：这书里有句话，叫作“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了。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王佐准备去吉安时，奉命带领部队来到永新县城，参加边界特委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大罪状，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依据事实，一一进行驳斥，搞得巡视员哑口无言。彭巡视恼羞成怒，将勃郎宁手枪“叭”地一声拍在桌子，质问道：你到底有没有错误？袁文才回答说：我是有错误，但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这时，性情豪爽、粗狂的王佐气愤不过，也把他的驳壳枪摔在桌子上，与彭清泉公开对峙起来。顿时，剑拔弩张，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会议间隙，王佐私下拉着袁文才的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仍然笃信中央的毛委员，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并指责王佐是牛眼看人，把人看的禾桶般大，吓破了胆子。王佐反驳袁文才是鹅眼看人，把人看得太小，刀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是在受死！袁文才哪里知道，此事，边界特委负责人完全避开了毛泽东，调他俩来永新，本是设下的圈套。正如王佐所说，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了。　　

　2月4日　深夜，天气阴冷，月黑风急。在恐怖的夜幕中，红5军第4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赤卫队一部，暗藏杀机，迅速将在永新城内等候改编为红6军第3纵队的袁、王部队包围缴械。熟睡中的袁文才来不及动作，便被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闻讯逃出东门，在渡河时，溺水而死……　　

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等率领残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支当年与反动政府对抗、不曾反对过我们的部队，公开打起白旗，与我拼死相战，井冈山根据地从此丧失。多年来，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一直梦想而不能做到的事，一夜之间，便由我们自己队伍中一些人帮助他们实现了。导致这场重大损失的悲剧，其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1949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市任卫戍司令时，派军舰送陈正人、陈奇涵二人去江西赴任，在谈到袁、王被杀的问题时，陈正人沉痛地说道：毛主席始终认为，这两个人被错杀了！此后，我曾对许多人讲过：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左”倾思想杂以个人恩怨和狭隘的私利，对自己人刀戈相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的悲剧，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些血的教训。　　

毛秉华著《天下第一山》：　　

王佐是做裁缝出身的，没有文化，但性格很暴躁，越说火气就越大。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双方都把手枪摆在桌面上，弄的不好就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为了缓和一下僵局，朱昌偕宣布休会，并杀猪宰羊，大白酒席，款待袁、王部队。朱昌偕他们频频举杯向袁、王敬酒，摆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鸿门宴”。　　

袁、王喝醉了，安睡了。朱昌偕和王怀等连夜赶路50多华里，到红五军驻地安福县的湖州村去找彭德怀。当时彭德怀的部队正在那里集训，准备攻打安福县城。　　

“彭军长，袁文才、王佐逼着特委作出决定，要将边界各县的武装归他们指挥。请你赶紧派部队解围呀！”　　

彭德怀对朱昌偕反映的情况有点怀疑：“不久前，我从赣南回来后，他们跟着我游击湘南粤北都表现的很好嘛，怎么现在就变怀了呢？”　　

朱昌偕说：“他们把枪都摆在桌面上了，你要是不派部队去解围，特委就有被他们吞没的危险。”　　

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是主力红军，可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特委要求你派部队解围还能不管吗？[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党指挥枪的原则没有错，哪一级的党、哪一级党的什么人能够指挥枪，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彭德怀的红五军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小人物持怀疑态度。]彭德怀派了两个大队给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两个连。可彭德怀再三交代，你们只能把袁、王抓起来谈判，不能动枪。[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按毛秉华的观点，既然彭德怀的第五军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彭德怀怎么能“再三交代”特委？下级如何能“再三交代”上级？如果彭德怀能够“再三交代”，那么地方党委就不能领导红五军。]他们那里会听你的呢？有中央代表撑腰，又有两个连的正规部队在身边，他们显得更狂热了。他们连夜离开彭德怀，赶回永新县城。　　

天还没亮，红五军的部队便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的驻地。这时，朱昌偕率先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用手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住在另外一栋房子里，听到枪响，知道不妙，带领几个干部战士爬起来就跑。走到城南，发现禾川河的浮桥以被拆除。南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运，几乎每个县城旁边都有一条河。不经过这条禾川河是回不了井冈山的。为了脱险，他们只好涉水渡江[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似乎应为渡河，前面刚说过此河名为禾川河]。王佐和他的队伍只有爬山的本领，没有游泳的技术，结果他们都被打死或被淹死在河里。就这样，为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两位红军将领，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战友的枪口之下。[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如果彭德怀的“再三交代”对特委不起作用还可说得通，那么为什么对他派去的两个大队也不起作用呢？]　　

……　　

当时彭德怀听了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就表示怀疑，为了尊重地方党的领导，[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秉华在前面写到：“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是主力红军，可也得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特委要求你派部队解围还能不管吗？”在此处，毛秉华却又如此写：“彭德怀听了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只答应派部队把袁、王抓起来谈判，并没有杀害他们的意图。这说明彭德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但是，面对土客籍的复杂矛盾，彭德怀不做深入调查就答应边界特委的无理要求，派兵参与解决袁、王问题，这也是不妥当的。因此，袁、王被杀，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正如他自己在《往事回忆》一文中所写的：“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于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贺子珍的路》:　　

(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向远在赣南的毛泽东报告了袁、王被害事件的经过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十分关心井冈山人民，时刻惦记着那些为革命应用献身的先烈们和他们的遗孤，始终不忘那些在井冈山浴血奋战过的革命先辈们。他说：“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在党、正、军领导岗位上的同志，如朱德、罗荣桓（1963年病逝）、陈毅、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曾志、彭儒、贺子珍等。”他还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接见了在山上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亲属，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在会见袁文才、王佐两烈士遗孀时[小人物：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毛泽东心情特别激动。他紧握着两位老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两位老人满含热泪，深情地望着身边这位人民领袖，感激地说：“想不到您老人家还惦记着我们。”毛泽东和她俩促细而坐，询问她俩的近况，并祝她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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