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锅饭”，我曾幼稚地呼吁

为了“大锅饭”，我曾幼稚地呼吁

网易的博客在关闭一段时间后在去年200年8月份又恢复了，然后我就在上面试着写一些东西。几个月前，我比现在还幼稚。

在去年暑假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琢磨“大锅饭”这个话题。琢磨“大锅饭”是因为看到网上发表了第一个做了欧美国家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先生谈到中国大学的问题时说道中国高校里“大锅饭”现象严重。

说实在的，读小学、中学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对“大锅饭”的批判可谓时铺天盖地。报纸杂志上有很多；在学校里，老师们也给似懂非懂的孩子们讲“大锅饭”的坏处。自己参加了工作几年之后，全国就开始盛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什么股份制啊，什么全员劳动合同制啊，还有末位淘汰等等。那时就开始感觉，所有的名堂都是当官的威胁小老百姓。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会攀关系，不会花言巧语，但是自我感觉做事还是非常认真的，也是任劳任怨的。在大喊“打破铁饭碗”和“打破大锅饭”的日子里，也是很恐惧的，生怕被领导给末位淘汰了。

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高校工作，然后感觉到跟以前也都一样，人际关系也是重中之重。不与领导搞好关系，不会在领导面前花言巧语，你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一看到杨先生对“大锅饭”的批评，再联系到实际，就很有些反感。在高校里，老师们争课题，凑论文，评职称，各显神通。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名头不同，即使干同样的工作也不一样的待遇。这是“吃大锅饭”吗？当然，反思“打破大锅饭”问题不仅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状况的。

几个月前，幼稚的我还认为“大锅饭”可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国庆节那几天写了出来也没敢发。后来，在网易博客上发了出来，也没有多少关注，自己虚惊一场。

下面这一段就是我当时写的。看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的有关文章后，我就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幼稚。

在此，我把它发出来想告诉大家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我想说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照亮了我的思想。我也想说我这样的人更信毛主席的路，更想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做为一个高校的老师，我感到这样的社会现实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提高了，不担心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住不起房，上不起学......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好。光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有提高,国家是不会有稳定的基础了。。。。。。。

 “打破大锅饭”：一个误导中华民族的词语

说起大锅饭，我就想起记忆中的那口大锅。那是在七十年代末，生产队里有活需要“赶时间”时，还会吃大锅饭的。那口锅直径足有一米半多，很大很大。做饭的人经常是用它蒸窝窝头，也用它煮地瓜和玉米糊涂。我的印象中，吃饭时，人们自己弄一些咸菜带去，然后大家都吃一样的饭。

说到大锅饭，也不能不提一提我们的传统。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多子多福。在以前要是某对夫妻生有五男二女，那可是天大的好命，老年时会有很大福气的。如果家里面有几个男儿，最小的儿子不能成家立业之前，大家是不会分开过日子的，这时大家就要在一起吃饭。一个目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把每个男儿的家置办起来。多年之后，说到某事时，兄弟妯娌抑或小字辈们会说“XX时候我们还在一个锅里轮勺子呢”，意思是很亲近，关系非同一般。至于大户人家，那可是四世同堂。一大满家子人在一起吃饭用餐更是威风有派。

然而，今天，一听到“打破大锅饭”，无名小卒的我是反感的，并且不高兴，不舒服，不开心。

我们想一想， “打破大锅饭”不也一个很信誓旦旦，被喊滥了的口号吗? 在大喊“打破大锅饭”时，有谁想过这些问题：

1．我们有没有资格吃“大锅饭”？

2．我们到底有没有吃过“大锅饭”？

3．谁有资格说我们可以不吃“大锅饭”？

我们有没有资格吃“大锅饭”？

首先让我们看看别人的做法吧。北欧诸国是著名的福利国家；在英国生活过的人发现，大学教授和管子工的收入没有多大差别；在美国，人们可获得各种各样的保障、补贴或救济，而其理由不再是最低生活保障。日本人的收入随年龄而增加：假如二十岁能月入二十万日元，三十岁就能月入三十万日元，依次类推。这样看来，他们不也是在“吃大锅饭”吗？难道他们就落后和不发达吗？都说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难道我们不应在“吃大锅饭”方面向人家学习吗？

我们到底有没有吃“大锅饭”？

“大锅饭”这种说法很可能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我想，那时的人们肯定不会有多少人对其像今天的人们这样深恶痛绝的。 没有“大跃进”之前，人们在家里自己吃自己的，吃得好坏，还有每个人的吃相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大家在一起都吃一样的东西，说不定有别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么多人在一起就餐，场面是不是非常热烈而壮观？就像今天的人偶尔到饭店去聚餐，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也别有情趣？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像我，是不会有什么感受的。后来，人们不再吃大锅饭了，就如吃馆子吃腻了，又回家自己做着吃一样。

有人会说，此“大锅饭”不是彼“大锅饭”。“吃大锅饭”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指“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然而，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各行各业的人，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干与干一样吗？是每个公民都吃一样的饭菜和享受一样的待遇吗？历史告诉我们，事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工人和国家干部的收入也不是人人都一样的：工人分技术等级，干部分级别高低，大中专毕业生一毕业就处于不同的起点，大专生的工资高于中专生的，本科毕业生的工资高于大专毕业生的。在农村，东村和西村的生活水平都不一样，一个村内，生产队之间的收入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还有所谓余粮户和缺粮户之分。又有人会说，假如人人都一样，那是搞“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多大程度上的平均叫“绝对平均主义”也没有人真能说得清。这样的事情，你可能说共产党新中国也没有做到均贫富，你也可能说至少在最基本的经济利益上我们从来就没有做到平均和平等过。让人费解的是，后来的人把它叫做“吃大锅饭”，是搞平均主义。

现在谈到政府部门和各类事业部门的深层改革不彻底，困难重重时，还有不少人“一针见血”地说根源在“大锅饭”。那再看看我们吃的“大锅饭”吧。各级部门和各级事业单位里，都是论资排辈。官衔高的比低的收入高，职称高的比低的收入高。比如在大学里，教授的收入很多情况下是助教或讲师的两三倍或更高。难道这是吃“大锅饭”，是搞平均主义吗？

    与其说我们在吃“大锅饭”，还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平等过。

谁有资格说我们可以不吃“大锅饭”？

首先是领导。在以前时，挨过饿受过穷的人可能感觉曾经有劲使不上，对所谓的“吃大锅饭”的收分配方式非常憎恶，但真正有资格不让大家吃“大锅饭”的无疑是那些领导人。领导是无后顾之忧的，而普通百姓就不可与之比了。在单位，干得多或是好需要领导认可，领导的喜怒哀乐能决定某人的饭碗是否能端住。

再者就是在技术或学术上都比别人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他们会说可以不吃“大锅饭”。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的本事大，就应该比那些“懒汉”、“无知”和没本事的人得到的更多，生活得更好。

总之，在此问题上，是领导人士和所谓社会“精英”把持了话语权。出了力不一定能挣上饭吃或者想出卖劳力而不一定卖出去的人恐怕没有人说可以不吃“大锅饭”了。

“大锅饭”的说法是怎样伤害和误导我们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生产的粮食多起来，工业生产也迅速得到发展。许多人不再挨饿，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民开始欢欣鼓舞起来。那时，“大锅饭”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词，它所代表的事物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是受到批判的。一说 “大锅饭”，老师会给学生讲，在以前的工厂里，工人们带着酒瓶，带着扑克上班；在以前的农村里，农民们同一个时间上工，同一个时间里放工，有的还迟到早退。如今好了，不论工人农民，都是多劳多得。工人计件；农民们信的是你糊弄地，地糊弄你。老师们还用大家庭和小家庭的比较把事情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就很快接受他们的解释。这个时期，人们对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是那么的后悔，那么憎恨，连中小学生都知道“吃大锅饭”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结果， “大锅饭”成了恶魔，我们贫穷都是因为吃“大锅饭”。

曾几何时，全社会轰轰烈烈地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人们开始双向选择，结果是工人开始下岗。不少领导动辄就威胁说要砸某某人的饭碗。后来又有人提出了“末位淘汰”。不论什么原因，你只要是最后一名，你就要被淘汰。“打破大锅饭”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打破“大锅饭”打得底层人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个口号给我们这个民族，给我们底层人民带来的伤害，带来心理上的创伤谁也没有提及过，也没人关注和研究过。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而这些问题也不再是只要人民出力干事就能解决的了。“打破大锅饭”的声音也逐渐微弱了。这时，我们本应该反省一下这个口号。它很响亮，很顺口，但是不是喊错了。然而到现在它并未绝于耳，还有一些有志之士不时会发出“要彻底打破大锅饭”的声音，掷地有声。

 “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把它翻译成英语时，就是“big communal pot”（大公社的锅）；吃“大锅饭”是“eat from one and the same pot； get equal pay regardless of the work done”（从同一口锅里盛饭吃；不管干多少工作，都获得相同的报酬）。这不是惯性思维又是什么？当“平均主义”讲时，它无疑是一个比喻。然而，我们更认为它是引导我们进行思维的一个隐喻。“隐喻”（metaphor）研究表明比喻不仅仅是“A像B”或“A是（成了）B”等等这样的语言使用现象，它更是人们惯常使用的思维方式。人们有时会按服务时间长短来收费：一小时50元，两小时就100元。这是因为人们已形成了“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概念。“时间就是金钱”是一个隐喻，并且是一个根隐喻（或叫基本隐喻）。“大锅饭”也是一个隐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这个隐喻是喊出来的，是见风就是雨的，是让人误入其途的。“大锅饭”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呢？

打破“大锅饭”思维是“斗争”思维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号召被压迫阶级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我们的毛主席也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哪里在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斗争”的哲学，为不少现代新新文人学者及年轻人所诟病。

然而，在喊“打破大锅饭”时，人们信奉的不也是“斗争”哲学吗？因为“大锅饭”是导致人们贫穷的原因，它是令人憎恨的，所以不能要它。不但不能要它，还要把“锅”和“碗”彻底打碎，才能解心头之恨。这不是“斗争”的思维又是什么？“大锅饭”有没有被打破，看看那些毫无保障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就知道了。你可以把它称为社会转型期人们必须要承受的阵痛。它是被打破“大锅饭”打出来的，这是勿庸置疑的。

打破“大锅饭”思维是“有罪推定”思维

在没有证据证明某人犯了罪之前，法院应该认定他是无罪的，这叫做“无罪推定”；“有罪推定”则相反。在“大锅饭”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无疑是“有罪推定”。“打破大锅饭”的思维认定所有的中国人，或全世界人的本性都是懒惰的。在不进行刺激或威胁的情况下，人人都是不愿劳动的。在舆论的强化下，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那就是如果不打破“大锅饭”，就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一个理想和期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多少贫苦劳动大众充满了希望。他们期望过上幸福的日子，人人平等，不再受剥削压迫。新建立的人民的国家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力量。有人们经常说那时生产如何停滞，人民生活多么艰难，但许多人忘不了在农村，不论大人还是孩子，有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去村里的卫生所拿药看病是不需要花钱的，小孩子的卫生防疫也是免费的。工人和干部的公费医疗水平更高一些。诚然，以前那些药非常便宜的，生病死人也是常有的事情。但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平等的感受，觉得国家和政府是依靠。新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所做出的成就，举世注目，连一些外国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高喊“打破大锅饭”声音中，所有这些都成为历史。直到今天，即使是一元两元的儿童防疫也不是免费的。改革以前的医疗保健水平是非常低，但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广大的农民没有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是事实。一件事情刚开了个头，就煞了尾。我们不能说，“打破大锅饭”让中国人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征途上偏离了方向，到头来不得不补这一课。今天政府在努力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是追求公平正义理想的回归。然而，时至今日，各种力量还在博羿，还在斤斤计较，致使许多保障制度还没建立起来。一天没有保障，我们就一日不能稳定和和谐。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喊“打破大锅饭”和“末位淘汰”，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吗？能不让人反感和厌恶吗？

富人有富人的生活，穷人有穷人的日子，朴实的中国人民不会期望一开始就建立起欧美式的各种保障体系。但是，让人民得到保障，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保障，对我们这个政府来说无疑会是最聪明最重要的投资。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让人民，特别是处于底层的广大工人和农民早日得到基本保障，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让人稍稍欣慰的是，几年之前，在农村地区开始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一个农民自己出10元，当地政府出10元，国家财政出10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它在实行过程中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保障水平也有限，但是让人民期望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它不是简单的几十元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能让广大的农民感受到国家还没忘记他们，还在关心他们。说实在的，听说农村老家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姊妹参加了合作医疗，让我们这样在外工作的人也感到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能让每个守法公民得到政府的保障，人们对“国家的人民”、“人民的国家”和“人民国家”这些概念肯定会统一起来的，向来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思想的人民肯定会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的，人民对国家的依靠感也会越来越深的。

我们有一种理想或期望，那就是能让每个守法公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按月从国家政府得到一定数目的生活费用，能吃国家的“大锅饭”。为什么会这样设想呢？我们还有2000多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还有大量的下岗工人生活有困难。假如，每个人或每个没有收入的都能按月无条件地得到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那些人不就解决这一困难了吗？也许有人说那得需要很多钱，国家能承受吗？转变思想，拿出真心肯定能行。我们的GDP数目已经很大，并且也有许多人说什么“中国人的钱太多了”。把税收制度进行规范，并且把它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肯定能行。读大学时学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人写于七十年代，他说失业了，但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让他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美国人能享受到各种补助和保障已不是什么秘密。这种事情人家能解决，我们肯定也能解决。只要心中有百姓，有劳动大众，就是采取了激进的措施，也翻不了天。真正为百姓着想，为最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着相，让他们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比造多少航空母舰都更具现实意义。

保障体系有利社会于和谐

市场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竞争，竞争就是优胜劣汰。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就负起应负的责任，让人民得到保障，以减轻人民在社会竞争中遭受的伤害。国家不仅是富人的国家，作为女性的“她”也是穷人的国家，她应是所有国人的母亲。不论哪个孩子，受伤以后，她都应是孩子舔嗜伤口的港湾。在今天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劳动者无疑是弱势群体。我们的各级工会组织与国外的不同，对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没有工作的人也是没有工会的。在国家能给每个人以基本的保障的情况下，劳动者能感到没有工作也不会发生生活困难时，他们在求职过程中肯定能提高自己的砝码，用人单位也就不会那样挑肥捡瘦、盛气凌人和搞各种各样的歧视了。

同样，在得到国家保障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上大学交学费，毕业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想让他们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据说，美国孩子在上大学期间是受到补贴的。即使我们不能做到给年轻学子以上大学的补贴，或者不能回到过去免费上大学时代，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定的生活保障无疑能减轻那些困难和低收入家庭的在教育方面的负担。一方面，这样能减少群众的怨言，让社会更加和谐；另一方面，也能让更多的学生在校期间安心学习。在交高昂学费和就业困难的情况下，许多学生在校不能安心学习，大学很难提高教育质量。许多学生毕业后或盲目闯荡，或者盲目地去挤考研或公务员独木桥。假如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学生不会再感到“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以比较从容不迫地求职，以获得比较合自己心意的工作。或者能帮助他们比较理性地安排自己的未来。这样也很可能减少那么多人不论兴趣和能力，都往事业单位里挤的现象。

人人都能得到保障，也能对扼制腐败起到帮助。大家都明白，在当今，在进入政府部门当上公务员或进入其他有权力和事业单位后，许多人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求私利，为了蝇头小利都不择手段。导致腐败愈演愈烈，难以扼制。在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失灵的时代，有了健全的保障，人们的思想肯定会向积极和方向发展，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认识也会越来越理智。有了健全的保障和规范完善的制约机制，腐败肯定会越来越少的。

最后的话

愚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社会政治之类。这里仅从语义理解方面谈一点体会或认识。说到“大锅饭”，愚人想到了昔日的大锅，也想到了我们的民族传统，更想到了人们追求的以“人人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公平正义的人生价值观。把“大锅饭”只与 “平均主义”挂钩，是一种话语霸权，是很误导人的，虽已久矣。